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迪我的面具
欧阳安
庞培·法布拉大学
此篇论文谈及庞迪我如何在中国度过了十七年的岁月，其中前十年又是如何在利玛窦身旁发挥所长的。这一时期他不仅教授古翼琴、绘制地图、制造钟漏，甚至用中文撰写神学作品，他受到新儒家思想的熏陶，同时也带给中国学者极为深远的影响。
横越非洲大陆与印度洋西岸，四万公里的航海之旅，经历七个月漂流不定的生活，耶稣会教士庞迪我抵达葡属印度首都果阿，于1596年10月25日登上印度次大陆的东海岸。正如多年后他在《七克》这部作品中描述的，他利用待在果阿的几个月时间研究佛教教义与实践，为他多年后以中文撰写的护教论作品里叙述的佛教找到了系统评论的依据。
数月后，庞迪我在果阿搭船前往澳门，在船上，他与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一道在印度洋和南海经历了三个月的旅程。范礼安负责日本与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工作，研拟如何让基督教融入以儒学为本的亚洲知识分子的文化规范与社会实践，此策略的早期实践者为圣方济各·沙勿略。
庞迪我前往东亚的卢西塔尼亚飞地，其任务是增加日本九州岛南部岛屿的耶稣会传教工作，然而由于1596年年底圣费利佩大帆船事件发生后，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采取反基督教的攻势，使得庞迪我意外地提前取消了日本之行。圣费利佩大帆船事件导致长崎二十六基督教士被处决和反基督教法令的颁布。最后庞迪我被任命为中国耶稣会使团团长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助手。
由于当时葡萄牙与西班牙在亚洲的敌对关系，耶稣会领导人尽可能选择在中国与日本传教时，将与新西班牙、菲律宾有关的西班牙人排除在外，但作为特例，还是挑选了庞迪我进入中国（根据澳门耶稣会初学院校长李玛诺司铎的说法，这是为了平息西班牙人在中国传教工作中被排除在外所引发的不满）。
耶稣教士庞迪我暗中避开未经税务通行许可不得进入帝国的规定，隐姓埋名，加入了拥有通行许可的澳门商队，这群商人早在1570年就开始参加广东省广州市的商品年会。
1599年10月道明会传教士迭戈·阿杜阿特（Diego Aduarte）恰巧在广州执行外交任务，与两广总督洽谈关于准许菲律宾前总督鲁伊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率领的船舰返回马尼拉的通行令的问题，然而船舰从柬埔寨返回的途中在广东浪白灶岛不幸遇难。
传教士阿杜阿特在其专著《道明会圣玫瑰传教省菲律宾、日本及中国传教史》中指出，前往城郊附近的船上，他遇见了两位来到广东的耶稣教士，“混在一群澳门葡萄牙人之中，他们持有一般通行证，必须每年两次到商会展场上采买必要的用品，虽然他们不被允许住在这个城市，但是可以住在船里”。
阿杜阿特描述了这两位耶稣会教士如何前一天潜入中国境内，与利玛窦会合：
其中一位神父名叫拉萨罗·卡塔尼奥（即郭居静），他曾来澳门经商，随后与另一位同伴离开，他的名字是迭戈·德·潘多哈（即庞迪我），他们仿效中国人的习惯，在诸圣节前一晚盛装出门，身边带了几个向导，拉萨罗·卡塔尼奥神父就像一个古代中国人，留着发辫和胡须，可惜另一位神父没有这样的打扮，他像是刚来到这里的外国人，还未入境随俗。
因此，我们看到耶稣会教士庞迪我身穿中国服饰进入中国，但是也有教士并未留发辫和胡须、未入境随俗。我们可以想象庞迪我的蓝眼睛使他在中国明朝的环境下更加引人注目，也令他感到不安。
于是，1599年11月1日他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旅程，他带其他人前往南京，在那里遇到了利玛窦，接受了中文名字“庞迪我”，字“顺阳”（Shun Yang）。
1592年，万历朝鲜之役（壬辰倭乱）爆发，再加上大明王朝向来不允许任何在北方边境的外国人进京，使得情势更加复杂。然而几个月后，利玛窦和庞迪我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利用与南京检查员朱士林的交情进入北京，利玛窦送给他一个珍贵的棱镜。朱士林负责写通行令与一封推荐信以奏明皇帝，并为传教士提供六艘船组成的舰队，准许他们在大运河航行。利玛窦、庞迪我与信奉基督教的广东青年钟鸣仁三人到了北京，被税务检查官员拘留几个月，他们想要交给皇帝的礼物暂时被没收，但是这几位耶稣会传教先驱者终于在1601年1月成功抵达北京。
庞迪我没有因为表现出对中国的憧憬或是因为他史无前例地克服了跨文化的挑战与困难而成为先驱者。直到目前，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他最为人所知的贡献是传递大明王朝的信息以及他的观察见解，以满足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好奇心，且有助于耶稣会进行的传教任务。
