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安乐派”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语：文章从不同角度、层面分析“长安乐派”在现今音乐文化艺术领域中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对于“长安乐派”的生成、发展、背景做了概括论述。“长安乐派”作为大西北音乐文化艺术的主力军，对于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派”的解释为：指立场、见解和作风、习气相同的一些人；“派”是阶级的一翼，由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而形成的社会集团或派系，如学术、宗教政党等内部因主张不同而形成的分支或小团体。关于“长安乐派”，我们应该将它分类在文化艺术类范畴。陕西文化艺术界有长安画派、长安乐派，它们是在陕西这一地区的两个艺术领域内各自形成的分支，是在社会的一个历史时期（时段）内，自然形成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能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在我国思想文化艺术史上，曾看到过这种力量的存在，从而推动思想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发展。如：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他们著书立说、宣扬礼教、培育学子、百家争鸣；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以至后来中国散文史上黄金时期的“唐宋八大家”。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中形成的“家”“派”不胜枚举。

“长安乐派”的创建这一思路是我院音乐教育家、二胡艺术家鲁日融先生在20多年前提出的，受到陕西音乐文化艺术界同人的关注。一般说来，艺术流派大都是自然形成的，但也不排除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创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陕西长安作为举世瞩目的文化历史名城，周、秦、汉、唐等十三朝之首都，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领域有着极其辉煌、灿烂的时期，它是中华民族文明史册上重要的一大支脉，曾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长安乐派”依托着这块文化底蕴丰厚的地域、环境，也逐渐地孕育、生成。

放眼陕西音乐文化艺术界5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音乐遗产的挖掘整理方面，在继承传统、发扬传统、走民族音乐道路方面，音乐理论的研究、电影音乐的创作上，在音乐演奏、音乐人才的培养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涌现出一批有建树、才华横溢的音乐人才。社会的进步、繁荣、稳定、文明与乐派的发展、完善息息相关。了解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变化，在这个曾多灾多难、充满变革的时代里，陕西的音乐文化艺术界的同人历尽坎坷，运用他们的才华、智慧，创造出了代表时代心声的人民大众的优秀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体裁多样，风格浓郁、特点突出，透视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作品的创作动机、意识、思想性方面都让人感受到作曲家们对滋养他们、给予他们艺术生命的这片沃土的眷恋。对养育他们的这片黄土地充满了真爱之情，这一方“土得掉渣”的秦风秦韵的风格已深深地嵌入他们的脑海之中。爱、恨、情、缘在他们的作品中被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民族管弦乐方面有《欢庆胜利》《骊山吟》《东渡》《长安社火》等10多部大型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电影音乐方面有《黄土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一大批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新作，器乐独奏曲有《兰花花叙事曲》《秦桑曲》《渭水情》《新翻羽调绿腰》，打击乐作品《鸭子拌嘴》《老虎磨牙》，舞蹈艺术方面的作品《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秦俑魂》; 《中国民间音乐集成（陕西卷）》，对于长安古乐的发掘、整理，以及录制的陕西风格音像资料等等，他们从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的体裁和风格塑造了生动的音乐形象和艺术生命，标志着“长安乐派”在继承、发扬、创新陕西音乐文化艺术的实践中走向壮大和成熟。

