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Fear）
我认识到，怀有勇气并非因为没有恐惧，而是战胜了恐惧，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恐惧，而是征服了那种感觉。
——尼尔逊·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1]
当你是手推床上一位“可能要命不久矣的病人”时，我想告诉你，我是勇敢的，站在床头的医生是勇敢的。我希望能告诉你这些，但是对我来说，忘记这种勇敢的幻象，承认恐惧，反倒更合适些。
我着实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在工作中感到恐惧时，当时的情景荒谬得像是一部喜剧。如果有人在我读医学院的时候，问我觉得当上医生之后最害怕什么，我觉得死人根本都不会出现在清单上。确实，我所处的环境并不忌讳死亡。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我们会在亲戚家为逝者守丧，而棺材通常是打开的。我第一次看到遗体是在祖母去世的时候，她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躺在羽绒被上。我记得那时自己11岁，坐在表姐的旁边，一边聊着与死亡和葬礼无关的事情，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祖母冰冷、僵死的手指旁重新排列那些念珠。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老年护理病房，显而易见，没过多久就遇到了病人的死亡。在第一次面对这一机遇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我的工作可能是“证实”死亡。（你必须原谅我使用“机遇”这个词——作为一名医生，学习的机会常常出现在不那么美好的情况下。）我去找主治医师，告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把我带到病人的床边，我们一起完成了几项工作。然而，当再一次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只能靠自己了。我独自走进病房，随手把门关上，戴上了手套。回想起来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不会在病人还活着的时候戴上手套去做常规的外部检查，但现在他们去世了，我已经采取了不同的行动。
我走到床边，当意识到这个病人仍然有体温时，我感到特别害怕。把听诊器放在病人的胸前，我能听到从胸腔里发出的空洞声音——这种声音难免让一个新入行的医生胡思乱想：如果她根本没死呢？会不会我说她死了，然后亲属走进病房，病人又能动了？这些声音不由得让人希望，可以等到病人身体更冰冷的时候再来做这种检查。
确认死亡的过程包括观察瞳孔，检查病人对疼痛的反应，并确认没有呼吸活动，没有可触及的脉搏，也没有心音。最后3项要花些时间，我把听诊器放在她的胸前，手放在她的脖子上，站了足足2分钟，在她的脖子上，你可以看到跟常人一样的颈动脉。我盯着她。我越是盯着那个病人看，就越确信她要睁开眼睛了。我想象着她突然睁开眼睛，两手摸到脖子，然后用一种她这辈子可能从未有过的力量，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腕。我想象着这个可怕的场景，难以自抑；刚满2分钟时，我就快步跑出了房间，心怦怦直跳。
这让我想起了儿时在家里的经历。我们的房子建于20世纪70年代，有一道近乎直上直下的楼梯，前7级台阶在踏板之间留有空隙。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觉得什么时候会有一只手从那些缝隙里伸出来，抓住我的脚踝。那不是真的，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但我让自己相信了，我总是飞快地跑上楼梯。也许，我们所经历的大部分恐惧都源于我们自身。
回想第一次证实死亡的经历，我仍然对当时的感受感到惊讶。为什么以前在遗体周围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是面对陌生人的遗体造成了这种差别；也许是因为宣布死亡成了我的工作。（如果他们没有死呢？）
我不知道，从那之后我是否再次经历过这种纯粹的恐惧，不过我确实认为，至少完成某些事情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如果我不能承认自己仍然感到恐惧，又怎么能说自己勇敢呢？
一天傍晚，我在急诊科等一位因心肌梗死送来抢救的中年男子，那是我成为重症监护病房主治医师的头一年，我还算是位新手。我们事先接到了通报，那天的工作就像等公共汽车一样：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心脏病患者出现，然后，就在夜班刚开始的时候，两个病人同时来了。我们根据情况分配了团队，变得忙碌起来。
