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后人口转变”的探讨

“后人口转变”（the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 PDT）概念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被使用。[75]Reehard Leete（1987）指出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在降低到一定程度并持续一段时间后，就可看作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并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归为进入“后人口转变”的国家进行讨论。[76]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后人口转变”开始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同，逐渐成为人口领域的专业名词，相关术语也应运而生。例如，后人口转变阶段、[77][78]后人口转变国家、[79]后人口转变时代、[80]后人口转变生育趋势[81]等。

一、关于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讨论

1．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已完成

20世纪90年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根据人口转变理论，结合中国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情况，运用人口统计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判定中国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此后，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人口转变完成之后将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将不再适用且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存在局限性，为此需要发展新的人口转变理论。

李建民（2000）将人口转变完成之后人口将要步入的阶段归结为后人口转变时期，其特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人口结构性变动成为影响人口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其二，人口从低增长时代进入零增长时代。此外，他还将人口发展历程归为三个时期，展示了不同时期人口再生产的不同特征，并提到了新的世纪中国生育革命的进程，“动力来源不再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是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82]

于学军（2000）认为传统意义上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在后人口转变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是计划生育的主要任务，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已经成为过去式。[83]赵时亮（2001）在界定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志后，提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目前已经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的后人口转变与先发人口转变国家相比，有着复杂性、超前性和政策性等特点。正确认识到中国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以及中国后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将更加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人口的现状，从而便于我们在人口政策及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中做及时地调整。[84]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孙文、张再生（2002）[85]等学者。蔡向东（2012）指出，应当审时度势把握好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态势，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引导生育观念实现由控制人口数量到提升人口质量的改变。[86]朱国宏（2001）将中国人口转变也划分成五个阶段，并且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第五阶段，实现了人口转变。[87]

2．认为中国人口转变未完成

在21世纪初期，国内不同学者对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观点还存在一定的分歧。翟振武（2000）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人口转变不仅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各指标变化方面予以体现，也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变化方面有所体现，是前人口转变时期向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过渡。人口转变是社会转变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国际环境不同、国情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与发达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也包括中国在内。既不能脱离中国国情来认识中国人口转变，也不能简单地仅从一些人口指标的变化做出结论。[88]

李建新（2000）认为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既从人口统计的角度，利用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指标对人口的变化和形式进行描述，同时也对这些变化做出实质分析和解释。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是人口统计描述形式与人口变化的本质解释的统一，因此判断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仅考虑统计指标的变化，是不充分的，而应当是形式与本质解释的统一。[89]

陈剑（2002）认为人口转变还应包括人口素质的变革，人口素质的提高是生活质量的提高所致，而生活质量提高则是现代化成果最直接的反映。他将现代化与人口转变相联系，运用现代化的相关指标衡量了城市的现代化和人口转变进程，并指出中国人口转变远没有结束，更谈不上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90]

叶明德（2001）指出中国人口转变完成论者仅根据设立的一些量化指标而做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的结论，基本上使用的是比较法或比较判断法，虽然从形式逻辑上来看这种方法是严密的，但是这种比较仅局限于人口转变的外部表现形式。即使这些比较指标有效、准确，但仅仅依靠对量的比较而未深入分析和考察内在机制就匆匆得出的结论，还是难以确保其可靠性和科学性。并且，过早宣布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都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不但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而且可能会误导实际工作。[91]

有学者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中国已完成人口转变论的观点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尚未真正完成人口转变。[92][93]李军峰（2002）从制度经济学出发来考虑，当个人行为产生负外部性时，需要政府出台相关制度使社会成本内部化，以实现集体理论。但是，制度必须符合个人理性且必须内部化，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政府干预下进行的，所以判断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必须考察在人口中是否完成了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的变革。因此，中国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因为生育率稳定在低水平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只有在生育主体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达到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才能说完成了人口转变。[94]

二、关于人口转变完成标准的讨论

探讨并界定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准很有必要，因为它不仅有助于达成对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统一认识，而且对评判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从而制定和实施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判定人口转变是否完成有两项标准，一是生育率是否下降至更替水平2.1之下（TFR＜2.1），二是人口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否达到或者超过规定的老年人口年龄下限，即65岁。首先，他们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6.0左右，通过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初降至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降低至1.9以下。其次，人口粗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17‰以上迅速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7‰以下。在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转变的共同作用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经历了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20‰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的25‰以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降到20‰以下，1998年已降到10‰以下。中国的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3.83岁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68.92岁。最后，他们以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参照，将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进行对比，认为在这三个指标方面，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分别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70年代、80年代的水平，从而得出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完成了人口转变”的结论。[95]

选取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指标，并设置比较基点，分析我国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指标上对应的发达国家年份；如果发达国家在对应的年份上已经完成某一指标的转变，那么也可以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完成了这一指标的转变；如果所有指标都完成转变，那么可以判定整个人口转变完成。根据这种方法，李建民（2000）认为中国在20世纪末已完成人口转变，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后人口转变时期。[96]

于学军（2000）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作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判断标准，认为中国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完成了人口转变，中国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97]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只要实现了“低低低”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可视为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至于如何衡量“低低低”，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98]

罗淳（2001）认为当人口步入“低位静止”阶段时，就意味着一次人口转变的结束同时另一次人口转变的开始，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低位静止”阶段为后人口转变的起始阶段，与后人口转变进程形影相随的三大特征是低生育、负增长与高龄化。[99]向志强（2002）通过分析传统的人口转变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模型，认为作为人口转变的评判标准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人口统计指标。社会经济因素作为人口转变的原因不应纳入评判依据中，并且将人口死亡率上升时出现的拐点作为人口转变完成的依据。[100]

葛小寒（1999）认为人口既包含数量也有质量和结构特征，如果只是从数量角度，利用相关统计指标和方法，那么得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结论还值得商榷。她认为应当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上依照相关标准分别进行判定。在数量上，是否实现高人口出生率向低人口出生率、高人口死亡率向低人口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向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转变；在质量上，人口总体是否由低质量向高质量转变；在结构上，是否由不合理的人口结构转变为合理的人口结构。[101]叶明德（2001）的观点是，评估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不能只考察人口状况的外部表现（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还要同时看人口转变的机制（包括人口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制约机制）是否完成。[102]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学术界针对什么是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有的学者是从人口统计指标的角度出发进行评判，并且对具体的统计指标选取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是从人口的发展阶段来考虑，或是将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也纳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