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洛阳文学

概述

东汉在洛阳兴办太学，佛教传入，皇权重视文治，作好辞赋就可以当官等，为后世思想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权或割据鼎立，或南北对峙，动乱分裂，更迭迅速。灾难沉重的社会现实使人们不断在精神世界寻求拓展，精神生活空间变得异常自由开阔。

老庄思想起于河洛，作为儒学的重要对立面而存在。它主张遵从人的自然本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老庄思想标榜，根本内涵是对个性价值的重视，同时以玄学新形式流行于思想文化领域。洛阳郭象注《庄子》，强调物任其性，将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为士人身居庙堂而又追求心在山林的清高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玄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玄学对宇宙本体和各种事物名理以及人的才性进行辨析，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玄学清谈便针对有与无、言与意、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这种争论基本上在河洛区域内展开。从精神实质上围绕人的存在问题展开思考，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新的情趣体验人生的思想观念由此形成。宏大自我、崇尚内心自由成为新的人生目标，追求符合天性、富有才情的人格美为一时风尚。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迅猛的势头发展，影响波及的文化领域和阶层范围极其广泛。西晋时洛阳有佛寺几十所，北魏则多达上千所。闻名于世的少林寺、龙门石窟始建于这一时期。河洛出现不少名僧，文人信佛的不在少数。宗炳专程上庐山与名僧慧远研讨佛教经义。佛学逐渐融入中国思想文化长河，对我国哲学及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摆脱了天命神意的左右之后，人的才性、人的情感受到重视，那种把个人看成社会附属品的思想日益衰微，个体价值极度高扬，文学价值和文人地位不断提高。文人为了追求个体的不朽而从事创作，在文学上投入极大的创作热情，勇于追求美的创造，在题材开拓和艺术创新方面取得远超前人的巨大成就。

河洛文学在这样的文化潮流和社会趋势下，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文学创作领域呈现活跃状态。洛阳王都文化底蕴和山水人文景观赋予文人精神气质，河洛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既基于地理位置和文化积淀等方面因素，又脱离不了历史文化背景。

西晋至北魏，中国文学创作活动基本在河洛地区展开，全国各地大多数作家活跃于河洛一带。特别是建安时期，曹氏三父子均嗜好并提倡文学，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呈众星拱月之势。曹丕称帝后的活动主要在洛、许之间。河洛地区聚集了全国绝大多数作家，“三曹”“七子”，阮瑀、应玚、蔡琰、邯郸淳、繁钦、应璩等。西晋王朝建立，洛阳依然处于权力中枢位置，文学发展在全国占最大优势。称名于时的文人有潘岳、潘尼等。陆机、陆云由吴入洛，名动一时。“竹林七贤”活动于河洛，“金谷二十四友”齐聚洛阳，他们各具风采，争奇斗艳，使洛阳成了文学艺术荟萃之都，为河洛大地留下了无数瑰丽华章。虽然他们的很多作品并不是作于洛阳，但他们与洛阳有不解之缘，与洛阳关系密切的佳作也不在少数。如曹操的《蒿里行》和《薤露行》伤悼洛阳被毁；孔融成名于洛阳，活动于洛阳；曹植《送应氏》《赠白马王彪》两篇名作的产生与洛阳有关，《洛神赋》更是千古传诵。左思闭门宜春里，构思十年，杰作《三都赋》使洛阳纸贵；巩义潘岳挥笔叙哀情，风韵清丽，诗歌被《诗品》列入上品，辞赋在《文选》中数量居于首位，与陆机并称“潘陆”，并有“掷果盈车”美谈。陆机《洛阳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使古都洛阳的辉煌永载史册，也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灵感与题材。另外，从“乐不思蜀”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千古流传的洛阳典故、传说，也成为河洛文学长河中美丽的浪花。文明的发源地和建都城于洛阳等历史原因，河洛一带历来成为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很多家族中出过多位有名的文学家，传承博雅宏深的文化修养。同时洛阳作为一个都城景观意象，其内涵日益得到创造和丰富。

“八王之乱”，晋室南迁，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城。几乎所有文化根基深厚的世族大家都在永嘉之乱间，随王室相继流亡到南方。南迁文人在气候温和、风景秀美的江南繁衍生息，将博大深厚的河洛文化带到南国，河洛文学在此一脉相承，继续发展。吴越之地从此步入文学的全面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