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流立场：默顿
当代关于社会学科的科学地位的最佳陈述之一，出现在默顿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11]因为默顿是一位社会理论家，对社会学研究有实质的贡献，对社会科学领域展现了巨细靡遗的知识，并且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历史意识，他关于理论的陈述对经验理论的探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起点。默顿一直是一个温和派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他关于“中程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的概念被奉为圭臬，不同流派的社会学者应该都会欣然同意。
默顿接受挑战，即相较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未成熟发展的说明。他声称把现阶段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与当代的物理学相比较，不仅是误导的，并且有成为一种“误置的受虐狂”（misplacedmasochism）倾向。对科学史的理解可以同时是谦卑的并且是解放性的，特别是对那些认为社会理论可以一举获得巨大成果的乐观主义者。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忽略了在物理学发展的道路上，数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为物理学中的重大突破预备了地利条件。“历史上同时代的文化产物必有相同程度的智识成熟度”（第6页）乃是错误的假定。“或许社会学尚未准备好迎接它的爱因斯坦，因为它的开普勒尚未出现。即使无与伦比的牛顿，在他那个时代，也承认累积性的研究是无可取代的贡献，他说：‘我之所以看得较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第7页）[12]
我们可以得到的教训是，假若我们欲将社会学与物理学相提并论，那么以现阶段的社会学与刚起步的物理学相比更具启发性。“在20世纪物理学与20世纪社会学之间存在有数十亿人时持续的、严格训练的、累积的研究差距。”（第6—7页）
虽然默顿强调社会科学与物理学在发展上不相称，但他并不怀疑使社会科学具有同类型的科学成熟度的可能性。和赫尔一样，他确定社会科学可以有开普勒、牛顿或爱因斯坦。他提倡中程理论乃是将此视为当前欲达成此目标的灵活策略。默顿敏锐地发觉到，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皆在“抽象经验论”与“巨型理论”的两极间摆荡——此两极为C.W.米尔斯所嘲讽并且加以严厉批评。[13]
但是在能够恰当描述中程理论之前，我们必须更清楚社会科学的理论取向。对于经常与真正的理论相混淆的研究活动，默顿的概述不仅极具警示作用，亦标出了理论的特定功能。
理论不可理解为“针对数据的一般取向，提示无论如何需要考虑的变量类型，而非特定变量间关系明确的、可验证的陈述”组成的——即使这是“大部分目前所谓的社会学理论”（第9页）。依照默顿的看法，由于这太过于松散无法令人满意。理论不是由“观点”或“探究途径”组成的，理论所衍生的明确定理至少必须包括“特定变量间的关系之清晰、可验证的陈述”。
理论不可与方法论相混淆。当然，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上必须熟练。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使用统计学和其他量化的技术，如何设计实验；他们必须理解推论的性质和一套理论系统的要求。“但此种知识并不包含或意指社会学理论的特定内容”（第84页），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之一——不同于自然科学——在于方法论已自成一个学科分支而有其自身的专家。过度关注方法论，经常偏离了建构实质的理论体系的工作。默顿与许多从事实际研究的科学家的看法一致，即方法论的讨论通常在与特定实质研究问题相关联时，才是最有成效的。[14]
理论也不可与诸如地位、角色、社群（Gemeinschaft）、社会互动、社会距离、失范（anomie）等“社会学概念之分析”相混淆。诚然，若没有对于进入一个理论系统之核心概念的分析，社会学理论化就无法进行。但对这些概念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已吸引了许多社会理论家，并不能产生一个理论系统，也不能对理论系统有任何的增益。这样的理论系统是由具有经验结果的、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命题所组成的。