马丁（Martin）被推了进来，脸涨得通红，浑身是汗，这是典型的心源性休克症状。这种情况会在心脏突然无法工作时出现。在正常情况下，心脏的工作由两个部分完成：心脏右侧接收缺氧血，并将血液输送到肺部充氧，之后血液回到心脏左侧，再次由心脏回到身体。从医学意义上讲，休克可以指一系列身体遭受的突然伤害，这些伤害会导致人体无法为其组织和器官提供充分的血液循环，也就无法支持这些器官活动。就马丁的情况来说，罪魁祸首被称为心肌梗死，或我们常说的“心脏病”，冠状动脉供血中断意味着他心肌死亡的时间越来越长。心脏病学家喜欢说，“时间就是肌肉（Time is muscle）”。因此，当马丁来到医院时，其实伴随着一种宣示，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我很快地瞥了他一眼，发现他处于清醒和昏迷之间。他的呼吸道部分阻塞，呼噜呼噜地响个不停。他很胖，体重指数（即BMI）至少有50。即使在身体状态好的时候，马丁也不适合平躺，很明显，他需要接受麻醉并插入导气管来保护呼吸道。这是我第一次在急诊科独自进行紧急插管，我看着他，慢慢地呼气，心中一直在思考。教科书总以70千克标准体重作为案例，但现实中，我见到的标准体重的病人少之又少。
心脏科的顾问医师在床边徘徊，急于尽快让马丁进入心脏导管室进行手术，他已经召集了正在值班的手术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们得继续了，”他告诉我，“你对他的气道满意吗？”
我当然不喜欢他的气道。在冠状动脉导管室里，马丁平躺在一张桌子上，身体非常不舒服，无法支撑自己的呼吸。我为插管做了准备：药物、喉镜、导气管；心里演练了方案A、方案B和方案C。一位资深同事就在我旁边的隔间里，为另一位即将到来的病人做准备。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向自己确认，如果遇到麻烦，我会得到帮助。
我低头看着躺在手推床上的病人。他块头很大，浑身湿透，鼾声阵阵，但他在鼾声中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呼吸。我看着手中的肌肉麻痹药物，想着该如何中止他的自主动作。在麻醉药物注射之后大约45秒时，他会停止呼吸，然后，有几秒钟，他的生命会在生存和死亡之间危险地徘徊，我希望自己能阻止他去往彼岸。
导气管、呼吸、循环：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些急救中的常规工作熟稔于心。所以，我们有一个预先构建的处理计划：首先是气道（A），其次是呼吸（B），最后是循环（C）。我接受过技术操作方面的训练，它可以像念出ABC3个字母一样简单，但如果我不能驾驭A和B，马丁将在几分钟内死去。即使我完美地完成了A和B，如果我没有正确地判断药物剂量，也可能会导致他已经衰弱的心肺循环彻底停止。
如果当时你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害怕吗？”我会对你说“不”，并告诉你，从临床角度来说，我能胜任这个职位，这是我的工作。我会说自己有所计划，也确实因敬畏生命而产生了些许忧虑，但我并不害怕。恐惧往往源于事态的失控，感到恐惧对我毫无帮助。
但是，我确实害怕了。
我最后调整了一下手推床，试图给马丁的头转个角度，让他的头与高耸的腹部和胸腔相比，不至于向后歪得那么明显。这时，我抬头看了看，看见一位至少2年未曾谋面的外科顾问医师，他记得我的名字。“你还好吗？”他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开始聊天显得很奇怪，后来我知道，聊天并不是他接近我的目的。
我告诉他气道插管的计划，我的“A计划”和我的备用方案，然后他问我，是否想让他参与，还是想让他安静地站在我身后的角落里。我选择了后者。我们拉上周围的围帘，开始给马丁注射药物。我等待着那几十秒钟，等着他开始麻痹，停止呼吸，这场等待如同几个小时一样漫长。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手像钳子一样，握紧他的下颌骨，拉开他的下颌，保持呼吸道打开，同时把氧气面罩压在他的脸上。
我们等待着，我的目光从他逐渐平静的胸口移向我身旁的显示器，来回扫视，直到45秒过去，他停止了呼吸。在开始紧急插管之前，我总是对团队中的某个护士或医生说同样的话：“如果血氧饱和度低于90%，告诉我。如果我没回答，就是我没有听见，请再跟我说一遍。”
我拿起喉镜，把它引到马丁的嘴里，保持他的嘴张开，然后更用力地拉开。我看到了声带，也看到了通向气管和肺部的通道。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观察角度，我把管子塞进气道，给管口充气，连上便携式呼吸机，这样就完成了。马丁已经为导管室手术做好了准备，他的冠状动脉将会重新通畅。
顾问医师在整个过程中只发表了2条评论，他说得很小声，只有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很好”“你做得很好”。
在那一刻，我需要相信自己，而不是屈服于随时可能出现的恐惧。现在回想起来，顾问医师的称赞清楚地表明，他非常了解，我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信心。作为医生，我们经常选择把恐惧隐藏起来，称之为其他的东西：比如忧虑、惊讶、承认事态很严重、紧张、缺乏自信。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这些感觉中的任何一种，但“恐惧”不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我常参与病人的心肺复苏抢救，我感到害怕的唯一外在信号，是一两颗汗珠慢慢地从后背淌下来。有时候，当我脱下手套，真的很惊讶自己的手掌竟然变得这么湿。有时我会欺骗自己，假装并不害怕。
