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波罗的海舰队的创建

到本书第一卷完结的1904年9月中旬时，战争已经进行到了一半，对交战各方来说，战局的发展都带来了失望和焦虑。不仅如此，这种局势还凸显了海上力量的决定性意义。

对日方来说，他们在开战之初可谓大获全胜。期间，他们不仅占领了最重要的地理目标——朝鲜，还让俄军陷入了被动。在俄军的作战计划中，库罗帕特金将军对此已有所预料，并认为这种局面终将无法避免；同时，将军还在计划中指出，如果俄军想赢得战争，就只有进攻日本本土一条路可走。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又需要先将日军赶出朝鲜，随后在朝鲜南部建立基地，控制住特定的海域。而在日军方面，他们已从开局中获得了双重意义上的优势：从乐观的角度看，他们已经控制了战争的核心目标；保守一点说，其占领的阵地也足以抵挡俄军的反击。

正因如此，为了守住朝鲜、保卫战略主动权，日军在第二阶段只需要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让防御阵地无懈可击；另外，他们还要让敌人相信，打破这一阵地的回报远远大于损失。但日军离全面胜利依旧遥远。诚然，在占领了辽阳的俄军集结地后，他们已经控制了必要的防线，但为了保证防线的安全，他们仍有两项工作要做：首先是歼灭虎视眈眈的敌军部队，其次是保证海上交通线的绝对安全。也只有如此，日军才能保障防线守军的战斗力，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

在最初的作战计划中，日军曾经确信，这些目标会在开战的头6个月（甚至是更早之前）实现。他们相信，通过对辽阳发动向心攻势，他们可以在俄军集结前将其全歼；旅顺也会在短暂的围攻后自动沦陷。届时，俄军在海上的布局将被打破，日军不仅可以在满洲畅行无阻，交通线也将安然无恙——这会保证他们在战场上立于不败。

但日军的期望最终全部落空。由于旅顺要塞的牵制，库罗帕特金将军得以摆脱包围——较辽阳战役爆发之初，俄军的阵地只是后退了几英里。同样，在海上，根据当时人们的看法，8月10日的海战同样影响甚微——它只是将俄军舰队赶回了关东要塞的怀抱，至于关东要塞本身，则展现出了令日军始料未及的保护舰队的能力。虽然我们后面将看到，旅顺舰队被迫回港一事影响重大，并让俄国海军的士气一落千丈，但日本人对此完全不知，只能根据有限的情报来指导决策。

不过即使如此，日军仍在战争初期收获颇丰：在其赢得的战略优势中，有一种对局势的发展最为有利。由于主动权易手，俄军无论是否情愿，都只能先行展开进攻，但进入防御阵地的日军士气高昂，并处在以逸待劳的状态。这种情况在海陆两个战场都有体现。如果俄军想要逆转战局，不仅需要库罗帕特金将军发动攻势将日军赶出辽阳周围，而且还必须打击控制着黄海的日军舰队，将其一举歼灭。但在任何领域，俄军的兵力都远远不足，无法发动有效的进攻，而难以向两个战场投入足够的兵力又充当了一切的症结所在。具体而言，由于战场位于一条漫长交通线的尽头，他们在陆上的运力远远不足，从海上调集舰船也有诸多困难。

以上就是历经演变后的战场局势；同时，由于一个难题的存在，各方都很难摆脱困局。问题的根源在于关东半岛：在这片需要海陆联合行动的战场，其具体情况又和宏观的海陆战局完全不同。在当地，日俄双方的处境实际颠倒了。在旅顺，日军发现自己只能被迫持续发动攻势，但手头的资源又相当不足。然而，由于任务紧迫，他们又必须不惜代价，甚至任何拖延都不可接受。当5月中旬俄军新舰队在波罗的海集结的消息传来时，乃木将军便收到了一份严厉的命令——要求他加紧进攻要塞，解除舰队的后顾之忧。

鉴于俄军正在准备反击，为保障作战顺利进行，日军必须抢在对方增援部队抵达战场前积攒起优势兵力，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夺取旅顺基地，一举将舰队歼灭在港内。而这一点也是他们控制海上战场、避免局势崩坏的唯一途径：期间，他们只有一个机会，这就是阻止敌军舰队会合，并将其各个摧毁。

