第二节 稷下学宫与诸子学术的交融

研究与齐文化相关的任何问题，都会涉及堪称史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的稷下学宫；再扩展一些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方学术发展史等，也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它，有的学人甚至将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情况足以说明，稷下学宫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 稷下学宫的设立主要是出于田齐政权的政治需要

关于稷下学宫设立的原因、目的以及设立年代的考证，众多研究者各有建树，用功之勤、资料之繁、剖析之明，使人受益匪浅、令人感佩。概括起来看，设立学宫的原因不外是齐国尊贤重士的优良传统和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些判断大略可以从以下史料中得出，这些史料包括：《国语·齐语》《史记》（姜、田世家）、《吕氏春秋》（慎人、下贤、正名等）、《管子》之“三匡”、《权修》（“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等相关篇目，以及《说苑·尊贤》《战国策·齐策》等。

关于学宫设立的年代，从汉末文学家徐干的《中论·亡国》所载与《史记·天敬仲完世家》相关资料互鉴，可大致断定学宫设立于齐宣王之前、齐桓公（午）与齐威王之间，学宫延续了150年左右。稷下学宫的再次兴盛时期是在宣、闵两代君主，兴盛期前后加起来估计有50年左右的时间。这种估计是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8]

稷下学宫的设立主要是出于田齐政权的政治需要。自春秋前期（约公元前672年）齐陈（田）氏之祖陈完因内乱奔齐，被齐桓公使为工正以后，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86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19]，经过了280年左右的苦心经营，终于在陈完出生时周太史卦辞释义的冥冥示引下，实现了齐政权由姜氏到田（陈）氏的转变，田氏由于贵族血统初入姜齐便入高官，随后世代相因，期间通过智慧、政绩、心术、施惠等政治谋略，平衡权力、争得民心，并最终攫取了齐国的最高权力。这一过程充满着内敛、机心、勤勉，乃至于后期的刀光剑影。

田齐之初，虽然得以“立为诸侯，列于周室”，虽然也赢得了齐国民众的多数拥戴，但毕竟齐国封国于姜太公；虽然处于战国中期，但在列国传统中封国世袭的观念尚未荡然逝去，依然首先面临着正名的现实课题。而且既然更氏田齐，然则齐国历史悠久的大国地位和优势传统如何延续与发展，以证明以田代姜的优越性，以立信于天下，这更是田齐政权需要深思的根本问题。另外田齐政权时代，华夏诸侯大国角逐，已进入争霸称雄欲以统一天下的时代，韬光养晦、偏安一隅已无法生存。经过历史进程的形塑，诸侯国最高权力的概念在由君到王而向帝演化。这些当然不仅是概念的演化，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谋略与经营。以上这些政治课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高超的政治智慧。

春秋以来的变乱与各诸侯国的竞争，各诸侯君主“好恶殊方”，导致源于“道术”的诸子“蜂出并作”，私学盛行，士阶层以知识、智慧优势而成为国家安宁、社会治理的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乃至卫国“游十士而国家得安”[20]，高度重视士的作用，至战国时期已经远远超出了早期君王们礼贤下士美德概念的意蕴，而变为是治国重要举措的天下共识了。所以，齐宣王时曾出现过淳于髡一日而向宣王荐士七人的情况[21]，这是符合战国时代重士政治风气的大环境要求的。因此，对于田齐政权而言，更需要有大批的士来为之正名，为之谋划稳固政权、富国强兵之计，乃至为之实现由王而帝的政治远景研究制定宏图大略。加之齐国本来就是相对文明富有的大国，又有管仲以来沉淀下来的传统可循，所以，建高门大屋、赐列第、广纳天下之士而厚养之，虽“不治而议论”，但却带来了内在的强大和外在的轰动效应，稷下学宫成为天下之士向往的圣殿。

二 稷下学宫促进了诸子之学的兼容与兴盛

从上文所引述司马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宣王时的淳于髡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战国时一般国君之下设卿（有两序），之下是大夫（有三序），上大夫排二序。照此看来给予这七十六人的地位和待遇是很高的，当然这些都是学有专攻的领军人物。加之有豪华的场所、宽松的环境和通过举荐而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所以能够集结大量天下之士，到稷下游学、交流，进而促成了各家学术交流碰撞、争鸣、互鉴吸收、融汇创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稷下学宫，通过讲学授业、著书立说和期会争鸣等形式，使本来形成于不同地域、赋有不同特质的不同学派的学说观点，在这里得以交汇，除了齐国本土文化外，有荆楚的道家、三晋的刑名法家、邹鲁的儒家以及燕齐的五行术数等，可谓是学术林立、学者云集。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中，齐国本土学者最多，诸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奭、接子、颜斶、田巴、鲁仲连，等等。其他诸侯国的学者，有来自赵国的慎到、荀卿，有来自宋国的兒说，有来自楚国的环渊，等等。还有些有影响的学者由于出生地不详，或是否稷下学者等问题有争议，如宋鈃、孟轲等，孟轲属于后一情况，白奚先生在对孟子是否稷下学者争议情况评述及研究后，认为“孟子不属于稷下先生，但与稷下学术有关系”[22]，但在其书后附录《稷下诸子生卒约数年表》中，列了十八人，其中仍有孟轲。看来相关研究在一些方面还是值得细化的。