几天后，上夜班时，我把马丁的插管拔了出来。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但后来恢复得很好，回归了自己的生活，回到了他的妻子和两条拉布拉多猎犬身边，他准备每天都去陪狗狗散步。当一个病人“准备好”要把插管取出来的时候，他们往往早就求之不得了。在他们的喉咙里，这种塑料物品变成一种不受欢迎的刺激物，因为他们没有服用镇静剂，异物会让人感到不适，眼睛也会因为不舒服而流眼泪。我记得自己向马丁俯下身去，让他能够看清我的脸，对他说：“别担心，我们现在就要把管子取出来了。”他的大眼睛恳求般地盯着我，那一刻我意识到他对我的信任，也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这种特权。我记得把管子取出来后，听到他当时沙哑、浓重的西南部地区的口音，心里觉得这听起来很美妙。说来有些奇怪，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对彼此都很重要的过程，但却没有共享某种真正的关系。直到那一刻，我才第一次听到马丁的声音。
有些时候，我在面对恐惧时甚至更加手足无措。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曾说过：“我们靠死记硬背来记单词，但却记不住它们的意思；要记住它们的意思，必须付出我们的生命之血，必须将它们印在我们神经的细微纤维上。”[2]从开始当医生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不要尝试心肺复苏”（DNACPR）的要求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知道它的适用情况和含义。但在工作到第四年时，我遇到了一位病人和她放弃心肺复苏的要求，恐惧让我质疑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那是凌晨4点，我需要赶去肿瘤科病房，一位50多岁的女病人出现了呼吸急促和心率过快的情况，她的护士很担心，给病人做了心电图并呼叫了我。那个时候，我正在值班待命，为病人提供紧急检查，并解决夜间出现的任何问题。和以往的值班一样，绝大多数病人并不是我日间接诊的病人，我并不“认识”他们。
我走到病房，一个坐在床边的女人迎了上来。她和我母亲年龄相仿，呼吸急促。我估计她每分钟呼吸超过30次。她的血氧饱和度低于90%，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印象——对于一个明显在挣扎的人来说，她看起来是那么的平静、镇定。护士去换氧气面罩，我问病人是否感到疼痛。
她摇摇头，回答说：“不疼。”她的语气没有紧迫感，就好像我在问她茶里要不要加糖一样。
“你确定吗？”我反复问道，“你的胸口没有任何疼痛感吗？”
“没有，”她说，“我刚刚从卫生间回来，感到有点喘不过气。”
“你能让自己的呼吸慢下来吗？”
“我觉得我控制不了。”
护士带着新的氧气面罩回来了。我把听诊器放在病人的背上，听她的呼吸声：空气在她的肺里进进出出，听起来很清晰，非常清晰。
“我这就回来。”我说，随即出门去看心电图结果，心电图已经放在外面的护士站了。右心病变的情况很明显，验证了我的怀疑：她有一个巨大的肺栓塞 [3]。我还从来没有独自诊断过会立即危及生命的肺栓塞，在之前的治疗中也从未见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诊断很有把握。我拿起病人的病历本，封面上标注着放弃心肺复苏的要求。两天前医生和病人讨论了这一问题，并确认了这一要求，病历上还记录了就癌细胞转移和抢救等问题与病人的讨论。我只记得两天前的那一刻，我就在现场。
也就是说，我面对着一位女患者，确定她有一个巨大的肺栓塞，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但目前还没有。限制治疗的表格要求我们，在心脏骤停之后不再继续抢救，没有提供其他的建议。我知道绝不应该进行溶栓治疗——她肿瘤出血的风险很高——但我又不确定，作为一名级别较低的初级医生，面对并不熟悉的病人时，是否可以独自一人在深夜值班时做出决定。我正要拿起电话，打给病人的主治医师，这时护士从病人床边打来电话：“医生，你最好回病房看一下。”
病人现在平躺在床上，有呼吸和心跳，但身体没有任何反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心想这样袖手旁观是否对她有所亏欠，但我不知道到底亏欠了什么。她本来是走着去厕所的，但现在她突然就要死了，床边的护士和我是仅有的知道这件事的两个人。还有谁需要知道这一情况？护士说，她会给病人家属打电话，然而我意识到，病人可能撑不到家属赶来了。我不能就这么丢下这个女人不管，于是跑去给主治医师打电话。
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可以暂停一下，考虑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但是，就在那一刻，时间的紧迫感像军队一样包围了我：一步，一步，沉重的靴子踩在地上，带着刺刀的莱福枪指向我。时间贴着我的脖子喘息，离我那么近，我几乎无法思考，也根本来不及思考。我让护士打了抢救电话。
几分钟后，抢救小组集合了：主治医师、重症监护初级医生、另一位初级医生和两位值夜班的护士。我简短地向他们介绍了情况，主治医师给出了简短的回答，我知道他会这样回答：“她不进行心肺复苏。”
“是的，我知道，”我有底气地做着自我辩护，“但是她的心脏还在跳啊，所以我只是……”