事态十万火急。在众多当事人中，最为担忧的莫过于东乡司令。面对危机四伏的处境和被束住手脚的舰队，他全然无法掩饰内心的焦虑。得知首次总攻旅顺失败后，惴惴不安的他发回了一份措辞坚决的电报，提醒大本营必须全力攻克旅顺，期间容不得任何拖延。

大本营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濒于沦陷的旅顺对满洲的日军主力无疑大为有利。对日军来说，最糟糕的情况也许是，库罗帕特金将军会按照原始计划撤往北方，并在聚拢起足够的兵力后反戈一击。不过，旅顺方面的局势注定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为保证当地不在波罗的海舰队到来前沦陷，俄军只能尽早对日军主力发动进攻。

俄军的困境在于：对彻底击败敌人、打开解围通道一事，他们根本无法集结起足够的兵力，但为了阻止日本围攻部队获得增援，这场攻势又必须尽早展开。于是，尽管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库罗帕特金推迟反攻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海上局势的发展让他必须对要塞伸出援手。同样，对关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来说，虽然出于减少损失的考虑，最合理的做法是孤立和封锁旅顺，趁其虚弱再一举夺取之，然而，考虑到敌方增援舰队的威胁，他们又不能如此行事。相反，他们必须两面作战，既在辽阳防线挡住俄军，又在旅顺发动猛攻。因此，直到制海权的争夺尘埃落定，波罗的海舰队都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并从根本上影响地面部队的作战。

关于这支宏伟的舰队，无论是其部署的构想，还是其承担的任务，在历史上都绝无仅有。这一设想如何变成了现实，至今依然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与俄军的其他海上作战计划不同，该计划实际上是在圣彼得堡制订的。另外，由于俄国海军部自身的结构以及远东司令部与它的特殊关系，这一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实际上发生了脱节。

在1898年俄国占领旅顺时，帝俄海军部由海军大臣图伊尔托夫将军掌管，他之下是一位参谋长（Chief of the Headquarter Staff），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阿维兰将军。但这个“参谋部”和现代意义的参谋部完全不同，甚至在远东被划为一个独立总督区之前，它都没有管控太平洋舰队的权力。举个例子，1902年，作为对英日同盟的回应，俄国曾计划与法国达成外交协议，以求在远东行动一致，因此，制订对日作战计划也被提上了日程。但作为远东的最高指挥官，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却向参谋部发去通告，表示他没有制订计划，整个工作于是不了了之。次年，俄军的远东司令部虽然制订了作战计划，但他们并未向海军参谋部通报此事。1

1903年年初，图伊尔托夫将军去世，阿维兰接替他成为海军大臣，同时，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少将则被提拔为参谋长，在3月30日任命生效后，这位新上任的将军开始着手消除战略布局中的弱点。他后来这样回忆道：“接到任命后，鉴于旅顺本身条件不利，我建议海军部另选其他军港，并迅速构建全套的设施，保证舰队能在新基地周围展开演练。海军部为此立刻联络了远东俄军总司令（即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但后者表示，此举（建设新基地）根本没有必要。相反，针对后勤保障问题，他倾向于派遣一些志愿舰队的船只，同时，这些船只还可以执行次要使命。在得到它们的加强后，由于担心刺激日本方面，远东司令拒绝了一切抢占有利战略位置的提议，同时也未能开展任何必要的演习。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另一份计划，要求将所有海军部队完全纳入他的指挥。”2

这份计划后来在1903年4月23日的一次司令部会议上揭晓，当时正值施塔克尔贝格带领增援舰只抵达旅顺。在会议上，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克将军的副官埃伯加特海军上校做出了一项提议：将整个舰队部署到镇海湾。然而，其他军官反对这种想法，理由是当时日军舰队拥有优势；另外，镇海湾离敌军指挥部和雷击舰艇基地过于接近，届时，俄军将面临极大的封锁危险。3