“长安乐派”的生成，是因为这一方的本土文化中蕴藏着有利于这一乐派生成的因素，也可叫成因，或者叫“土壤”。同时也有现代社会对本土音乐现象的呵护，以及在各种环境与条件作用下，这一乐派呼之欲出。“长安乐派”是一支健全的群体力量，并有它的代表人物，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还有着强烈的地域个性。乐派中包括多样的乐种、多种的艺术表演形式、多个音乐学术性机构的组合。如“秦派二胡”“秦筝艺术”以及“陕西板胡学会”“陕西民间打击乐学会”“陕西秦筝学会”“陕西民族管弦乐学会”等等，就如同流经陕西地域里的八大水源支流都汇集到渭河干流中去，它们是在一个派系中的组合，各自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就是“长安乐派”的个性所在。然而，它们又都得益于陕西这片丰厚的文化资源沃土，它们的根是扎在同一片土壤之中来吸取营养，作品中的风格，艺术特色、特点则完全是地道的秦风秦韵，这就是“长安乐派”的共性所在。各个实体在社会艺术实践中相互吸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这就是“长安乐派”派系个性之间纵向的结构项链，是乐派的特征所在。“长安乐派”是在陕西音乐文化艺术界逐渐形成的，研究这一乐派的发展过程、研究乐派的代表人物、研究乐派的学术成就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深层次地探索“长安乐派”在陕西音乐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地位以及它对国内外音乐文化的影响力，需要汇集音乐理论界同人共同去研究探讨。这对振兴陕西音乐文化艺术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我院音乐教育家鲁日融教授对“长安乐派”的特征、特色、特点论述中指出：“秦派风格，不论怎样说，都是这一乐派的一支，因此它具有北方音乐那种豪迈粗犷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新颖的演奏技法和鲜明的时代气息。”“然而，它与其他北方乐派不同的是秦派音乐在粗犷中又多了一点委婉和深情，听起来让人感到一种朴实、诚挚之美。”“中国的西北主要是黄土高坡，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民间音乐，尤其是歌曲都是比较高亢的。”“还有许多典雅的、细腻的传统古乐及民间音乐，在两者的交融下，西北风格一方面有了淳朴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多了一点雅致，丰富了它的艺术感染力。有风格但没有足够的作品支持，一个乐派还是不能立足。因此几十年中……培养了一批能够演奏又能够创作的演奏人才。一个乐派的发展、创立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由于鲁日融教授的积极推广，现在这种特色风格和演奏方式在5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地被其他乐器借鉴。秦派风格的代表作品中不再局限于二胡曲还包括古筝、琵琶、笛子、中阮等，现在甚至有人把它统称为“长安乐派”，使西安音乐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建校以来，成为西北地区最大最健全的音乐表演与音乐研究的最高学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安音乐学院作为培养音乐演奏人才，音乐理论、音乐创作的基地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它是“长安乐派”发展的基础，50年间培养了像赵季平、鲁日融、饶余燕这样一批叱咤乐坛的音乐栋梁，他们是“长安乐派”的代表。学院设立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作曲系、中国乐器演奏系，对陕西地方乐种的发掘、研究方面，如“长安古乐”、对陕西地方戏曲音乐的研究、对音乐美学的研究等等课题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西安音乐学院中国乐器演奏系致力创建“长安乐派”，整整几代人都在为此目的努力奋斗，在教学、科研、创作、理论及艺术实践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中国乐器演奏系是陕西高等音乐教育的重点学科之一，共拥有12个专业方向，4个教研实体，30多名老、中、青专家教授组成的教学科研队伍，在培养人才、繁荣西北音乐文化艺术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求实创新之路。1993—2000年间创作出了近300多首陕西人民喜闻乐见的陕西地方音乐风格作品，出版了音乐理论专著13部，获国家级成果奖15个，获国家级、世界级奖的集体与个人20项。“秦军崛起”“耳目一新”“繁荣西秦音乐”是外界音乐评论、新闻媒体报道给予的殊荣。2000年由中国乐器演奏系申报的“关于 ‘长安乐派’的发展与完善”课题，以其详尽的资料向教育部申报了我们在创建“长安乐派”方面所做出的成绩，获得了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国家教育成果一等奖。

西安音乐学院作为“长安乐派”的发展基地，基础力量在于学院的教学体系、教学风格、办学特征都依靠着陕西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几十年间培养的音乐人才一批批地走向社会，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文化群体、氛围。这种地方音乐院校形成的教学体系结出的成果又重新地反馈到社会中去，形成了一条良性循环的轨迹，它是“长安乐派”发展的艺术平台。

“长安乐派”作为我国大西北音乐文化一大支脉，它的影响力和影响面是非常深刻、广阔的。在近20年中，陕西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音乐作品从数量到质量、从地方影响至国内外，乐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再局限于地区本身，其能量影响已经超出了“长安乐派”本身的地域限制。“长安乐派”经历了几十年的音乐文化历程，它不仅影响着陕西音乐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得到全国音乐文化艺术界的认可。它的“热力”“能量”在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