我只是什么？我只是不知道我能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患者死亡？我只是觉得不自在？我只是在想，这是谁的母亲？我想说：“我来不及亲自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是觉得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只是感到恐惧。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夜班的护士就打断了我的话：“你做得对。”我对这句话感激不尽。几秒钟后，病人手腕的脉搏消失了，就在我握着的地方。然后，她就去世了。凌晨4点，在三楼走廊的尽头，在一个我不熟悉的病房，面对着一个我刚刚才见过的病人，面对着我觉得无法挽救的情况，我需要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需要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当我第一次把这段经历写在博客上时，一位医生在下面发了一条匿名评论。他说：“那天晚上护士说你做得对，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没错。你在情感上需要帮助，她给你的陈述加一个句号，以免你受到斥责。”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位医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法挽回的病人呼叫了医疗急救小组。我打电话向他们寻求支持，无论是临床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但我都没有为之道歉。称赞别人“做了正确的事”只是一种主观的赞美，这位留言的医生，显然很不认同我的做法，认为我不该打电话给医疗急救队，这种看法对吗？我的做法也许是不对的，他或她比我更有经验，对自己更有信心。但在那一刻，我真的应该袖手旁观吗？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从来没有诊断过巨大肺栓塞的医生来说，对于一个恐惧的、肩负重任的医生来说，对于一个除了站在那里看着病人死去之外，觉得还有一线希望，可以做些事情的医生来说，我的做法有什么错吗？没错，对我来说，我的做法是对的；当然，也许下次我会做得更好。
但对病人来说，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吗？我不能完全确信。对她来说，也许我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平静地坐着，握着她的手，和她一起面对死亡。那天晚上，她想找的并不是医生，但我没有那种镇定自若的精神，我并不介意承认这一点。
急救团队几分钟后就离开了，但那天晚上我和护士一起在病房里等待着她的家人，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虽然我现在已经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但仍有一些谈话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的丈夫问我，妻子临终时是否痛苦。我告诉他，并不痛苦，她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转眼间就去往了另一个世界。
我说过，医生有相应的策略来排解自己的恐惧。这通常是无意识的——目标是在恐惧来袭的时候，对它进行微处理，因为医生和病人都不能屈服于恐惧。你不可能表现得像只在车灯前惊慌失措的兔子——这一点帮助都没有。作为一名重症监护医生，病人的恐惧常常是我工作要面对的事情，这并不稀奇。在很多时候，他们的恐惧变成了例行的程序，而我也早有准备，我一开始就会说一句标准的、让人安心的话：“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都是来保护你的。”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每个病人的恐惧都是一样的。当我把病人的恐惧称为“例行程序”时，这并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只是我例行工作的一部分。像我这样的工作，通常无法留出很多时间，让我认真研究病人恐惧的根源。他们迫切需要某些东西，无论他们是否害怕，你都必须传递出这种信息。所以，你会发现自己只能专注于安慰，说出你在处理紧急情况时想到的应急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把你救回来的。尽管我经常想知道这样说是否真的妥当。通常情况下，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很多时候，其实谁也不知道。
但实际上，你还能说些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当人们处于危急关头，挣扎着呼吸、挣扎着活下去时，我都会麻醉他们，或者说，让他们“入睡”。对我来说，病人很可能以某种方式死去，这并不鲜见；但是试图阻止死亡并无不妥，其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你可以提供帮助的机会。这是病人向你提出的请求，也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当今社会，不少人质疑，那种“医生最清楚”的家长式态度，是否仍应在现代医学中有一席之地，一些医生回击了这种质疑，也招致了不少人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我完全同意这些医生的观点，但不得不说，面对病情严重的病人时，医生与之交谈的时间只有几秒钟，医生的诚实是有限度的。