鉴于远东司令部的态度，罗杰斯特文斯基很快也像库罗帕特金一样断定：在现有条件下，把俄国推向战争的做法并不理智。这种观点也清晰体现在了一名部下在1903年10月提交给他的局势评估中。这位军官在报告中得出结论：在对日作战中，除非能一次全歼敌方海军，否则远东局势将无法平定，而在2年内，俄军都不可能掌握这种取胜的条件。不过，与持类似看法的库罗帕特金将军（当时的俄国陆军大臣）4相比，罗杰斯特文斯基的预判要更为乐观。在他看来，如果对日开战，俄军舰队的准备要比以往更为妥善，这令他们足以在远东采取守势，并为陆军处理事态创造条件。他对此评论道：“我方的目标不是歼灭所有日军，而是将整个朝鲜并入我方的控制下。在这一目标达成（当然，这一切都要依靠陆军实现）前，我们都需要保有一支与日军旗鼓相当的舰队，以减轻我国陆军的负担。一旦对朝鲜的占领成为既定事实，我军需要把舰队扩充到足以逼迫日本讲和的地步……对日作战的胜利只能获取自朝鲜……对我们来说，拥有对日本的压倒性海上优势是没有必要的，与敌人旗鼓相当，保证日军不掌握制海权就已足够，此时，我方陆军将可以更轻松地将对手赶出朝鲜……换言之，其中只需要关注一个问题：千万不能让我军舰队弱于日本海军。”通过上述部署，罗杰斯特文斯基相信，俄国完全可以阻止战争爆发。关于海军参谋部备忘录中获得批准的备战措施，他这样补充道：“但这些举措完全是为了避免战争，因为与日本交战对我们毫无益处。”5

1个月后，即11月18日，海军参谋部又完成了一份局势评估。在总结过当时的环境后，该报告指出，日军舰队要比太平洋上的俄军舰队更为强大；另外，无论海军基地的布置，还是整体上的地理环境，日方在海上战场的战略优势都更为显著；以上这些客观因素加起来，令日本的处境比俄国更为有利。在这份评估之后，海军参谋部还提交了一份增援远东的申请，试图以此平衡当地的军力。这支部队如前所述，包括2艘战列舰、2艘装甲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和1队轻型舰艇，指挥官是维伦纽斯海军少将——当时俄国海军的副参谋长。但到战争爆发时，该舰队只有1艘战列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抵达了旅顺，其他舰只则进退两难。鉴于俄军舰队在首轮袭击中蒙受了损失，以及日军近来购入了2艘阿根廷巡洋舰，这些后续增援的抵达将如海军参谋部所愿，拉平与日军的兵力差距。但沙皇不顾海军的反对，决定让他们原路返回，并用来自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的预备队组建一支更强大的援军。

包括马卡罗夫将军在内的很多人都要求维伦纽斯将军继续前进；同时，俄国的分析人士也纷纷反对在这个成败攸关的时刻将舰队撤走。但为了让援军的作用最大化，沙皇倾向于将他们一次投入战场，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分批抵达的援军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然而，在沙皇的反对者们看来，承受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如果要保全旅顺，俄军就必须从日军手中夺回黄海，而时间又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旅顺沦陷前，俄军可能根本无法在波罗的海组建好一支大舰队，并用它夺取黄海的制海权。

通过对回报和风险（尤其是分批投入援军的风险）的权衡，反对者们认为，现在决不能让舰队居于劣势。另外，他们还相信，舰队可以在夜间驶过山东半岛附近的危险海域。鉴于任务事关重大，舰队应当小心起见、主动避战。总之，他们相信，整个俄军的作战计划都取决于黄海制海权的争夺；考虑到旅顺舰队已经受创，如果增援无法及时抵达，他们将不能胜任这一使命；分批增援前线的做法虽然存在风险，但又势在必行。然而，根据某些肤浅的理论，沙皇依旧驳回了分批增援的冷静建议，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不过是为了让增援行动看似更稳妥一些。6

俄方是何时下定决心派出一支大舰队的？现有记录尚不明确。同时，我们也不清楚拟定这支舰队的编制和作战计划经历了哪几个具体阶段。关于这次调动，我们掌握的第一份情报来自1904年3月17日，当时，我国驻圣彼得堡海军武官表示，俄军将在波罗的海组织一支舰队，并预定在夏天起航，俄国海军的参谋长——罗杰斯特文斯基将军——将接过舰队的指挥权。7但这一设想当时还没有成形——甚至连出征的舰船都未确定，有人认为，舰队可能无法在入秋前动身；一些人更是断言它根本不会出海。