庞迪我在向欧洲传播中国舆情方面的贡献与时俱进，他详细完整地记录了自16世纪中期以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中国的描述。奥斯定会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于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这部作品也概括论述了中国的信息，它有四十多种版本，被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在知识分子之间获得广泛回响，米歇尔·德·蒙田的《随笔集》（Essais）对中国的描写就是根据门多萨的作品而来。
庞迪我的著作早已在1615年发行了不同版本，比中国耶稣会领导人利玛窦的作品问世时间早了十年，法兰西耶稣会会士金尼阁将利玛窦的作品由意大利文翻译成拉丁文，书名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庞迪我的著作在随后几年陆续出版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英文等译本。
16世纪上半叶，庞迪我在欧洲的影响力不如他之前的奥斯定会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也不如后来的利玛窦。尽管如此，这本描述耶稣会传教士进入大明帝国的作品也有八种版本，被翻译成五种欧洲语言，绝非微不足道。他在1602年写下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与文化的文章，1604年首次在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出版，标题是《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此外，他还给托莱多教省大主教路易斯·德·古斯曼神父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长达265页的信里，庞迪我详细描述了紫禁城。相对于中国当代的其他著作，庞迪我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并详尽剖析了文人与宦官的言行。他的文本不仅包含独特的信息，更能以不同角度深入阐述、理解并包容他人的看法，或记录冲突事件。不同于早期伊比利亚半岛对中国明朝的描述——虽然以新奇有趣的经验为依据，却因传教士在大明王朝的停留时间短暂，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社会风俗、习惯而作品有偏颇、取决于印象而缺失论述。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例子分析。庞迪我提到，当他试图进贡时，朝廷大臣怀疑他，并拒绝这些流血受难的圣像与天主教圣物，企图阻拦贡品送入宫中：
在我们的心中，伤痕累累、满身是血的耶稣看起来多么美丽慈祥，但是对他们而言却是十分怪异与丑陋，甚至引起哗然。官员认为我们崇拜一个眼神死寂的上帝之行径简直是胡闹，他把圣像拿来仔细观察，确定自己所想的就是事实，他认为我们是卑劣之徒，竟做出如此残忍野蛮的行为，带来了像那样受虐、钉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人像。
抵达北京几个月后，利玛窦和庞迪我成为最先入宫的传教士，并成功晋见了明神宗万历皇帝。他们携带的礼品之中最为显眼的包括三幅宗教油画、一幅刻有圣洛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蚀刻版画、一本祈祷书、威尼斯镜、装饰银链的镜子、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绘制的地图册、两个钟表与一把翼琴。似乎让万历皇帝改信基督教进而改变整个大明王朝宗教信仰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赠送时钟和翼琴这两件礼物，可谓是传教士老谋深算的外交策略。代表科技与美学水平的物品不仅令人赞赏，也成功打破禁令，开启了宫殿大门，大使馆成为耶稣会在大明皇朝稳定永续发展的基地。一方面有了时钟就需要钟表师傅，为了让时钟准确，必须有技术娴熟的神父调整时间、上发条。另一方面，需要能够优雅弹奏翼琴，且有能力教导太监基本的弹奏技巧的神父，让皇帝可以在他的私人房间里享受从未听过的悠扬琴声。负责定期去皇宫调整时钟并教导朝中四位太监翼琴演奏的人正是巴尔德莫罗的耶稣会士庞迪我。谢务禄神父（Alvaro Semedo）在他的著作《大中国志》（1642年）中证明：“庞迪我神父经常回到宫中教学，皇帝希望他能教导几位宫廷音乐家弹奏翼琴。”