有一天，我尝试了一种不那么家长式的方法，虽然我说不清究竟是为什么。这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在一次车祸中，他从车里被甩了出去。他体格健壮，手臂上有文身，脖子上有一条链子。他流了很多血，我的手一直压在他颈部的伤口上。可想而知，我的手比较用力。他抱怨我把他弄疼了，让我把手拿开。我友善地拒绝了他，因为我正尽力不让他流血。
他突然问：“我要死了吗？”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你。我需要你试着保持冷静，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你的问题，把你送到手术室。”
“我要死了吗？”他用更大的声音问。
“你受了重伤，我们会把你送到手术室，尽我们所能保住你的生命。”
结果他开始大喊：“我要死了吗？”
他需要一个确定的回答，是或者不是，我其实可以任选一个回答，但是不管选哪个，其实都是在说谎，我根本没法做出保证。
这时，急救医生站出来说：“不，你不会死的！”然后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怎么回事？”病人立刻安静下来，我们继续做着抢救工作。事实上，我们完全知道，他可能会死，事实就是这样。
在可控制的情况之外，提供某种保证通常是你必须要做的，我认为，那些因此 [4]而对我做出严厉评判的人，并不是那些在手推床上流血不止或呼吸困难的当事者。事实是，有些病人透过他们恐惧的、扩张的瞳孔看着你，他们希望听到你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最后，要么我是对的，他们会没事；要么我是错的，但我仍觉得自己告诉他们的那些经过选择的事实并无不妥：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我们都在你身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我在麻醉部门工作时，顾问医师和我曾经一起给一位60多岁的病人实施手术麻醉。病人叫彼得（Peter），他身上出现了一个大脓肿，需要切开引流。从广义上说，这是一场计划外的手术，但除了你通常会联想到的全身麻醉的风险之外，与我常做的手术相比，这场手术并没有真正危及生命的风险。彼得很紧张，所以我安慰地笑了笑，尽量使自己的眼神显得和蔼可亲。我把塑料氧气面罩轻轻地按在他的脸上，告诉他放松，正常呼吸，而顾问医师则配好了药，检查彼得手背上的插管是否正常。我站在彼得身后，猜想着他所看到的我的脸是什么样子，估计一定是上下颠倒的。[5]
彼得颇为不安，不停地对我说，他只是想“这一切都赶紧结束”。我告诉他，一切都会过去的。
住院的病人往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恐惧。有些病人可能一见针就瘫倒，而另一些人可能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大多数病人的行为介于两者之间。除了尖叫的孩子，我还真没见到过比麻醉室里的彼得更紧张的病人。但作为一名医生，你要学会设想各种各样的行为，而病人过度的恐惧也会成为需要你尽力去控制的某种东西。
“害怕难道不正常吗？”彼得问。
我告诉他当然正常。我记得自己还跟他说，手术并不是大家的日常经历——如果他不觉得担心，反而才是不正常的。
说实话，我对他的恐惧并没有什么评判。失去对生活的控制，哪怕只是1小时，都是件可怕的事。我只做过一次全身麻醉，那是拔掉四颗智齿的时候，而那时我已经在医学院了。在麻醉室里等待的那一刻，我在想，排在死刑犯的队伍里，准备接受死刑注射是什么感觉。我想过极为后悔是一种什么感觉，但仍然无法控制自己如何面对即将死去的事实。我真的入戏了，我记得自己睡着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句惊慌失措的请求：“不，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拔了。”
我用面罩蒙住彼得的嘴和鼻子，让他吸了大约3分钟的氧气，继续实施麻醉程序。医生拿起准备好的注射器，开始麻醉。
第一种药。第二种药。观察病人。观察监测仪。
“感觉不好。”在完全进入麻醉状态之前，彼得还在昏昏欲睡地喃喃自语。
“别担心，”我冷静地回应着，“一切都……”我还没说完，彼得就失去了意识。我用食指轻轻触了触他的睫毛，观察他是不是完全没有反应了。
注射第三种药。观察病人。观察监测仪。
冲插管。一切都很顺利。等待。我看了看顾问医师，他点头示意我抬起喉镜，然后，我找到了合适的视角，准确地置入了气管插管。我瞥了一眼监测仪，取下了喉镜，把它放在彼得的枕头边。在这短短几秒钟里，我又看了眼监测仪，没有任何征兆或警告，彼得的心脏骤停了。
我们马上开始做心肺复苏。我们做了所有尝试，试图把一个生命拖回这个房间。参与抢救的人员越来越多，我们完成了应该完成的每一步操作，但4个小时后，彼得还是去世了。
那天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得自己感到万幸的是，我们完成了标准的麻醉前的病历记录，没有偷工减料。我还记得当时顾问医师的样子，他伫立在事后的余波中。这绝对不是他的错，但我记得他脸上那种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的表情，同事让他回家，并主动接手了他当天剩下的工作。我记得那天晚上，自己久久不能入睡，忍不住去想，当彼得做完手术后，他想吃什么，他在夏天有什么计划，他的家人中谁会最想念他。