无论俄军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份计划都推翻了马卡罗夫的部署。当时，维伦纽斯分舰队已有先遣舰只抵达了吉布提。而马卡罗夫不仅是最积极支持他们继续前进的将领，同时还愿意主动肩负起率领旅顺舰队与之会合的使命。至于罗杰斯特文斯基将军，也有类似的看法，正如我们所见，他相信，只有双方海军兵力旗鼓相当（即俄国海军的实力足以与敌人争夺黄海的控制权）时，陆军才有机会赢得战争，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决不能让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处于下风。当时，他的态度是如此坚决，甚至主动请缨接管维伦纽斯舰队的其余部分；但这一建议遭到了驳回——据说，罗杰斯特文斯基此时已被选中，成了从波罗的海带领所有舰船增援远东的人选。8

但当时有证据显示，圣彼得堡最高当局并不认同太平洋舰队司令和海军参谋长的观点。由于缺乏高深的战略眼光，某种简单粗暴的理论支配了他们的脑海，这种理论完全无视海上战局的实际情况，并盲目地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俄军据此一厢情愿地相信，任何举措都不应妨碍与日军的海上总决战。因此，他们决定召回维伦纽斯舰队，并将他们并入一支更庞大的增援舰队中。他们认为，与这支大舰队相比，只有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的维伦纽斯舰队不仅可能在开赴旅顺途中被全歼，还很难直接赋予旅顺方面发动攻势、一举夺取制海权的能力。俄国政府之所以认定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也许是因为他们对己方陆军的能力极为自信，以至于认为尽管有6个月的拖延，但日军一定不会在地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另外，他们还相信这种延期有助于缔造绝对的兵力优势，从而让自己毫无悬念地通过决战赢得制海权。

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先入为主地做出判断，而是想先指出一个关键事实：对波罗的海舰队和他们的使命，俄国方面存在两种观点，其中一种来自海军将领马卡罗夫和罗杰斯特文斯基，要求用一支旗鼓相当的舰队遏制敌军；另一种则源于俄国政府和陆军部，它不仅和海军参谋长深思熟虑的看法相左，还被直接强加给了执行人。

不管沙皇的决定是基于何种考虑，是出自战略角度还只是一厢情愿，我们似乎都可以有把握地指出，整个计划的基石都是4艘战列舰，它们来自1898年的海军建设计划，这项计划专门是为对日作战制订的，其中要求建造5艘战列舰。此时，这4艘已经建造完成。其中“博罗季诺”号（Borodino）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号（Alexandr III）于1901年下水，次年，“苏沃洛夫公爵”号（Knyaz Suvorov）和“鹰”号（Orel）也滑下了船台。作为姐妹舰，它们的排水量均为13500吨，安装了4门12英寸和12门6英寸火炮，设计航速可以达到18节。除此之外，增援舰队中还有维伦纽斯将军的旗舰“奥斯利亚比亚”号，该舰的航速也与前面4艘舰相近。假如这样一支舰队出现在太平洋，它们不仅可以赋予俄军转守为攻的数量优势，其麾下各舰的火力和航速也整齐划一，足以和远东的舰只形成合力。然而，按照克拉多海军中校的说法，最初，俄国海军部没有为上述舰只的远航使出全力，相反，他们正忙于筹备另一项作战，即派出一支包括6艘辅助巡洋舰的舰队9攻击日本通往欧洲和美洲的交通线，这些辅助巡洋舰将以巽他群岛（Sunda Islands）为基地，干扰战略物资的运输，削弱日军对主要战场的控制权，而在此期间，马卡罗夫将军将令遍体鳞伤的舰队振作起来，令其重新达到可以出战的状态。无论如何，按照克拉多中校的说法，4月中旬，马卡罗夫将军的身亡震惊了海军部，让他们被迫采取更激进的手段，直到此时，他们才开始认真考虑派遣战列舰队。10

在马卡罗夫将军阵亡后的4月14日，斯克鲁伊德洛夫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司令，也正是在此时，俄国海军把着眼点放在了对局部关键水域的控制上。此时，作为将军的参谋，克拉多中校给出了如下记录，让我们得以一瞥当时的局势11：

作为我军海上胜利的支柱，波罗的海舰队必须在实力上压倒敌人。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出发时的编成，而是抵达的时机和此时的战场局势，换言之，他们在旅顺陷落之前和之后抵达，对战况的影响将有天壤之别。

