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缘起及研究现状
在诸多流散作家中，祖籍斯里兰卡、现居加拿大的作家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堪称该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翁达杰1943年出生于锡兰（今斯里兰卡），11岁时随母亲到英国，19岁到加拿大学习文学，1965年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获得学士学位，1967年获得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文学硕士，此后定居于多伦多。先后执教于英国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多伦多约克大学格兰登学院（Glendon College，York University），担任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主编文学评论杂志《砖》（Brick：A Journal of Reviews）。
翁达杰早期作品以诗歌为主，包括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现代诗”代表作的《优雅怪物》（The Dainty Monste，1967）、《七个脚趾的人》（The Man with Seven Toes，1969）等。1970年，其诗集《比利小子作品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Billy the Kid）获“加拿大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翁达杰从70年代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7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经过斯洛特》（Coming Through Slaughter）出版，并获“加拿大图书奖”（Books in Canada），1980年由其改编而成的同名戏剧获“加拿大—澳大利亚文学奖”（Canada-Australia Literary Prize）。另一部作品《身着狮皮》（In the Skin of a Lion）1988年获“多伦多市图书奖”（City of Toronto Book Award）和“三叶图书奖”（Trillium Book Award）。而使他成名于世界文坛的是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1992年获得英国小说最高奖项——“布克奖”（Booker Prize）和加拿大小说类文学最高奖——“吉勒奖”（Giller Prize），1996年根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获9项奥斯卡大奖，2018年获得“金布克奖”（The Golden Man Booker Prize）。2000年出版的《阿尼尔的灵魂》（Anil’s Ghost）又连续摘得四项桂冠：“吉勒奖”“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The Irish Times International Fiction Prize）、“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除了写作，翁达杰还对拍电影有着浓厚的兴趣，曾经导演拍摄过几部纪录片。
同其他流散作家一样，翁达杰处在两种文化的挤压与冲突之中，但他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较为客观地描述着两种文化、两种价值体系的对抗和融合，显示出冷静而智性的审视眼光。特殊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背景使翁达杰的作品包含了母国或西方文学少有的多元文化因子，从他早期的作品里就可以看到斑斓的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美国西部等异域色彩。同时，他对传统进行反叛和颠覆，在内容、体裁、写作技法等方面均打破传统小说的套路，这类“非小说”作品极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翁达杰的作品富于想象，优美的词句和生动的描绘在带给读者感官享乐之余，也留下许多空白，等待他们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和填补其中隐含的深刻寓意。
我们在西方媒体评论的只言片语中便可窥见翁达杰作品的魅力：《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将他称作“北美洲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辉格—标准报》（Whig-Standard）称赞他为“这个国家最优秀、最令人钦佩的工匠和艺术家……其语言的震撼力和独创性是罕见的……”；美国《村声杂志副刊》（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评论翁达杰的想象力丰富到“能在一个段落中就飞越数个大洲”；《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认为“翁达杰最非凡的成就是运用魔法使自己国家流淌着真实的血液”；《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不吝言辞地总结：“他的每一本书里都充满了具有如此精妙、如此生动的章节，以至它们成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他最出色的段落就在书页上方盘旋，然后飞入读者的心灵。”
