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知识积累

对魏晋南北朝科技文献作者的知识积累进行系统的分析有助于对作者群体深入研究，在这一部分中，将分别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进行总结与分析，从而反映各群体在知识积累方面的特点。

一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知识积累

王瑶先生在《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一文中云：“在变相的封建势力下面高门世族不只是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也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他们有累代的上层家庭教养，有优裕的生活闲暇，有收藏的典籍和文化的环境，这一切都构成了他们有独特的享有和承继文化传统的特权。”[7]钱穆先生亦云：“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维护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有生长有发展。”[8]这些观点，都印证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科技文献作者所占主体的原因，这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密不可分。

（一）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家庭背景

经过统计，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主要包含四种类型的家庭背景：一是出身官宦世家；二是出身科技世家；三是出身寒门，包含了没落贵族出身的人；四是无法考证的作者群体。

表3—4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家庭背景分布表

通过对数据的采样分析，发现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的年代，大多数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知识积累与其家庭背景有很深远的关系，他们当中多数生于达官显贵的家庭，有能力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许多官宦世家出身的作者的官位是世袭的。先天优势决定了出身官宦世家的作者更容易踏上仕途，家学的影响也更为深厚。而出身寒门家庭的作者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做官，在出身寒门的作者当中，有些是没落贵族的后代，相对受影响比较小，他们在小的时候，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养成了坚韧的性格，为其后进行科技文献创作奠定了基础。

（1）出生于官宦世家的作者

王叔和。小曾户洋引原南阳《通志》氏族略载：“王叔氏，姬姓，周襄王之子叔之后也。”[9]复姓王叔，虽然王叔和的生平没有在史传中出现，但是经过多方面的考证，王叔氏，是王者之叔的意思，是血缘关系的称谓，王族的庶支才能得到此姓，所以王叔氏后人为王族后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叔和为官宦世家出身。

陆机。他也是拥有显赫家世的一位作者，属江东大族吴郡四姓之一的陆氏一支，他的祖父是陆逊，“本名议，世江东大族”，娶了孙策的女儿。陆机的父亲是一位文臣，博学多识，陆机的弟弟陆景娶了孙皓的妹妹，属于皇亲国戚的家庭，正是因为成长于如此显赫的家庭，陆机自然从小就有建功立业的抱负。

郦道元。其祖父和父亲均在朝为官，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典型代表。他的祖父郦篙任北魏天水太守，其父亲郦范历仕四朝，在北魏太武帝时期被任命为东宫给事，在文成帝时期任治礼郎，在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期出任青州刺史。郦范生有五子，“郦道元为其长子。”[10]在郦道元的父亲这一代，郦道元家境非常好，世代官宦的家庭，不仅给郦道元铺平了政治上的道路，在他研究学问方面，也提供了较好的客观环境和经济条件。父亲去世后，他就承袭了爵位，成为了尚书主客郎。

谢庄。其祖父是谢思，武昌太守，父亲是谢密，是南朝宋文帝时的大臣，他的父亲也是个品行高尚的人，虽然富足，但是生活清廉简约，谢庄本人在七岁时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

嵇含。其祖父嵇喜，曾经担任过曹魏太仆、宗正、徐州刺史。他的父亲嵇蕃，曾任太子舍人。“竹林七贤”嵇康是其叔祖父，“忠君典范”的嵇绍是他的叔父，嵇含是叔父抚养长大的，受到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嵇含少年时态度谦虚，时刻鞭策自己，以后终于“举秀才，除郎中”，成为一名才人。

（2）出生科技世家的作者

祖冲之，出身科技世家的典型代表。他的祖父祖昌，是刘宋朝廷的大匠卿，他的父亲祖朔之是刘宋奉朝请，家学的影响为其提供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有利条件。加之少年就勤奋好学，得到了宋孝帝的赏识，被送进华学省学习。

（3）出身于寒门的作者

皇甫谧，虽然祖上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名门望族，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到了他的父亲皇甫叔侯，官位就非常小了，仅举孝廉。[11]但皇甫谧丧母之后，家道更加衰落，过继给叔父，十五岁时随叔父迁居新安，其叔父家境也很贫寒。他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二十岁之前贪玩，二十岁以后在叔母的劝说下，才“修身笃学”。