决战发动得越早，局势对我们就越有利，在夺取制海权方面尤其如此。借助制海权，我们将打赢整个海上战役，并利用随之获得的优势全力支援陆军。由于满洲路况恶劣，陆军将在行动中遭遇种种困难，但海军将为他们的胜利提供无价的帮助。

简而言之，波罗的海舰队的任务就是支援远东幸存的海军部队，令我军重新掌握制海权。

鉴于我方舰队部署分散，且分别位于旅顺、海参崴和波罗的海，敌军却能在一点上集结全部兵力，由此各个击破我军，其优势将不言而喻。另外，我军旅顺舰队和海参崴分队实力也相对偏弱，根本无力尾随出动迎战波罗的海舰队的日军。这一切都要求增援舰队必须能压倒敌人。

不仅如此，增援舰队的舰种还必须足够全面，能充当斥候的高速舰更是必不可少。举个例子，鉴于敌军众多雷击舰艇可能大举出动，缺乏同类舰只的我军必定将陷入危险。

接下来，克拉多中校指出了这次远航的技术困难，他强调说，由于国际法对中立国的严格约束，整个舰队只能仰赖随行的运煤船和修理船。同时，他还强烈建议让多艘修理船随行，这些船只既可以照料轻型舰艇，也可以在大型舰只发生事故后及时提供维修。另外，舰队还可以将运输船用作斥候和医院船，它们应向着旅顺径直驶去——如果赢得了制海权，它们就可以作为运兵船参与“对日军后方（甚至是本土）的登陆作战”。同时，他还补充道：“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在入侵日本本土时遭遇无尽的困难，并付出可怕的损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克拉多并不赞同只让这支能与日军匹敌的舰队展开防御。

随后，他详述了可以执行计划的兵力。其中列举了6艘战列舰，它们包括1898年海军计划中的4艘“苏沃洛夫”级——这些战列舰很快将做好出海准备；此外是“伟大的西索伊”号（Sisoi Veliki）和“纳瓦林”号（Navarin），与前4艘战列舰相比，它们更为老旧和迟缓。至于随行的9艘巡洋舰，则属于不同型号，其中5艘最近才服役，即航速23节的“珍珠”号（Zhemchug）、“绿宝石”号（Izumrud）、“金刚石”号（Almaz）、“奥列格”号（Oleg）和航速20节的“斯维特兰娜”号（Svyetlana）；此外，还有2艘老式装甲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Admiral Nakhimov）和“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Vladimir Monomakh）；另外2艘——“曙光女神”号（Avrora）和“迪米特里·顿斯科伊”号（Dmitri Donskoi）曾是维伦纽斯舰队的成员。跟随上述舰只起航的还有20艘驱逐舰、2艘修理舰，外加运煤、运水、运粮船以及医院船和轻型舰艇的供应母舰。

以上只是增援舰队的主力，一个后续分队将随后启程。该分队预计包括2艘战列舰，即1898年计划中未竣工的“光荣”号（Slava）和1887年下水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号（Nicolai I），另外还有4艘岸防舰、老式装甲巡洋舰“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号（Admiral Kornilov）、3艘鱼雷巡洋舰和破冰船“叶尔马克”号（Ermak）。从中可以看出，俄军后来派遣第2支分舰队并不是头脑发热之举，相反，第2支分舰队其实是斯克鲁伊德洛夫将军原始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外，该计划也清楚体现了当时俄军的战略思路：尽快向战场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令其突入旅顺与友军会合，进而由新任司令统一调遣。不仅如此，为了让增援能赶在旅顺陷落前抵达，该计划还充分考虑了局势，并调整了投入舰船的规模。一旦两支舰队会合，俄军就可以如愿夺取制海权，随后，他们会立刻与陆军展开合作。这个阶段，俄军将效仿日本人的做法，只派出低价值舰船。

因此，俄军才会把老式舰船也纳入原来的增援名单，尽管此举后来遭到了严厉批评，但斯克鲁伊德洛夫的看法不然——他认为，这些老舰构成了开展最终作战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俄军需要转型为一支两栖部队，并像日本陆军一样掌握足以扭转战局的海上机动能力，而在此期间，仅仅歼灭敌军舰队、夺取制海权又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拥有必要的物质支持，以便在制海权到手后施展这种机动能力——期间，老式舰船的意义将非常关键。