将“事后（post factum）的社会学解释”（第90页）误认为是真正理论时，我们更接近理论的一个主要混淆。通常此种解释是用来说明观察的现象。社会理论家面对种种数据，他看到某一既定的诠释使得此数据“有意义”或者该诠释“适合”此数据。但隐含于事后解释之下的逻辑谬误在于，许多粗糙假设在某种程度上皆可由“事实”来加以证实或确证，但这些假设是设计来说明互相冲突及矛盾的事态的。事后解释与说明经常是如此有弹性的、含糊的或开放的，以致它们几乎可“说明”任何数据。默顿警觉到皮尔斯所强调的，而且波普在当代一再述说的一个论点：科学理论必须是可驳斥的与可证伪的，而非只能被确证或证实。
有些社会科学家认为理论的适当功能在于提出健全的经验概推。经验概推是建立理论系统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在此，我们看得最清楚瑞安所谓的“极端事实主义”的焦虑，或是米尔斯所指称的“抽象经验论”。一个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始神话，就是相信真正的科学工作就是收集数据，以及以此为基础提出经验概推。20世纪我们收集数据的技术已相当精致。我们有数据库和一些以改良收集数据的技术为宗旨的机构。很多人也相信：倘若当我们搜集了足够的数据，并且发现这些数据中的相关性时，我们将能达到建构真正科学的较高级的经验概推。即使有些人隐约地感觉到科学不只是收集数据以及根据此数据建构经验概推，但仍深信这是朝向更高阶理论的不二法门。这是一个“原始神话”——即使它被广泛相信，且培根与密尔也经常被引用为赞同及倡导此观念的人——因为这是全然错误的。我们很难指出任何哲学家曾对科学持有如此简化的观念——当然不是培根和密尔。再者，尽管当代哲学家对科学理论的性质和角色有很大的甚至是尖锐的歧见，却有一个理性的共识，即理论不是仅仅由基于事实之收集或观察而形成的经验概推组成的。
当我们考虑把社会科学当作是真正的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挑战时，这将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许多固执于素朴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深信这些挑战是似是而非的，或是“没有根据的”。当他们的对手断定借由收集数据、寻求相关性，再经由数据的提示而提出可检证之经验概推是不可能的或错误的时，对他们而言是难以置信的。他们确信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在最佳的经验研究中被实践了。他们认为这样的活动是科学探究的精华，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其对手如此反对的理由；他们问道：对于运用在方法论上健全的研究技巧的社会科学，我们怎能质疑其可能性或重要性呢？但是，我们即将理解，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收集及解释数据的可能性，而在于这种工作的意义以及我们能从中得到的推论。
默顿告诉我们社会学文献里有很多经验概推——“概述观察到的两个或多个变量间关系之齐一性（uniformities）的孤立命题”（第92页）。但是“此种庞杂的命题仅仅为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提供了原料。只有当此种齐一性有关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命题暂定地建立起来时，理论工作及迈向理论的经验研究才刚刚开始”（第92页）。
以上区别了许多与理论相混淆的研究活动之后，默顿现在准备不仅是针对社会学，且针对一般社会科学，解释何谓系统理论（systematic theory），第一点他强调：适用于系统理论的概推与奠基在观察特定变量之上的种种经验概推有很大的不同。“第二类的社会学概推，即所谓的‘科学定律’，不同于前者在于它是可以由理论推演出来的一项规律性陈述。”（第92页）如同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默顿也承认至今仍然缺乏此种定律的好榜样，然而他相信近似第二类的社会学概推“并非完全没有”（第92页）。“社会学领域中缺乏此种定律或许反映出当前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二分。尽管有许多社会学理论史的著作和许多经验研究，但社会学者（包括作者）可能在讨论社会学定律的逻辑判准时，没有引用任何一个完全满足这些判准的例子。”（第92页）这种承认几乎是对社会学科之科学地位的捍卫者的一个限制，特别是对那些确信理论与科学说明的角色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本质上相同的人。然而，对于他自己的意思，默顿举了一个例子，非常值得仔细地来加以思考，因为默顿想要强调的关于系统理论、科学说明以及科学定律角色的许多论点皆可参考此例而理解。这个例子是“重述”涂尔干对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不同自杀率的解释。[15]
“在不同的人口中，天主教徒的自杀率比基督教徒低，是一个已经被长久建立的统计上的齐一性。”（第92页）在其他因素维持不变的情形下，就此一主张被小心地建构的程度而言，我们只有一个经验概推——这个概推不会声称去陈述不变的关系。问题在于给予这个规律性一个理论上的说明。默顿用形式化的方式重述涂尔干的理论假设，提供了以下对于涂尔干的分析之解说：