何承天，南朝宋大臣、著名天文学家、无神论思想家，五岁丧父，赖母徐氏抚孤成人，属于出身寒门的典型。但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诸子百家群书，幼年从学于当时的学者徐广。

（4）无法考证的作者

史书中没有正史记载的作者有三国吴的将领沈莹、天文学家陈卓、朱应、宗懔，这些人的资料在《畴人传》中有记载。

（二）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教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割据混战的时期，天文、数学、医药在私学中广为传授，致使科技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是初设国子学、太子学、立四馆以及家族教育形式，详见图3—5。

（1）太学和国子学。魏国设立过太学。由于三国纷争，太学生多半是为了逃避兵役，学业水平较低，百人应试能通过的不过十人。[12]西晋是司马氏创立起来的，惠帝元康三年（293）有明确规定：只有官至五品以上子弟才可以进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求学到太学。这反映了士族不仅兼有政治特权，还有教育特权。

（2）家族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官学不振，但私家设馆收徒初具规模，家族门第观念如此强化的情况下，家族教育自然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兴盛发展。家庭教育中，科学教育开始逐渐占有一定地位。通过统计发现，在天文、数学、医学方面，科技技术方面的知识是是由家族形式传递下去的。

（3）私学。私学中包括儒、释、玄、科技、史学、艺术等诸科。

图3—5 魏晋南北朝官学制结构图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是当时主要的受教育方式，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教育背景包括入国子监读书者、进私塾学习者、接受家庭教育者和师从名家者，以受教于地方教育为主，以这种形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

例如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祖冲之，出生在有科技渊源的家族，自幼就受到深厚家学的熏陶，他的祖父祖昌曾担任刘宋王朝的大匠卿，参与主持了许多重要建筑工程，因其家族历代对天文历法都很有研究，也就促成了祖冲之接触科学技术的机会，这属于幼年时受到了良好教育，等到青年时就有机会进入华林学省——一个学术研究机关，从事学术研究活动。

在医学方面，中国的医学领域里，有一个讲究的说法：父子相传，世代行医。先秦时就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13]的说法。人们觉得行医对人的生死有决定性作用，所以人们会倾向相信那些有丰富医疗经验的祖传世医。魏晋南北朝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东晋葛洪，出身低级士族，其祖父葛系，“学无不涉，究测精微”；其父葛悌，“方册所载，罔不穷览”。[14]葛洪自幼丧父，不及从其父亲受家学传授，但其“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15]这种好学的品质，不能说与家族教育风气无关。葛洪的从祖葛玄，号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葛洪又从郑隐处学得其法。以后葛洪又以南海太守鲍玄为师，学习逆占将来的内学。史称葛洪“兼综练医术，反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赡”。[16]可见葛洪的成长与家学和私学关系密切。

江淹。《南史》本传云：“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江淹《自序》云：“幼传家业，六岁能属诗”。[17]这说明了江淹受父辈及家学的影响，获得良好的启蒙教育。成年后，他逐渐显露的才华也赢得了当时很多名士的赞许和赏识。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教育背景从史料中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但从史料侧面分析，门阀士族的后代，应该都进入了官学学制体系学习，这对他们一生的知识积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职业经历

作者的职业经历对其思想的形成、作品的内容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官方作者很多出仕多朝，如表3—5所示，职业经历较为复杂。

表3—5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职业经历一览表

通过上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多数经历了数任官职，有的一直在地方任职，有的从地方到中央，也有一直在中央任职的，其中不乏经历数朝代，效忠过几个君主的，职业经历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也深受时事政治影响，也正是这样的职业经历为他们的文献创作奠定了基础。

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基本上都担任过朝廷的重要官职，受到统治者的信任和提拔嘉奖，文献的形成和职业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官员任职期间进行创作。

