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列宁发展观的成熟

自十月革命胜利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带领俄国人民探索走出了一条有俄国特色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并对其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国情相结合，这标志着列宁发展观趋于成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实践中对过渡时期的认识逐渐加深。他不仅认识到俄国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和艰难性，还提出俄国在过渡时期主要存在五种经济成分，这样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特点。列宁提出要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劳动竞赛等，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同时要将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生产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统一的分配和消费等。列宁的过渡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爆发了内战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集中有限的资源战胜敌人，苏维埃政权陆续推出一些非常措施，这些措施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的实施既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也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有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巩固政权作出了贡献，但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开始了反思，他明确承认：“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29]

在深刻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实践探索中写下了《论粮食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著作，系统论述了“新经济政策”。在探索实践中，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发生转变。列宁没有僵化地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结论，而是结合俄国的实际对它进行具体的运用和创造，带领全党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尊重群众的实践，大胆创新，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时作出调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一般规律转变为“俄国特色”层次；在新经济政策实践中，列宁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不同于以往阶级社会中的对抗性矛盾，应该实现矛盾对立双方“和谐地结合起来”。因此，他认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整个社会可以通过改良、渐进、迂回的方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不需要再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进行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以革命、阶级斗争等手段促进社会形态质变、飞跃意义的发展转变为以改良、科技等手段促进社会形态量变意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后，如何在“一球两制”条件下实现生存与发展，列宁认识到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除了对抗斗争外，还有“相互做生意”的一面。他领导苏俄调整了对资本主义“对抗取代”战略，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发展思想。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东方各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列宁根据对东方国家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分析，把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认为十月革命以后被压迫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应该把它们和苏维埃俄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列宁撰写了《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书，系统阐述了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列宁考察并阐述了东方社会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肯定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30]，并提出实现“跨越”的条件和途径，即要求胜利的苏维埃政权用各种手段去援助它们，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关于农民苏维埃和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宣传，落后国家内部要建立党的组织，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列宁还分析了东方各国的特点，认为这些特点必然使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带有自己的特殊性，反对照搬俄国的模式。“在东方那些人口比较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