翁达杰的跨界文学是一种新形态的世界文学，反映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现象和问题，理应成为关注的对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和斯里兰卡本土都有为数较多的翁达杰小说研究，但在中国对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却是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翁达杰作品传播和研究的缺憾。作为流散文学中一个具体而丰富的个案，翁达杰及其小说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这也是笔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题中之义。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外文资料来看，国外对翁达杰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颇丰，共搜集到著作7部、论文136篇、访谈录6篇。单就小说研究而言，有对小说的本体研究，包括主题、人物、叙述技巧等，也有外部研究，如小说的社会反响、与其他艺术作品的比较研究等，不一而足。
国内对这位流散作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的流散文学研究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流散文学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第二，流散作家作品研究。其中以流散群体为对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新学术领域。在单个流散作家的研究中，学界关注较多的对象是萨尔曼·拉什迪、维·苏·奈保尔、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哈金、梨华、白先勇、聂华苓等作家。相比之下，翁达杰及其作品受到的关注较少。其中有关《英国病人》的研究资料相对较多，但三分之二是对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的评论，对小说文本的研究偏少。从学术期刊、硕博士学位论文、文学网站等资源库中获得的其他几部小说的相关研究资料一共仅有7篇论文和1篇硕士学位论文。这些研究总体来看比较零散，绝大多数仅选取单部小说展开分析，缺乏对翁达杰小说的系统性研究。
以下从“综合性研究”与“单部小说研究”两方面将搜集的翁达杰小说研究做概要性梳理。由于单篇论文数量较多，故在正文中只简要举例说明，详细信息附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中。
（一）综合性研究
在研究翁达杰及其作品的著作中，最早的一部是由莱斯利·曼德威勒（Leslie Mundwiler）写的《迈克尔·翁达杰：语言，意象，想象》[16]，以翁达杰的部分诗歌、小说、电影为例，论述他对语言、意象、想象的运用技巧。山姆·索莱茨基（Sam Solecki）编著的翁达杰研究论文集《蜘蛛布鲁斯》[17]从多方面讨论了翁达杰的小说与诗歌。道格拉斯·巴伯尔（Douglas Barbour）的《迈克尔·翁达杰》[18]主要研究翁达杰诗歌和小说，并简要介绍翁达杰个人经历。艾德·卓文斯基（Ed Jewinski）著的《迈克尔·翁达杰：出色地表达你自己》[19]是一本传记加评论式的书，记录翁达杰从童年到五十几岁获得布克奖的人生经历。
米塔·班纳杰（Mita Banerjee）的《历史的杂味化——三位作家及后现代辩论》[20]研究三位移民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迈克尔·翁达杰、芭拉蒂·穆克吉在作品中体现的与他们跨文化经历有关的特色及所引发的对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思考。让-米歇尔·拉克鲁瓦（Jean-Michel Lacroix）的《重建迈克尔·翁达杰作品的碎片》[21]是翁达杰（小说）研究论文集。安尼克·希格尔（Annick Hillger）的《不需要所有的语言——翁达杰的“沉默”文学》[22]以诗歌《白桦树皮》（Birch Bark）为出发点，讨论贯穿翁达杰所有作品中的“沉默”美学。