我们在这段翼琴轶事里看到庞迪我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传教士反对将他们从欧洲学到的艺术、技艺或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但是看到刚抵达中国时还不会乐器的庞迪我教宫廷官员弹奏翼琴，则相当具有启发性。尽管如此，在我们眼前的并非源于欧洲音乐文化与技巧而来的精英式教育，而是一个来到大明王朝之前连乐器都不懂的人，却能够快速学会乐器，且学得很好。在南京的几个月以来，庞迪我从拉扎罗·卡塔内奥神父那里学到了基本琴艺，逐渐提升技巧，能弹奏出令人陶醉、赞赏的美妙乐曲。为了使自身的能力让人信服，是他必须努力培养实力，换句话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传播的欧洲知识，而是他愿意学习、改变并敞开自己的人生之路，借此改变或影响他人的精神。
我们从传教士选择赠送时钟和翼琴，可以看出耶稣会高明的外交策略，这一策略早在几年前第一次进入广东肇庆时就已经成功实行。以保养这些具有时效性的物品为由，他们得以将暂设的大使馆变成长期停留的处所，他们的工作不仅被朝廷赞扬、尊重并合法化，也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然而利玛窦和庞迪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万历皇帝，尽管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因为皇帝是具有神圣地位的天子，必须在紫禁城宫殿里坐镇，以示天下太平，只有在年历上特定的日子，皇帝才会出宫前往寺庙祭拜天地，或是临时移驾至颐和园静修。将皇帝与子民隔绝，不但可以展现君王的美德，也能发挥他作为世界之轴的作用。皇帝以天子之姿表现孝心，为万民表率，从而实现国泰民安。
万历皇帝的孤立达到前所未有的极端，他是中国千年历史上最长寿的统治者之一，1572年至1620年他在位的将近五十年，国家动荡不安。1598年爆发万历朝鲜之役，又名壬辰倭乱。
壬辰倭乱之后，万历皇帝的任期又延续了二十多年，但他仍旧不理政务，不寻求适当的方式处理紧急的国家大事，不与朝廷大臣商讨，不上早朝听政，拒绝签署文件、任命官员、填补职务空缺、批阅奏折等。他处心积虑打压官员私下坐拥的势力，同时专注于规划一座壮观的墓地。他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务正业，贪图享乐。五百年后的文人对万历皇帝的负面评价也反映在庞迪我对于这位皇帝最终的评语里：“此时的这位君王简直卑劣至极。”
万历皇帝不务正业，与高官文人之间产生嫌隙，他之所以对紫禁城外引发国家动荡不安的事件不闻不问，原因在于他与大臣之间的分歧、派系斗争，尤其是他因王位继承问题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使他逐渐失去权威，继而灰心失意。
庞迪我在著作中说明了皇帝和大臣之间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发生激烈冲突，最后演变到朝廷瘫痪。万历皇帝想要任命他与第二个妃子所生的儿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遭到高官施压，他们主张维持惯例，将王位传承给皇帝与王后所生的嫡长子，这些大臣聚集在紫禁城，威胁皇上若是不依循传统，承认合法的继位人选，他们将脱下乌纱帽，集体卸职。庞迪我仔细观察朝廷大臣的想法，以及皇帝如何屈服在他们的压力之下，他如此写道：
皇帝似乎害怕朝中大臣群情激愤，于是命令一个太监出去传达意旨，如果他们尽忠职守，他会依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最后他们让皇帝依法行事，扶持皇太子继位。
万历皇帝从未收到也从未回复那些从西方国家越洋来访的神父捎来的信件，尽管他确实默默关注他们，对他们感到好奇，在北京为他们安顿住所，甚至允许他们在墓地安葬逝者。庞迪我在他的一篇著作中自问，他们在京城里是否比较像人质，而非宾客？是否他们被允许住在宫殿旁的理由并不是帝国的慷慨和同情，只是因为朝廷害怕那些来到京城的怪异野蛮人最后回到他们遥远的国家，说出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从而可能危及大明王朝的整体名声？
皇帝对这两位留着长胡须的外国人感到好奇，交代两个宫廷画家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各画一幅肖像画，好让他知道他们的长相。虽然北京耶稣会的这两幅画像已经遗失（谁知道是否被藏在宫廷尚未编目的物品仓库的某个角落里，或藏在重新使用的画布底下），通过庞迪我的叙述和观点，我们可以想象上述情况。庞迪我写给托莱多大主教路易斯·古斯曼的信中也提到，宫廷画家运用传统视觉技巧把他画得一副文人的模样，他对于这幅以中国技法完成的肖像画感到讶异：
那幅肖像画不真，认不出是我，也认不出我的同伴。（……）这不是阁下所认识的我，画中的我留着一小撮胡须，身穿一件长儒服（长度到脚），相当朴素——从头到脚的打扮跟我们迥然不同。因为我们必须戴着这副面具到处传教行善，直到天主要我们做别的事情为止。
看见自己在这副中国儒生雅士的“装扮”下，庞迪我内心的惊讶与不自在和他们共同生活的北京人眼中仿佛加倍映照成一个拥有无数临摹影像的镜子。这位西班牙耶稣会教士惶恐地表示外国人的蓝眼睛如何令他们迷恋（庞迪我把意指淡蓝色的词zarcos颠倒字母，写成了carzos，意指青色），北京文人将这个颜色想象成神奇的力量或解读为神秘的象征。