在第1支分舰队的部署上，斯克鲁伊德洛夫的思路得到了贯彻，同时，为执行整个方案，俄军还全面改组了指挥机构。位于远东和预定前往当地的舰船都被编入了“太平洋舰队”（Pacific Fleet），按照计划，它们将在5月4日交给坐镇旅顺的斯克鲁伊德洛夫司令部统一指挥。该新舰队将包括两个部分，其中，第1太平洋舰队将包含身处战场的舰只，并由别佐布拉佐夫将军调遣，当时，这位指挥官正在赶往旅顺，其麾下的海参崴分舰队则转由耶森将军统辖；至于第2太平洋舰队，或者说“波罗的海舰队”则会由5月2日获得任命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少将率领，但同时，他本人仍将留任海军参谋长一职。在他麾下是两位分舰队司令——费尔克萨姆少将和恩克维斯特少将。至于罗杰斯特文斯基在海军部的工作，则会由副参谋长——维伦纽斯海军少将接管。

接到任命后，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立刻奔赴远东，别佐布拉佐夫将军也是如此。但正如我们所见，他们还没有抵达旅顺，日军便动用第2军封锁了这座港口。于是，两位将军只好在海参崴落脚，第1太平洋舰队则由代理指挥官维特捷夫特指挥。面对日军的封锁，维特捷夫特一味推行着避战政策。至于全权负责组建舰队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则遭遇了各种困难，其麾下缺乏军官、水兵和各类物资，怠工和混乱在船厂蔓延。虽然俄军在4月26日征召了预备人员，但在熟练工人随马卡罗夫奔赴远东之后，提升船厂效率的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在为舰队挑选舰船期间，罗杰斯特文斯基似乎要比他的上司更为细心，在他看来，第1分舰队应当专门用于突入旅顺，并和第1太平洋舰队携手夺回制海权。换言之，作为一支战斗舰队，该分队必须足以与日军骨干力量正面交锋。为此，第1分舰队将包含斯克鲁伊德洛夫计划里的4艘“苏沃洛夫”级快速战列舰12和“奥斯利亚比亚”号。至于巡洋舰，他只愿意保留原清单中的4艘新舰和随维伦纽斯舰队返航的2艘，除此之外，按照克拉多中校的说法，他还坚持要求在舰队中加入4艘辅助巡洋舰，在俄军掌握制海权之前，这些军舰将在巽他群岛周边活动，袭击日军的海上运输线。如果这样一支实力强大、整齐划一的舰队能按计划在夏末之前起航，将极有可能成功突入旅顺，给日军的行动“造成重挫”，进而彻底影响战局。对此，日本人同样没有抱任何幻想，在俄国第1太平洋舰队被困旅顺期间，东京当局便严令奥保巩将军必须马不停蹄地占领南山和大连。13

但随着筹备工作在喀琅施塔得进行，俄军很快清楚地意识到，该舰队很难在秋天之前出发，虽说此前，整个计划的思路都是清晰合理的，但局势此时已发生了改变。面对工人短缺、组织混乱、军官不足等问题，俄方决定不再继续拖延，并把老旧和缓慢的舰只补充进舰队。对这种南辕北辙之举，俄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有迹象表明，这个决定是在日军夺取南山后提出的，当时交战双方都认定旅顺很快就会陷落。正如斯克鲁伊德洛夫将军在原始备忘录中所说，这种情况将完全改变波罗的海舰队抵达的意义——届时，由于没有远东舰队的协助，这支援军将陷入孤立。同样影响重大的是，6月，在上级命令为此次行动增派舰只期间，维特捷夫特将军也承受了极大压力，不断有命令催促他带领旅顺舰队出海作战。对冒险突围前往海参崴的做法，怀疑者自然大有人在，维特捷夫特本人也对其颇为抵触。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他在6月23日出海巡航的目的，即前往大青群岛并在附近海域过夜，随后在次日清晨袭击日军的里长山列岛基地。他还在命令中明确表示，行动的意图是“支援战友们保卫旅顺”14，只是因为集结的日军舰队突然现身，他才被迫放弃行动。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是在这次行动取消之后，圣彼得堡的俄军大本营便放弃了以旅顺作为主要海军基地的思路，转而计划让舰队重新集结到海参崴。

