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代的使命：走向世界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开设工厂。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为了达到“富国”的目的，开始仿效西方，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技术，兴办“洋务”，创办自己的民族工业，同时为“自强”开展“练兵制器”的活动。因这些活动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奕䜣（1833—1898）、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左宗棠（1812—1885）、张之洞等。“洋务派”创办的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如军械所、弹药厂、洋炮局、造船厂等，在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企业等也兴办了一批工厂。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在缫丝、纺织、煤炭、粮食加工和火柴等行业，也都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企业，而且对外国的介绍也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26]外国史地逐渐成为重要内容之一。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爆发，主要由洋务派创办的学堂有25所之多[27]，最早的是1862年奕䜣创办的隶属总理衙门的京师同文馆。这些学堂聘请通晓汉语的外籍人士教授外语，对于促进外国史地知识的传播，也有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例如，京师同文馆八年制课程第三年的课程之一，就是“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条子”；同文馆译出的著作有《俄国史略》《各国史略》等。

唐宋以来直至明朝，日本等亚洲邻国曾派多批留学生或留学僧来中国留学，但历代封建帝王却以“天朝”自居，从不向外国派遣自己的留学生。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后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康乾盛世的清王朝更显出“落日的辉煌”，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在惊呼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同时，提出要向西方学习以自强求富，19世纪60年代，清廷官员桂文灿（1823—1884）曾上条陈提出派遣幼童到俄罗斯、美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军器之法；薛福成（1838—1894）也向曾国藩提出“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奖”[28]，但都无下文。

在清政府正式派出留学生之前，也有中国人到外国留学，如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表作《西学东渐记》（新译名《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有广泛的影响。毕业前夕，他“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9]在容闳的积极努力下，1872年，中国派遣了第一批留美学生，他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派遣留学生到英国、法国学习；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亲身体验、了解，进而研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些宝贵的感性知识，为他们对外国史地的编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继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之后，福州船政学堂在1877年、1883年、1886年三批派赴英、法留学生近80人，其中1886年有北洋水师学堂10人一并前往。福州船政学堂的严复，即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洋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以实地考察为主要特征的外国史地研究，使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已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史地的介绍和研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具体体现，推动了走向世界这一进步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徐建寅（1845—1901），江苏无锡人，科学家。其父徐寿（1818—1884）是中国近代化学先驱，自幼受其父影响，酷爱自然科学，早年在江南制造局[30]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后到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地任职。1879年，以驻德国二等参赞名义出使德、英、法等国进行技术考察，采购枪支、弹药、舰船等军事装备。他考察了英、德两国最著名的一些造船厂，经过对比、考证，最后选定德国最大的一家造船厂（伏耳铿造船厂），订造了两艘铁甲舰船，即清政府北洋舰队中的两艘主力舰：“镇远”和“定远”号。在欧洲考察期间，他将其所见所闻写成《欧游杂录》2卷。在徐建寅诸多的著作中，这是最有史料价值的一部书。该书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最先进和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和工厂管理方法等，较详尽真实地记录下来，内容涉及造船、机械、枪炮、火药、熔铁、铸钢、采煤、开矿、电器、印刷、水泥和金属加工等。此外，徐建寅在1887年还著有《德国合盟纪事本末》和《美国合盟本末》，在上海出版。1898年，在维新变法、实施新政中，徐建寅出任农工商总局督理。

张德彝（1847—1918），早年毕业于我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曾任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他一生8次出国，到过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日本等国，在国外生活了27年。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依次成辑《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共约200万字。1870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法国，张德彝为随从翻译。

1871年3月27日（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他先到巴黎租房，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张德彝目击了这场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件，在《三述奇》的卷二中有详细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张德彝记述了普法战争的经过，以及法国政局的演变。他虽将巴黎公社视为“叛乱”，但对巴黎公社的战士仍称赞有加：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法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在1927年以前，几乎未见到有关巴黎公社的反映，中国人没有直接观察并记述过巴黎公社。张德彝的《三述奇》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张德彝的后人在1951年将其手稿送交人民政府保管，该手稿现存放在北京图书馆，后公开出版[31]，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