他们的眼睛是黑色，所以大幅修改我眼睛的颜色（淡蓝色），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眼睛，从中能探索上千个谜团，他们最常说的是，我的眼睛宛如宝石，谜样般似的，他们甚至认为里头藏有文字。
庞迪我留胡子、身穿长礼服、蓝眼睛深藏奥秘与权力的缩影，从刚开始害怕自己胡子稀疏，不像广东人，不入境随俗，直到看到自己的肖像画，了解北京人眼中的外国人模样，他开始感到相当困惑。虽然看似平常，但若能思考细节，或许可以打开一扇门，让我们理解居住在中国、打扮儒生模样的传教士所执行的模仿策略其实是一条矛盾之路，他们想改变别人的宗教信仰（使其信奉基督教）之前，就必须先改变自己（不是最初表面上或暂时伪装的样子），庞迪我写了这么一句话：“直到我们的天主想要我们做别的事为止。”庞迪我在这次旅程中不仅要改变自己的模样，还需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学习在新的社会里活动交际，学习不同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与习惯。
庞迪我就这样穿着儒服，戴上两侧有帽檐的教士四角帽，忙着调整时钟或教导四位太监弹奏翼琴。他接受了到北京南边的城镇传福音，给二十多名中国人施洗礼的任务。
庞迪我于1602年写给托莱多大主教路易斯·古斯曼的信对建构中国在欧洲这六百年的形象十分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庞迪我对中欧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他的努力和成果南辕北辙，因为重要的是他从欧洲带到中国的东西，而不是告诉欧洲人关于明朝王朝的信息。他以中文写了一本传播天主教的神学作品，为了传教任务四处行走、在宫中与官员们交流科学知识与人际互动，特别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社交圈，我们从这此事中发现了庞迪我独特又高尚的一面。日晷、地图、科学书籍的中文译本、古典汉语神学专著是他伟大贡献的里程碑。
利玛窦的中文作品问世的同时，庞迪我也用中文写了一系列专著，并与其他传教士共同翻译数学和天文作品，他同时也是翻译方面的先驱。17世纪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传教士跟随利玛窦与庞迪我的脚步，精进中文，为知识分子撰写神学、科学或人文作品。
对于任何一个中国读者来说，17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展现古典汉语高雅的修辞技巧，（许多情况下书写证明文件、阐明副文本、书信或平行文本）显然是获得了改信基督教、频繁交流的中国文人们的暗中伸手援助，他们不仅担任欧洲耶稣会教士的文章校正者与编辑者，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优雅的措辞文风值得拥有共同作者之殊荣。
庞迪我最闻名的中文作品是《七克》，这本著作于1614年出版，手稿在此十年前就已完成，内容叙述关于如何克服并战胜撼动中国儒生的七大原罪（淫乱、懒惰、嫉妒、贪食、贪婪、愤怒、骄傲）。几位杰出的作家，如陈亮采、崔震水、熊明遇、杨廷筠为此书撰写序言与评论。
庞迪我在专著中提出的道德规范与依据引起了16世纪中国文人的高度兴趣，为当代新儒家道德思想不同流派的辩论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与准则。
1613年至1636年，在中国执行传教任务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谢务禄在著作《大中国志》（1642年）中加入庞迪我《七克》的注释和引言，并阐述了作品在中国儒生之间产生的影响：
他们非常喜爱我们印制的中文书籍，传播我们的学说理念，例如内容丰富的教理问答集、道德著作、数学文献，以及令人好奇的宗教论述。庞迪我出版了描述七大美德其中之一德与七大原罪的论文，许多文人拜读过后，深受感动，纷纷在各大城镇印制，并为书本加上序言和赞颂教士与信仰的诗歌。其中最令人推崇的是一位最高书院的学者（他的确最受人赞赏），他读过这些著作之后，把家里的所有神像清空，改放天主的圣像，他把自己的文笔当作大炮利器，抨击盲目的偶像崇拜。
相较于伟大的利玛窦，庞迪我的形象几乎黯然失色，他在中国之外的学术圈并未受到关注。未来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详细了解以下问题：庞迪我的贡献程度，以及他是如何发展利玛窦一贯的策略，将天主教教义融入中国习俗与儒家道德传统的；他是如何批评佛教的，他坚持和拒绝了哪方面的中国信仰和习俗（如拒绝一夫多妻制）；他利用什么中国思想来翻译或解释宗教和神学论点；他的脾气坏到何种程度（有文献为证）；他的西班牙人身份如何影响了他的事业，这一点在1603年数万名中国人在马尼拉遇害的吕宋大屠杀事件之后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