我还记得，我曾怀疑自己是否足够坚强，是否能够承受告知病人病情的压力，告诉病人会好起来的，而实际上总有一些可能性——无论多么微乎其微——他们会死。我记得我问自己，消除病人的恐惧是不是我工作的职责，也许我本来就不想承担这种责任。通常，他们的病情并不乐观，很有可能会死亡，而且很多时候，当我表现得像完全了解事实那样，说他们会好起来的时候，严格来说，我是在撒谎。
但是，当你第二天去上班时，总会看到另一双惊恐的眼睛。病人的恐惧在与你见面的那一刻爆发，所以你怎么能不抓住他们的手，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一年多后，我在神经外科病房照料了一位病人。劳拉（Lara）和我年龄相仿，她是医生们所说的“健康状况良好”的病人之一，直到她在办公室里突发癫痫，然后又一次发作。她是一位薪酬专员，但她说自己正在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并想成为一名律师。在劳拉等待各种检测、大脑活组织检查和诊断的过程中，我陪伴了她将近两个星期。通常来说，我很愿意去看她，但在那一次，我刻意避开了她，我知道她患上了一种最为严重的脑肿瘤，肿瘤治疗团队正在和她谈话。那天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避开她，但早些时候，劳拉问我是否还好，并说她觉得我表现得不太一样。我假装很累，改变了话题，然后离开了病房，直到合适的团队向她说明情况。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走进了她的房间，她坐在床边，脚放在地上。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猜你已经知道了？”
“是的，”我回答道，“我很抱歉。”
我关上门，坐在劳拉床边，我们两人都看着前方，没有目光交流。我并不经常像公园长椅上的老朋友那样，坐在病人床边。当然，我们并不是像坐在公园中那样，望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潮车海，而是盯着眼前正对着的病房墙边的水池，我穿着合身的工作服，而劳拉穿着睡衣。
“那么，我应该会没事的，是吗？我觉得这个病不会让我很快死去？”
劳拉的问题让我一惊，并不是惊讶于她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而是惊讶于她现在就已经把问题抛给了我。她看上去非常害怕，仿佛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她想要问出这个问题，但又并没有决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知道答案。
我脑海中想到，这一癌症的五年期生存概率大概是6%。她到底是如何从有关病情的对话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不会让她英年早逝？为什么她没有直接问肿瘤治疗团队？出于某些原因，她选择问我，而现在我就坐在她身边，周围弥漫着她的恐惧和我的恐惧。
这种恐惧让我感到惊慌，我停顿了一下。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何况我真的很了解劳拉吗？她是想要知道全部真相，还是其中的某一种情况？什么才是她最关心的事？
她一定从我的脸色中读出了什么信息。她重复了刚才的问题，并且说道：“即使我错了，我也希望知道真相，这只有我一个人。”
我长出了一口气，向她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肿瘤学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知道她长了一个晚期肿瘤，就这一点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告诉她，就她的个案来看，还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她还年轻，没有什么其他的慢性病，脑部肿瘤已经切除了，并且有了明确的后续治疗计划。我认真地观察着劳拉的脸，但是她没有打断我，我继续说到，当然，我目前并不清楚其他的具体情况，比如肿瘤的边缘是否已经被完全清除、之后会不会复发，也不知道她的身体对于后期治疗的反应。
“最后，确实（Yes），这种情况极有可能缩短你的生命。”
“确实”（Yes）一词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如此凶恶的词汇。
我们沉默了几秒钟。我低头看了看白色的壁脚板，又抬头看了看墙边的洗手池，然后劳拉说：“谢谢你告诉我。”我转过身看着她，她露出一丝微笑，我只能说，她流露出了我所预料到的失望。这不是听天由命，而是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通过提出这个问题，她又掌握了些许自己需要知道的信息。我没有再做什么解释，但又陪她坐了一会儿，她说自己感到很难过，她会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的担心和悲伤。我提醒她，她不能阻止家人爱她，这是他们的权利。我还说，现在无论说什么都还为时过早，我希望她能及时摆脱这种负担，不再为家人的痛苦感到自责。
我算得上诚实吗？我只能说，自己没有撒谎，但我没有尽可能地说清楚。我没有告诉她这一肿瘤的五年期存活率，她自己能够在网上找到。我想告诉劳拉全部的真相，但是，当我和她交谈的时候，那些话被她巨大的疑问和恐惧拖住了，这些恐惧和疑问来自那些已经覆水难收的、不得不说出的信息。