这类作者步入仕途的途径不尽相同，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子承父业步入仕途，如祖冲之、陈卓等，随着王朝易主衰落，经济基础变化和社会政治的变革，世袭世官制度也趋于解体，选官制度也呈现多元化。官方作者的职业经历相对顺利，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左右君主的决策，决定着国家的存亡。例如陶弘景、常璩、萧子显等都在政治改革或领兵作战中成绩斐然，从而加官晋爵；但也不乏仕途并不顺利者，他们的政治抱负不符合君主的需要，或是由于奸佞小人的离间而不受重用甚至遭遇贬官流放[18]。

第二，辞官后进行创作。

在连年的战争中，地形地貌对战争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地理情况自然会发生巨大变化。以郦道元为代表的科技文献作者认识到应该及时记录这些关于地理现象变迁，否则后人就更加不能弄明白历史上的地理变化。因此，郦道元在辞官后，工作量没有那么繁重，经过对地理情况进行详细考察，参阅古代文献，通过把看到的地理现象同古代地理著作进行对照与比较，以《水经》为蓝本，完成了《水经注》这部地理学著作。

二 魏晋南北朝民间、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知识积累

（一）魏晋南北朝民间、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家庭背景

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刘徽的家庭背景，无从考究。法显三岁入寺后，父母相继去世，更是无从考究，推测是平民之家。

（二）魏晋南北朝民间、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教育背景

刘徽，作为魏晋时期民间科技文献作者，他的教育背景无从考究，但可从魏晋时期民间方技之学分析。魏晋以来各种方技知识或技能的民间传授，部分可以通过名师学馆的兼习来展开，大部分都不是通过学校方式，而是以家传世授或师徒之间的个别教学等方式来进行的。而魏晋时期知识和社会系统的演变，士大夫阶层或文儒之士对方技的态度越来越严格，朝廷则禁止“内学”私授，力图垄断某些重要的知识技术资源，并迅速扩展了官方部门之学的规模和类型，这都挤压和限制了民间方技学校的存在和发展空间，也就决定了民间方技之士主要仍靠家传世授、师徒之间的个别教学及自学、兼习等传统方式来培养和训练的基本状态。关于刘徽的史料极少，他的教育背景推测应该是魏晋时期民间方技之士的学习途径。

法显，三岁起在寺庙中生活，他的教育背景，可从他所生活的东晋时期的佛教寺院之学及其教学活动分析。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魏晋以来是其迅速传播、发展和融入全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僧尼培养和训练，还是信众对教义的研习、践履，以及在各方面扩展佛教的作用，都需要和伴随着相应的教学过程，而集诸僧人修行、传教的寺院，则是最终重要的依托或载体。《出三藏记集》卷15《佛念法师传》载其凉州人：“弱年出家，志业坚清，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鉴。讽习众经，粗涉外学，其《苍》、《雅》诂训，尤所明练。”这大约是西晋（265—316）末年的事，可见少年出家的沙弥，除须习经外亦须兼习“外学”[19]，包括文字书写及诂训等世俗社会同行的公共知识。魏晋以来的佛教寺院之学，大抵是由拜师入寺完成佛学启蒙，并按僧人仪规逐步展开修行课业，包括集中讲经和自我研习而构成的一个教学综合体。佛教特有的教学方式也不少，像禅宗和密宗均有特定心法、秘诀的传授教学。

（三）魏晋南北朝民间、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职业经历

科技文献作者的职业经历是指科技文献作者在其职业经历中的知识积累，即科技文献作者在从事某项工作中所积累的知识、资源、素材、经历、经验等对其科技文献作品形成的帮助。

由于史料的缺乏，刘徽虽为一代科学大家，但是关于他的生平无从查考。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以及他所著《九章算术注》的有关内容推测，他生活年代为汉末魏初，他的主要数学工作大部分是在魏时完成的。

法显的职业经历较单纯，他是出家高僧，也可称为宗教人士。富于宗教知识和专事宗教活动，是其社会属性的基本特点。他的职业选择是从小在寺庙生长，受生活环境佛教的影响直接导致的。佛教也在当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各个领域的事态，更加渗透至人们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和文化生活，更何况法显就是身体力行推动、化育这一切的宗教人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