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口译思维与概念框架构建

和笔译活动一样，口译活动存在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言语转换、信息处理和思维加工过程。根据帕奇哈克（Pöchhacker，2004：113-158）的统计分析，对口译工作的考察有两个维度：口译思维产品与口译思维过程。前者关注译员心智活动、决策过程的结果，是完全可以触及的成果；后者则聚焦译员心智处理的内在过程，往往采用认知科学的方法探究这一思维迷宫。用吉尔（Gile，1994）的话来说，口译研究的中长期目标就是更为深入地理解口译思维本身（Pöchhacker，F.& M.Shlesinger，2002：143），因此，思维过程成为口译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模因（Memes）（Pöchhacker，2004：115）。

专门针对翻译思维过程（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TPR）的讨论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关注（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2009），当属较新的学术领域，因为此前研究多着眼于误用、误译、准确度、忠实度以及其他思维产品（Cokely，1986；Napier & Barker，2004；Taylor，1993，2002）。

吉尔（Gile，1994：40）的口译认知过程研究中，关注点主要在于口译信息处理过程，即从源语输入（ST-Input）到目标语输出（TL-Output）的具体操作程序。从源语到目标语的加工事实上是言语转换过程，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针对输入和输出的词法和结构对立、言语加工过程中译员的心理机制及表现（心理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测量和研究（仲伟合等，2012：76）。

相对于口译产品研究来说，针对口译思维过程的研究更为复杂，这主要由于口译思维涉及复杂的心智活动，包括各种概念框架的共同运作、螺旋推进，因此，我们不仅要对口译思维加工的概念框架表征进行描述，而且要解释心智系统是如何控制、执行这些认知操作的。就此而言，口译思维过程研究不仅是以语言为载体的翻译转换研究，更是认知驱动的概念框架探索。

导致口译思维加工研究困难的因素复杂而多元，表面因素涉及与笔译迥异的工作环境、声音信息的转瞬即逝、数据观察的不易、实验对象难以控制等。其实，这些困难可以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得到克服。自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人员就开始借鉴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脑神经研究技术，并结合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针对口译中迥异于笔译思维的个性化特征进行开拓性勘探。然而，以上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语篇内容难易、发言人表达方式、传译质量优劣等直接影响译员译语发布的策略选择，整体上看，研究重点仍集中于对口译客体的分析（刘绍龙，2008），而对于译员认知心理机制、双语转换机制、理解产出机制以及记忆分析机制等认知研究则门派并立，口译思维过程的认知研究整体处于探索阶段。尽管不少学者（如Seleskovich，1978；Gile，1995；Setton，1999）已经意识到口译思维过程存在构建概念框架的基本运作，然而对于语言信息处理、记忆分析与交际效果之间的概念接口以及概念框架构建方式尤其是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缺乏系统探究。总之，研究条件与认识局限导致口译思维加工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开拓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构成的统一整体（汪应洛，2001：1）。依据当今系统科学的观点，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诸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组织形式构成系统的结构（顾凯平等，2008：1），一些相关要素之所以构成一个系统，是因为系统具有目的性或功能性。口译思维概念化过程也是一个精致严密、动态有序的概念框架构建系统，正如梅德明（2008：13）所言，对语言信息的立体式加工处理是人脑的物种属性，译员在解释语言信号的同时，要综合辨别和解析各种微妙的语言和非语言范畴特性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口译思维加工正是发生于现实世界与抽象心智世界的相遇及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瞬间（谌莉文、梅德明，2014），这说明，口译思维概念化研究强调概念框架形成的过程，关注涉及不同认知范畴输入要素的概念化运作，正是相关要素之间的关联映射和选择投射促发产生不同于任何一个输入结构的创造性思维，推动口译认知程序的前进，这种创造性思维特质是人类所特有的概念框架构建过程。不仅如此，概念框架构建研究所推出的数据序列有望为人工智能口译研究提供支持。