以短篇论文为形式的综合性研究分为两类。第一类从作品本体入手，研究翁达杰偏好的写作技法、风格和主题。如彼特·伊森伍德（Peter Easingwood）论证翁达杰用传奇（romance）来反官方历史叙述的手法。[23]乔治·埃利奥特·克拉克（George Elliott Clarke）探讨翁达杰对诗歌、小说作品中的神话元素的运用及相关观点。[24]凯瑟琳·坎贝尔（Catherine Campbell）分析包括翁达杰在内的几位加拿大后现代作家作品中的“沉默”。[25]洛伦·约克（Lorraine York）研究翁达杰诗歌、小说中的性政治。[26]第二类是跳出作品研究翁达杰本人及其他相关的外部因素。碧佛莉·史洛鹏（Beverly Slopen）论述翁达杰生活过的每个国家对他的写作均有影响；威赫姆斯·M.维尔霍文（Wilhelmus M.Verhoeven）研究穆克吉对翁达杰的批判及对此的辩论。[27]苏万达·苏甘纳西瑞（Suwanda Sugunasiri）讨论翁达杰等“逃离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斯里兰卡裔加拿大诗人们。[28]
山姆·索莱茨基（1975，1984）[29]、杰瑞·图尔科特（Gerry Turcotte，1994）[30]、埃莉诺·沃奇特尔（Eleanor Wachtel，1994）[31]、凯瑟琳·布什（Catherine Bush，1994）[32]、雷恩·施尔（Len Scher，1993）[33]曾经采访过翁达杰，访谈涉及面广，将翁达杰的诗歌、小说、散文、电影创作感想和他的个人生活经历都囊括进来。这些访谈文章大多不具备严密的学术逻辑和研究观点，但却在更加“原生态”的层面上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翁达杰小说编织起了形象的学理性背景。
（二）单部小说研究
第一，《世代相传》。
翁达杰很少公开自己的过去和私人生活，因而《世代相传》这部极具自传色彩的作品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目光。目前已有的研究可粗略地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分析小说中体现的作者身份，如罗西欧·戴维斯（Rocío Davi）指出翁达杰处于两种文化之间，在《世代相传》中以一种立体视角和双重身份在事实和必要的虚构之间徘徊。[34]第二类研究作品中体现的历史观。索尼亚·斯内林（Sonia Snelling）论述翁达杰采用多角度、多声部、自觉的省略与不协调、事实与虚构混合等策略凸显历史编纂中的不连续性和多重性，其“寻找缺失的过去”的主题构成了对西方宏大历史叙述的权威与普适性的解散和质疑。[35]第三类则与对翁达杰的批判有关，其中既有赞同的呼声，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Coleman）认为翁达杰在《世代相传》中美化殖民者，与东方主义（话语）有同谋关系。[36]阿杰·赫贝尔（Ajay Heble）则论证翁达杰作品中的去中心化写作策略体现了后殖民批判的写作风格，驳回了对小说“美化政治文化事件”的批判。[37]最后一类是关于小说写作特色的研究，如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将《世代相传》归类为旅游传记写实小说。[38]欧内斯特·麦金泰尔（Ernest MacIntyre）分析了翁达杰的诗性想象及“在时间之外”写作的方式。[39]
第二，《阿尼尔的灵魂》。
《阿尼尔的灵魂》是继《世代相传》后又一部反映翁达杰家乡题材的作品，所不同的是范围从家庭扩大到整个国家，讲述发生在斯里兰卡内战时期的故事。评论家们关注小说内的多重声音，而对小说本身的评论声音也是多重的：马纳乌·拉提（Manav Ratti）论证翁达杰通过文学审美空间挑战国家的“抽象和单独的声音”，其现实主义叙述手法确保了对“真实的”和“特定的”现实的展现。[40]安托瓦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情感和保守的信仰使得翁达杰用对历史的浪漫观点构建他的小说写作。[41]赤尔瓦·卡纳戛纳亚卡姆（Chelva Kanaganayakam）从东西方对小说《阿尼尔的灵魂》褒贬不一的二分局面出发，探讨形成评论分歧的原因，分析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评价模式和标准，并为后殖民评论家提出相应建议。[42]还有的研究专门评述小说的叙述特色，如道格拉斯·巴伯尔将《阿尼尔的灵魂》定义为“拒绝玩弄政治的政治小说”，分析了小说的零碎性、模糊性、开放性等特色。[43]玛格丽特·斯坎伦（Margaret Scanlan）论证翁达杰独特的成就是创造了复制恐怖经历的叙述结构，小说以“时间分裂”为特色，拒绝任何版本的“真实的某一个故事”。[44]
第三，《英国病人》。
纵观所有研究翁达杰小说的论文，以二战为背景的《英国病人》受到的关注最多，仅笔者收集到的论文就多达65篇。研究所涉及的面也最广，评论家们或将目光专注于小说本体，或向外扩展将之与其他作家、作品或电影版的《英国病人》进行比较研究。异彩纷呈的研究反映出翁达杰的作品承载着多重文学和现实意义，为读者和评论家留下了开放的空间。
内部研究主要包括主题、人物、叙述技法三个层面。主题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后殖民两大方面，比如弗农·普罗旺斯尔（Vernon Provencal）分析小说里呈现的四种不同历史模式（本质主义历史、存在主义历史、后殖民主义历史、后帝国主义历史）及对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两种阅读模式，阐述翁达杰的后现代历史主义和解构思想。[45]苏珊·埃利斯（Susan Ellis）归纳出翁达杰在行文中表达出的对殖民主义、历史、文学、两性关系等社会政治维度的关注。[46]艾丽丝·布里顿（Alice Brittan）则探讨了小说里反映的阅读、写作方式与战争、殖民的关系。[47]对人物的研究大多与身份有关，比如郑迎春详细解读了四位人物的“属下”身份及在特定历史、社会、政治背景中认知自我身份的过程。[48]史蒂芬·斯考比（Stephen Scobie）论证翁达杰让人物跟着作家“意愿”走的塑造方式与小说中人物彼此建构身份的过程相似。[49]翁达杰匠心独特的叙述技巧从来都是评论家们感兴趣的话题。鲁福斯·柯克（Rufus Cook）分析了小说中的叙述压缩手法，将时间、空间向内“挤压”，填补叙述空白。[50]杨改桃分析了文体混合、硬朗的语体风格、史诗性时空、对原始性元素的描绘等叙述特色。[51]