在默顿的讨论脉络中，他并不想证明这是涂尔干说法的一个恰当重建。默顿亦不争论相关前提的真假，或分析这类重要但模糊的概念，诸如“精神上的支持”或“未获抚慰缓解的焦虑及压力”。他唯一的目的只是对此理论分析范式的一些形式上的特征加以评论。
第一，他观察到，原有的经验发现的范围由于此种分析而扩大了很多，因为这个概推是以比较高阶的抽象性来概念化的：“天主教义——社会凝聚力——获抚慰的焦虑——自杀率。”朝向更高抽象性的益处在于我们不再将此齐一性视为独立的，而是视为一种在“带有某种概念化属性（社会凝聚力）的团体与行为”（第93页）之间的关系。
第二，此类型的分析一旦说明并且建立了“从一组相关命题所衍生的齐一性的理论相关性”（第93页），它遂提供理论及研究发现的累积。“自杀率差异的齐一性更加证实了它们（与其他齐一性）所衍生出来的一组命题，而这是系统理论的主要功能。”（第93页）
第三，上述对涂尔干分析的重述可以让我们导引出不同的结果，并使我们既可以检证理论分析恰当与否，又可以说明其他似乎不相干的规律性。例如，社会凝聚力的初始前提让我们能探究自杀之外的现象可否成为影响“社会凝聚力”崩解的因素——诸如固执的行为或病态的成见等现象。
第四，理论提供了一个预测基础。例如，假若有独立的测量显示天主教的社会凝聚力下降了，则理论学者（倘若其他条件不变）能预测此团体的自杀率将会有上升的趋势。
第五，上述的理论功能暗示了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说默顿告诉我们的：“涂尔干的论述并非全然正确。”（第94页）一个理论要有生产性，则它必须是充分确定的。“精确性是可检证性标准的一个构成元素。”（第94页）默顿敏锐地警告现阶段的社会学，理论确定性的程度事关良好判断，但在社会科学中过度精确的压力却可能导致徒劳的活动。然而另一方面，理论家也必须努力达到起码的精确程度，如此理论才可付诸经验检证与否证。
默顿对涂尔干理论分析的重述，和他所强调的若干论点，只是当作阐释罢了。在我目前的探究阶段，若去指责他无法面对为了获致对真正理论确定的理解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未免有失公允。但我确信，默顿已触及到那些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哲学家在阐释系统理论与科学说明之性质时所关注的最核心课题。默顿所预示的理论科学说明模型即是所谓的“假设─演绎”模式，其为“演绎的”在于其说明——在此例中，是关于自杀率之经验规律性——乃非琐细的推演。给定了前三个前提，结论就可以逻辑地推演出来。假若任何一个前提遭遇挑战，或许可以给予一些暂时接受它们的理由。其为假设性的，因为不可能宣称此架构中的任何前提不可能发生错误。进一步的概念探究或经验探究可能挑战、修正甚至摒弃它们。
默顿也承认在系统理论中，或明或暗地需要运用定律——或者更谨慎地说，是定律式的陈述（lawlike statements）。这样的定律必须小心地与仅仅是经验的概推加以区别。由于这些定律的优点——哲学家称之为“通则性陈述（nomological statements）”——才能保证所导出的反事实陈述（counterfactual statements），对科学的说明与预测是如此的重要。默顿告诉我们，当涂尔干的理论预设让我们能预测：倘若天主教徒中的社会凝聚力有减弱的趋势，则（其他条件不变）我们可以预期此团体自杀率有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了解上述道理。
最后，默顿注意到科学说明、精确性、可检证性和预测性，四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一个良好的科学理论能借着显示如何从理论预设与适当的初始条件中，推演出经验现象与规律性，来加以说明。但它必须有足够精确地陈述，以便能付诸检证。否则，我们无法把它和上述的事后解释加以区分，因为伪科学说明亦可满足可推演的判准。
上述对社会学理论的概述——意图掌握社会科学中系统理论的本质特征的概述——有助于定位默顿对中程理论之需求的策略性建议。一方面，默顿反对那些认为无需理论的经验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他由始至终都驳斥此种态度为心胸狭隘的，不具生产性的，而且最终而言是非科学的。这样素朴的经验主义最多只能导致毫无方向地收集数据以及种种经验概推的混乱积累。而这些并不是科学所要做的，更不是自然科学成功的要诀。没有理论的经验研究是盲目的，正如没有经验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一样。我们的抱负也必须谨慎实在。只有借由缓慢地建立及验证中程理论——“中程理论乃是介于：一方面是日常研究所发展的小型工作假设，与另一方面是无所不包的思辨所构成的一个主要概念架构（由此架构希望能推演出社会行为中大量经验观察之齐一性）这二者之间”（第5页）——由此我们可以增益科学探究的累积性传统。一旦更多适切的理论被验证以及它们的后果被检验，我们就可以预期——正如物理学的进步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将会发现更综合的理论架构，在此架构中，中程理论可以被统合起来。