一年多后，劳拉去世了。我敢肯定，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她与肿瘤学家和安宁疗护团队进行了多次更坦诚、更专业的讨论。也许在那之后，她甚至不记得和我在一个房间里的那几分钟，但我却经常想起那次谈话，我不知道谁的恐惧更具真实感：是她的，还是我的？
病人在面对突发疾病的压力时，往往不是他们所认识的自己。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会变得陌生，而在那个他们如此脆弱、孤独无助的时刻，他们会依赖陌生人——那些即使在前一天遇到，都根本不会打招呼的陌生人。在这种时候，作为一名医生，我感到自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不完全属于我的人，一个连我自己都不太容易认出的人，我被病人的巨大需求所定义着。
有一次，我去病房巡诊一位病人，他刚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
那个月的早些时候，他遭遇了一起车祸，手臂、肋骨、骨盆和锁骨都出现了骨折。他还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挫伤，需要做气管切开术，并长时间使用呼吸机。现在，他已经拔掉了插管，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我正好路过，所以就走进了病房。我们谈及能再次待在一间有窗户、有自然光的房间的美好感觉，他突然停了下来，唐突地说：“你个子这么小吗？”
“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亲爱的，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你个子这么矮。”
他不再那么不舒服，不再那么依赖于我给他提供的东西。我还是原来的那个医生，但当他熬过了人生中那段病危的经历，他也许觉得自己长高了些，而我现在明显只是个5英尺又2.5英寸高 [6]的矮个子。
我曾用视频网站上的短片和泰迪熊，分散受惊吓的孩子们的注意力，这样，我的同事就可以把一根套管植入他们手里。我也曾站在核磁共振成像（MRI）的机器旁，照看一位需要接受全脊柱扫描的病人。她有幽闭恐惧症，我按摩着她的脚，这能够帮助她完成扫描，而这次扫描是为了安排紧急的放射治疗计划，缩小长在病人脊柱内的肿瘤。我也曾答应给一位怕针刺的病人进行局部麻醉。
但有时，病人把他们的恐惧传递给你，而你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控制，无法回答病人的问题，没有技巧，也没有可遵照的程序。这些遭遇一直令我难以释怀。
“我只是太害怕了——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这是93岁的迈克尔（Michael）说的话。尽管眼部的黄斑病变使他只能看到形状和阴影，但迈克尔的思维依旧敏捷，仍能独立生活。不幸的是，他最近在家里摔倒了。刹那间，日常生活的齿轮停止了转动，他来到医院；我们告诉他，他已经老了。人们常常抱怨医院不适合老年人居住，对于那些为了保持健康而奋斗的人来说，医院也的确算不上是什么友好的地方。
理疗小组来看他，但迈克尔出现了关节疼痛。在他从跌倒中恢复的这段时间里，他的骨头已经适应了床上的休息，所以我们给了他一块疼痛贴片。他住在一个有6张病床的病房里，他的床在最里面。迈克尔视力不好，不能再看书了，他旁边的病人也不适合谈话。我和其他的医生、护士尽了最大的努力陪他聊天。我们聊起了时事，我还给各种已经接不通的号码打过电话，想给他找些有声读物，或是任何能活跃他思维的内容。我发现自己在为迈克尔辩护，当我说出他的实际年龄时，一些同事翻了翻眼珠，这让我的自我防御屏障越筑越高，如同一堵墙。我想大喊一声：“别把我的病人撇在一边！”我想问他们，是否知道迈克尔毕生都在经营一个农场，是否知道他想当画家，或者他的老师因为他用左手写字打了他一巴掌。我想让他们知道，迈克尔已经告诉我准备把票投给哪位候选人。
“我只是太害怕了——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他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背负着恐惧求助于我，我怎么能不努力保护他的安全呢？但在我的思考中，也确实夹杂着些不吉利的顺口溜：“国王的马，国王的臣，都不能让迈克尔变回健康的人。”[7]
迈克尔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他和我们一起住了几个星期，恢复了一些活动能力，然后去了养老院。他似乎更平静了，离开医院时很高兴，也为养老院里有一个花园而感到兴奋。在他出院前不久，我和另一位初级医生推着轮椅带迈克尔出去转了转。对我们来说，这一天很安静，阳光明媚，而老城区综合医院的一个优点是，这些医院常常带有户外的活动空间，迈克尔让我们描述一下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的儿子也来看他，我们都坐在花园里，晒着太阳。
几分钟之后，迈克尔转向我，问道：“你能给我儿子讲讲我们那天聊的事吗？你知道，关于心肺复苏的事。”
几天前，迈克尔坐在椅子上，我坐在他的病床上，我们有过一次谈话。那天我鼓起勇气去接近迈克尔，我问他，是否想过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想要什么？他的恐惧仍然在我耳边隐隐回响，但我想要让他面对那些会与死亡有所联系的情况。我们讨论了心肺复苏和这种“治疗”的局限性。当我们聊完了主要内容时，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上帝会不会介意他坦然接受死亡。我告诉他自己不是关于上帝问题的专家，但我认为上帝不会介意。