由于上述情况客观上促成了诸子之学的交汇、互鉴、吸收、融合，使早先的学派进一步分化组合，在思想学术上则表现为创新、趋同，更为重要的是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智慧及一大批传世之作。其中，与稷下有直接关系且赋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有《黄帝四经》《管子》《荀子》等。而由《黄帝四经》《慎子》《尹文子》到《管子》，形成了系统的黄老思想体系，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各家学说的深化发展，而且对汉代以后中国二千多年社会政治治理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战国末期形成的《荀子》一书，则是对稷下学宫学术活动成果的总结，该书以儒者面目出现，集道、法于一身，从劝学“先王之遗言”以达到“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的人生目标开始，自修身明礼入手，总结、概括评论和阐述了诸子中有代表性人物的得失、偏颇，在其自然主义天道观的基础上，以性恶论为前提，系统总结论述了治世之术。

总之，战国时期的田齐政权设立的稷下学宫，促成了诸子之学交汇，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盛局面，其影响之巨，无论在思想深度或规模、形式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对于推动诸子之学总体水平提升和思想智慧的深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学术，被黑格尔认为是两千年来，中国文明进程中“整个理智的活动”发展的最高水平[23]。

三 诸子之学总体水平提高的主要标志

思想学术的发展是一种精神现象，它是因现实的呼唤而孕生的，但这种整体理智的发展过程又是相对独立的，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战国时代历史的特殊性是历史上罕有的，大一统的王权体制解构以后，原有历代积累的治世道术裂分，加之原有官学的“官失其守”、私学盛行，应该属于一种灵与实均发生着裂变的时代。从当时社会现实的精神需求来讲，如何治理好各自的诸侯国，在整体的裂变中不至于被淘汰废掉，同时传统大一统的“道术”亡灵还在幽冥中挣扎着不肯撒手，因此必然呈现“诸子蜂出”而“各执一端”的局面。当各自其所执的“一端”酝酿到极致时再汇聚起来，必然发生新的功能的整合，升华到一种新的境地，其重要标志主要可以概括为向道术的回归、优化整合以至于形成主导性的新思想等方面。

首先，诸子学说明显呈现着向道术回归的发展倾向。诸子学通过稷下的交流、争鸣，对于道的概念更加强化，使道家本身更加具体、系统，而其他各派多将明道、尊道和以道行事融入自己的学说之中。从道家自身看，春秋后期的老子论道还比较抽象，尽管他自己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七十章》），但真正掌握、运用起来还是感到言约义奥、无所适从。而到了稷下时期形成的《黄帝四经》《慎子》《尹文子》《管子》[24]，对于道的阐释更为细致、具体，而且援道论治，形成了黄老之学，在社会治理中的可操作性更强了。其他各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将道的思想融入本派学说之中，如儒家，春秋晚期的孔子之说虽涉道，但并不频见，孟子虽然提及过“道”字，多是指规矩或治乱的含义，如君道、臣道有似妇道的表述方式，天下有道、天下无道表现的天下治乱的含义，看不到对道或融道于儒的情况，而在后期情况就不同了，尤其是《荀子》，不仅专有君道篇、臣道篇及子道篇等体现了儒道结合，全书几乎各篇都渗透着道家思想。另外齐法家学说中的援道论法色彩十分浓厚，等等。总之，此时期的各家学说，在交汇争论中，道家学说自身更加丰富，其他各家大多也不同程度吸收道家学说以强化各自的思想深度，总体呈现着向道术回归的发展趋势。

其次，诸子学说更多呈现着务实因变的学术倾向。不管是哪一家学说，在面对社会治理需要开药方时都有一个绕不开的前提——人，战国以前各家学说稍有涉及，即便碰到亦不深入不系统，而在稷下的百家争鸣中，人性善恶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最终是性恶说观念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并把人性恶、自私（本性）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法家不用说，就连《荀子》中也专辟《性恶篇》，将其观念作为立论前提来谈礼法并用的问题。在道、法、儒熔铸而成的黄老之学里，在性恶论的前提下，主张因人之性，“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25]。“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26]“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视其不可使，因以为民等。”[27]这些务实的治世理念依然富有现实的生命力。

最后，影响诸子学说发展演变主流思想——黄老之学及其理论体系趋于定形，乃至影响了之后中国二千年的社会治理的政治模式。以道家里理论为基石，外儒内法、多措并举的社会治理模式，从理论上讲是定形于稷下学宫时期，汉初付诸实践，之后在曲折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延续着，虽然在汉代因为维持一统的需要而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治国路线，但实质上融入社会制度血液里的道家思想和辅助政治秩序的法家治述一直未曾离开过政体，进而形成了后来治世过程中儒、道、法等多种思想元素熔铸的思想合金体。

总之，诸子之学在经过稷下交汇、争鸣的过程中，互鉴吸收，取长补短，整合创新，各家虽然还秉承着自身传统的本色，但却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面貌了，这样一来就使思考问题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深度大为增强、内容更加丰腴，形式也更趋规整。尤其是在稷下时期汇聚融合而形成的黄老之学，更是成为汉代以来社会政治制度演变的文化底色，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封建帝王政治思想倾向有所不同，但这一制度的文化底色历经风吹浪打，却依然不曾消失。这也正是以管子思想为主基调的《管子》一书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