虽然默顿是当代社会科学家中少数对社会科学的历史和社会学都有兴趣的学者之一，但他仍将理论史与“理论系统学”（systematics of theory）区分开来。通常——如同反映在大学社会科学课程中一样——所谓“理论”包括的只不过是过去宏大理论系统的历史探究。“可以利用的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之间，存在具吸引力却致命的混淆。”（第4页）
此处默顿所言似乎是有道理的、有意义的，以致我们可能忽略了其中的激进意涵。他的话确实反映了主流社会科学家盛行的或正统的观念。默顿宣称的合理性，即有关理论史与理论系统学的混淆却有致命吸引力的观点，已接受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类推的假定。在他看来，为何我们要研读牛顿的原著并研究他的时代有许多理由。我们的兴趣或许是在历史方面，即发掘牛顿的所言与所行，对照教科书上对其成就的说法；或者我们可以探察牛顿的作品，当作理解科学探究如何进展的范本。但是，研究历史上的牛顿，对于关注其学门中的研究以及关注物理世界的理论性理解的物理学者而言，既非必要，亦不重要。
上述所言更进一步地指出当代系统理论学者用以评判过去这些“高贵”尝试的标准。默顿的主要关注是而且应该是“那一小部分至今仍可在经验研究检证下存活的早期理论”（第4页）。熟悉个人所属学科的历史最多只是对于社会学者的教育有一个助力，但无法取代在研究中实际运用理论的训练。默顿这个基本态度（被许多人如此广泛地分享）也认为早期理论家已经隐约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才看得清楚得多的东西。现在的理论——就其严谨表述和经验检证的程度——乃过去理论之成败的判定标准。
默顿的观点对于社会科学家的教育及训练有重大影响。在此阶段，我要提示它的一个副作用。在现代美国大学的多元结构下，一向都对不同的研究路径存有容忍度，几乎每一个值得尊敬的社会科学部门至少都有一位“理论家”，但这通常意味着他是一个对古董或历史有奇特兴趣的人，而他主要的职能是教授该领域过去的经典作品。虽然研读这些经典作品或许是有益的，对于拓广社会科学家的训练也有用的，但是人们仍然认为这不能和促进系统理论的庄严事业相提并论。因此，此种对“理论”研究明显的容忍——即过去之巨型理论——是和一种并非如此隐晦反对它的偏见相结合的。
默顿对系统理论之本质的反思，和他试图将之与其他通常被冠上理论之名的研究活动区分开来，乃是刻意为他试图提出的实质性经验理论所搭的台子。他告诉我们“功能分析是最有希望、却可能是最欠缺整理的当代社会学解释问题的途径”（第21页）。默顿认为他自己的理论工作是直接针对功能分析之重新表述与整理，以便符合或接近真正理论的判准。在转向检视默顿版的功能论之前，我想要说明系统性经验理论的观念是如何普遍而深刻地渗透在主流社会科学家当中。
默顿的论述其实代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许多社会学家所认同的立场论述，其中一个他所批评的对象便是巨型理论家帕森斯，他当时正主导美国社会学界。默顿企图将真正的理论与一般社会学取向、社会学概念的分析和事后解释区别开来，可视为对帕森斯思想的影射批评。默顿提倡中程理论，直接向帕森斯建构综合广泛的系统理论的努力发起挑战。大家都期待帕森斯能接受挑战，并回应默顿或明或暗的批评。在默顿论述其社会学立场之后，帕森斯在就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演说中就直接回应这个挑战，默顿接着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968年的增订版中答复了帕森斯。
这场论辩最重要的面向不是相异点而是相同点。愈来愈清楚了，在社会学及社会科学中，何者是系统理论的实质点并没有本质上的歧异。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歧见是关注对于促进理论有兴趣的社会学家要如何促进的策略问题。帕森斯，并不下于默顿，也期待恰当的一般理论：将借着显示这些现象和规律性如何能从理论假定推演出来，说明现象和规律性；将具有充分的精确性和确定性以付诸经验的检证及否证；将揭露社会学定律，伴随着相关的辅助假设，以保证适当的违反事实的条件句；以及至少原则上，将让我们对于社会系统和社会变迁能有所预测。
为了显示默顿与帕森斯之间有多少的共识，有必要引证默顿为这场辩论所做的长注。
许多社会科学家都认为默顿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是当代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其成功及影响的主要理由，是默顿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年轻但成长中的科学的状况，做清楚而适当的表述，以及对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正缓慢建立起来并加以巩固的科学事业的未来发展，他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