所以，现在，坐在花园里，我开始向迈克尔的儿子解释，为什么迈克尔决定行将去世时不接受心肺复苏抢救。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谈论天气，以及阳光照在脸上的美妙感觉。
当我想起那些恐惧的面孔时，那些不那么急迫的面孔可能在记忆中占有最重要的分量。迈克尔年纪越来越大，他对自己逐渐失能产生了恐惧，这着实令人心碎，而重新定义这种恐惧的动力几乎势不可当。我认为，人类有一种本能反射，想要把恐惧作为另一种东西交给他人，并重塑它。我本可以笑着说：“别担心，你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如果不是在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下，这样做似乎是不对的。你要试着让病人的恐惧呈现出来，即使你自己也要冒险感受他们的痛苦。
在我刚刚取得职业资格还不到一个月时，我认识了格洛丽亚（Gloria）。她90岁了，已经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她身体虚弱，肺炎使她无法动弹。她在老年护理病房的休息室里度过了最后几周。即使有2个助听器，格洛丽亚也听不清楚，你必须对她大喊才能让她明白你的意思。如果像我这样，不是本地口音的话，你就不仅得大喊出来，而且还要放慢语速。
当格洛丽亚已经时日无多时，我们开始介入重症监护。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站在她的床边，她突然抓住我的手，绝望地看着我说：“请不要让我死去。”
我能做什么呢？我总不能说：“你当然会死，格洛丽亚。你已经90岁了，过去几周你都在接近死亡，我现在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试着向她解释情况，安慰她，但她正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听不到我的话，而且这种谈话不适合大喊大叫。作为一个新医生，我并不想让老年人害怕死亡。我想，如果他们不害怕死亡，事情会简单一些，至少对我来说比较容易。
我当然会给格洛丽亚开些合适的药物，尽可能让她舒适、无痛苦地死去，但这似乎还不够，那一刻，我生出了一种自己从未预料到的无助感。我找到主治医师，告诉他格洛丽亚所说的话，但他没有理我，也许他也感到无助。
我无法摆脱这种压力，所以打电话给顾问医师。我告诉顾问医师，格洛丽亚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并问及是否可以联系她的家人，确认家属是否知道格洛丽亚的感受。但我也不确定，把这种压力转移给家属是否合适。我还告诉顾问医师，我不想对格洛丽亚的家人太残忍，但我只是接受了别让她死的请求，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顾问医师，回顾过去，尽管他有很多招人喜欢的优点，但对于我这样一个第一年的新手来说，最为宝贵的是，他总是认真对待我的担忧，给予我很大的安慰。那天，如果他不给我时间倾诉这些，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顾问医师建议我们当天下午打电话邀请家属来谈一谈。我忐忑不安地问他们，是否了解过格洛丽亚的感受。确实，他们已经猜测到，格洛丽亚心里害怕了。这种担心已经在他们的脑海里了，他们觉得只有牧师才能给格洛丽亚带来安慰。这似乎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为什么我自己没想到呢？面对她的恐惧，我惊慌失措，因为我没有医学上的解决办法。
我们医院的两名专职牧师来到了病房，他们分别和格洛丽亚待了几个小时。每次我走过她的房间，透过窗户往里看时，都能看到她躺在床上，旁边坐着一位牧师，牧师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像他们平时一样安详。当天晚上，格洛丽亚去世了，比我们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早。我相信牧师们给了她所需要的东西——我无法给予她的东西，我想她去世时并没有特别害怕。
当你站在病人面前时，他们的生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中，这种恐惧会促使你努力达到某个标准，满足了这个标准之后，当你回首往事，你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2]The Lifted Veil by George Elio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
[3]当血凝块存在于肺血管中时，就会发生肺栓塞。如果是一个巨大的肺栓塞，血凝块会阻塞一条或两条肺动脉。这时右侧的心脏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其原本的工作正是接收来自身体的缺氧血液，并将其泵入肺内充氧。
[4]指不告知病人实情，提供不可靠保证的家长式做法。——译者注
[5]躺着的人看到正上方的脸，其实是一个倒像，作者借此说明，在彼得看来，估计根本察觉不到作者的表情有什么和蔼可亲的地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