口译思维过程具有认知属性，涵盖体验性和功能性两大方面（谌莉文，2011：5—7）。从概念层面而言，体验性和功能性是口译思维概念化认知的综合反映。体验性特征突出概念化和范畴化运作，贯穿我们通常说的译前知识积累、现场思维解析和译语思维重构产出的整体流程，即通过译前准备，信息采集与译员长时记忆中的语言文化知识作为长时记忆知识图式，成为有待激活的概念集合；源语意义在线摄取与口译认知语境发生互动，口译感知图式与长时记忆图式进行跨空间概念连通，促使工作记忆与在线推理进入高度活跃状态。其中，源语思维理解与译语思维重构都是在一个整体的网络组织所表征的思维空间进行意义合成的成果，也是向译语听众传达话语意义的组构成分。不过，在译语空间，意义并非来自思维的直线性表征，而是经过复杂概念化运作所产出的新生结构。由于发言人、译员、听众等不同思维主体的相互理解沟通，选择与投射得以持续发生。所有概念运作环节在口译思维加工过程亦步亦趋，并行共生，表征为跨越不同认知范畴的立体式概念加工。实际工作中，这一复杂认知处理机制高速运行，一闪而过，甚至不为译员自身意识所察觉。

功能性体现在口译思维加工中社会文化、关联交际以及语境构建的动态博弈方面。口译是一门与社会学、地域分布和机构组织与管理相关的学科（Pöchhacker & Shlesinger，2002：278），其任务目标是协助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际双方完成有效交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译的社会语用功能受到特别关注，口译研究领域相继开展了用户期待、规约、译员角色等与社会交际功能相关的交际障碍研究（Schjoldager，2002；Kurz，2002），此外，也有学者（Berk-Slingson，1990，2002）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关注口译中信息感知功能的社会语用因素和话语标记效应。不过，以上考察主要是对口译结果的反思与检验，并针对口译过程所涉及的复杂概念变量之间的关联互动及社会构建功能。我们认为，口译认知运作离不开社会文化因素，不同社会和文化积淀形成了不同民族的迥异认知思维模式，引发不同概念框架构建方式、语用功能映射、概念关联与激活连通，以上成为联结口译整体概念化网络的基本理据。

为此，口译思维研究应将重点投向概念框架构建的范畴特征及其功能特性。除秉承结构主义传统的和行为主义思想的心理学研究外，口译语境在口译过程探究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对语境的关注既包括情景和符号学层面的在场研究（Ingram，1985；Salevsky，1993；Gile，1995），也包括社会功能层面的不在场研究（Stenzl，1983；Setton，1999；Pöchhacker，2004；Seleskovitch & Lederer，1995）。然而，无论是在场的还是不在场语境，基本上被当成现实的外在体现。考察发现（谌莉文、王文斌，2010；谌莉文，2011：163—168；张育，2014），参与口译交际的各类副语言因素及其他所有超语言因素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口译语境系统。其中不同范畴的语境概念相互激活连通，社会文化、情感、趋势要素构成的不在场框架不断碰撞并融入语言、技术、情境等要素构建的在场框架中，持续影响源语理解、记忆分析与意义重构的基本口译程序。

在口译概念框架构建中，体验性与功能性的相互作用以语言为媒介，以概念为节点，以功能为目标，这种复杂而独特的内在关系与表征方式构建了口译思维加工的概念框架系统网络（谌莉文，2011：7）。二者的相互关系还体现了主体经验对语言结构的渗透，因为语言的渗透可以是从基因遗传、数学模型、社会事实、个人认同的表达、会话交往的结果、社会符号系统、本族语的自觉、验证数据的总和、记忆快件的集合、受规则支配的离散系统或是分布式网络中的电子集合（桂诗春，2010）得到概念表征。这也说明口译思维过程本质上是概念的而非客体的，借助语言这种操作工具彰显口译思维过程的概念框架运作。

就目前来看，针对口译思维加工的概念化系统研究尚未完善，主要原因是对其心智运作的体验性与功能性还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一方面，尽管口译思维过程的认知属性得到普遍认同，然而，参与口译思维加工的概念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对口译思维系统运作的影响还不甚清晰，主体性、隐喻性、连通性等概念体验特性与口译概念化整体效能没有得到合理论证；另一方面，口译思维加工中多任务并行处理决定其思维运作呈非线性推进。目前，口译语用功能分析往往止于口译成品考察，忽视了概念框架构建特性在口译思维并行加工过程的作用。

口译思维过程研究所遭遇的瓶颈关涉到如何认识促发思维加工的概念框架构建，为此，应首要解决围绕该过程的概念化思维运作、障碍表征及其运作机制。体验性与功能性涉及口译思维的各类概念范畴，触及其概念框架构建本质，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语言的互动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口译思维加工网络。揭示这些复杂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洞察口译概念框架构建及其障碍成因的关键，始发点是考察口译思维过程所涉及的独特概念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