从外部的比较研究来看，评论家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挖掘出《英国病人》与其他作品的可比之处，例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小说《婚礼》（To the Wedding），哈吉·麦克伦南（Huge MacLennan）的小说《晴雨表上升》（Barometer Rising），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的系列传奇（Arthurian Romances）以及基督教神话故事等等。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得九项奥斯卡大奖，因此许多评论也专门就小说与电影展开对比研究，比如吉利安·罗伯特（Gillian Robert）比较两者在情节、时序安排、立场等方面的差异，引发我们对“作者”和“所有权”概念的思考。[52]格伦·洛瑞（Glen Lowry）认为电影对情节、人物的不同处理缓和了处于小说中心的社会、政治批判，主张对小说的改编应保持原有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也促使我们思考加拿大文学在全球文化中的重要性。[53]此外还有从其他方面开展的研究，比如何宇靖从功能对等角度对《英国病人》中译本的风格进行了阐述，探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避免假象对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功能对等。[54]邓宏艺从性别视角透析小说中的权力运作机制，即父权制对女性无所不在的权力压迫及相对应的女性意识与叛逆精神。[55]
第四，《经过斯洛特》。
《经过斯洛特》是翁达杰的第一部小说，这是以历史上真实的个人史料为素材的传记式小说。翁达杰的写作技巧向来是评论家们关注得较多的方面，他们看到了此部小说不同于一般传记的独特之处，比如蒙尼娜·琼斯（Manina Jones）讨论了小说所兼有的自传与侦探体裁，姚媛则认为翁达杰通过反侦探小说和小说化传记的形式来表明他对历史的态度。[56]还有评论家论述小说所借用的其他艺术手法，比如洛伦·约克（Lorraine York）专门谈论翁达杰在作品中所运用的摄影艺术[57]。此外小说的主题之一“艺术中的自我”也成为探讨的焦点。山姆·索莱茨基（Sam Solecki）认为小说体现了极端主义艺术创作的自我毁灭本质并宣布极端艺术的最终破产。[58]康斯坦斯·鲁克（Constance Rooke）则挖掘出《经过斯洛特》乐观的一面，认为小说的结尾是快乐、圆满的，展现的不是极端艺术的破产，而是成功地将他者合并在自我的重建中。[59]还有从其他角度解读小说的例子，比如德博拉·波蒂尔（Deborah Portier）另辟蹊径比较《经过斯洛特》三改种编的戏剧版本。[60]
第五，《身着狮皮》。
《身着狮皮》关注的中心不是某一个体或某一家族，而是一个社会群体——加拿大移民劳工阶层。小说讲述了这些非中心人群寻找属于自己的历史和主体性的故事，因此研究的焦点之一是翁达杰如何为边缘人群书写历史。比如戈登·甘姆林（Gordon Gamlin）论述了翁达杰展现边缘人群多样性的口头叙述方式。[61]阿杰·赫贝尔（Ajay Heble）认为这部小说引发了关于在历史书写中反映和决定加拿大自我再现的各种复杂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力量的辩论。[62]对小说叙述技巧的研究也不一而足：如道格拉斯·马尔科姆（Douglas Malcolm）分析了爵士音乐对翁达杰作品《身着狮皮》的影响，挖掘出小说在主题和结构上类似于爵士音乐中的独唱与合唱、回溯式的顺序、即兴表演等技法。[63]苏珊·斯皮尔瑞（Susan Spearey）观察到翁达杰通过修改、再现源材料和运用空间维度，使主题、结构、叙述、阅读等层面都发生“变形”，为后殖民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美学。此外还有结合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分析人物、主题、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舒马赫·罗德（Schumacher Rod）以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作支撑，以主要人物的经历为例来证明语言与主体性获得的对应关系。[64]詹妮弗·默里（Jennifer Murray）用弗洛伊德和康德的理论阐述人物帕特里克·刘易斯（Patrick Lewis）的性别身份问题。[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