如果这一俄军最期待的情况实现，日军便可以在镇海湾占据内线阵地，并借助其优势单独对付波罗的海舰队。对俄国人来说，届时迎战增援舰队的将不是日军派出的一小部分兵力，至少是其舰队主力，因此，为了提升增援舰队的战斗力，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竭尽所能。总之，提升战力已成为工作的重心，机动能力则成了次要的考虑因素。

无论实际依据是否如此，在南山之战结束后，俄军依旧决定增加2艘航速16节的老式战列舰和1艘老式装甲巡洋舰，即“伟大的西索伊”号、“纳瓦林”号和“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15另外，正如克拉多海军中校所说，俄军原本还可以调入更多类似的舰只，但实际情况让他感到不可理喻。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些掮客开始积极游说俄国政府，他们可以从智利和阿根廷购买性能更好的军舰，但在接洽开始后，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公开违背中立国的身份，随后，俄军又用尽各种手段，试图从其他无须担心招致日本怨恨的国家购买舰只。为此，这些代理人先后询问了土耳其、波斯、摩洛哥、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希腊，但这些国家都不愿卷入纠纷，让俄国最后颗粒无收，事实上，它只产生了一个影响：让第2太平洋舰队的出动遭遇了更多拖延。

注释

1．参见《俄国海军战史》（Russian Naval History）第1卷第100页；对于文中提到的作战计划，相关内容可参见该书第1卷第42—48页和附录第399—403页。

2．参见《俄国海军战史》第1卷第101页。

3．参见1903年5月3日舰队副司令维特捷夫特提交的备忘录，出自本书附录A第1节。

4．参见本书第一卷。

5．参见《俄国海军战史》第1卷第104—106页。

6．参见《海军文集》（Morskoi Sbornik）1913年4月号中斯米尔诺夫（Smirnov）的叙述。

7．克拉多海军中校也明确表示，这一想法诞生于3月中旬。

8．这一说法出自别克列米舍夫（Beklemishev）第3次演讲的发言稿。这一系列的演讲发表于1906年，内容涉及日俄战争及其起源，而演讲人别克列米舍夫则是俄国海军青年团（Russian Navy League）的主席。有很多证据显示，他掌握了大量的内幕信息。

9．这6艘辅助巡洋舰是“志愿辅助舰队”的“斯摩棱斯克”号和“彼得堡”号和购自德国公司的4艘万吨级远洋汽船，即“顿河”号（Don）、“捷列克”号（Terek）、“乌拉尔”号（Ural）和“库班”号（Kuban）。其中，“顿河”号原为“俾斯麦侯爵”号（Fürst Bismarck），“捷列克”号原为“哥伦比亚”号（Columbia），“库班”号即“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号（Augusta Victoria），这3艘船只之前来自汉堡-美洲航运公司（Hamburg-Amerika Line），“乌拉尔”号原名“威廉大帝”号（Kaiser Wilhelm der Grosse），原船主为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North-German Lloyd）。以上各船的船龄均为15年左右，并在里堡完成了军用化改装，其中“顿河”号在1904年3月3日抵达当地，其他船只的抵达时间各不相同。

10．参见别克列米舍夫第3次演讲的发言稿以及参见《海军文集》1913年4月号中斯米尔诺夫的叙述。

11．参见“斯克鲁伊德洛夫将军的报告内容摘录”，出自《日俄战争中的俄国海军》（La Marine Russe dans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第272页，作者为克拉多海军中校。

12．克拉多中校表示他还选择了老旧而缓慢的“伟大的西索伊”号，但按照我国驻俄海军武官的报告，该舰直到6月10日才重新入役。

13．这一命令下发于5月18日，相关内容可参见本书第一卷。

14．参见《俄国海军战史》第2卷第164页，其中的记录也印证了本书第一卷的相关猜测。

15．南山陷落于5月26日。按照我国驻俄海军武官的报告，“纳瓦林”号、“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和“伟大的西索伊”号分别于5月29日、30日和6月10日完成整修重新入役。但由于不清楚俄军做出决定的时间，我们还无法断定此事和南山陷落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