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 文艺复兴与“人的发现”

人类对于生活的观察与理解一直都表现为互为补充的两种向度，而这种向内的向度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逐渐提升，表现为一种人类的自我观察和自我理解。[30]这种自我理解的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一次飞跃性的提升。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其覆盖范围囊括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曾经将“人的发现”作为文艺复兴重要的成果之一，而这种“人的发现”首先体现为一种人类对于自身主体性价值的发现，这种主体性价值的体现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得到凸显而显得更为可贵。莎士比亚曾经为了歌颂人的主体性价值而高声疾呼：“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产品！理性是多么的高贵！论行动，多么像天使！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31]文艺复兴通过“人的发现”所揭示的这种主体性价值的内涵中包含了人的理性价值、人的情感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价值、人的整体性价值，等等。

人对于自身理性能力的重视，在文艺复兴时期首先表现为一种理性与自然科学的关联，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经提出过构建普遍语言的设想，从而“尝试把语言改造为一种合乎理性需要的思维工具”[32]。从历史的角度看，文艺复兴时期语言普遍性的诉求有其时代特有的社会原因，因为在中世纪之后，拉丁语逐渐失去了它在欧洲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在欧洲各国追求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本族语逐渐取代通用语言在区域内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然而，伴随着新航路的发现，欧洲本土和洲际商贸交往日益频繁，人们需要一种普遍的语言来满足文艺复兴之后日益丰富的经济和文化交往的需求。此外，随着文艺复兴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现有的民族语言已经无法满足科学快速发展的需求，对于现有语言的革新也就势在必行。但是在培根看来，建立普遍语言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避免科学认识和理解中的误解产生。科学认识方法的革新不仅仅需要方法的革新，同时也需要普遍语言的配合，从而能够尽量避免语言交往中产生的误解，这种误解被他称为“市场假象”，而这种假象的直接成因就是自然语言本身意义的模糊性。如果语言本身意义混乱，那么通过语言而实现的理解与认识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结论。[33]这种通过建立普遍语言而将语言改造为一门“理性工具”的尝试成为文艺复兴后许多哲学家们的共同愿望。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通过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一种数字化的“通用字母”，希望以此消除不同民族交往过程中的语言障碍，并达到对于知识的精确表达，其中所使用的数字标记字母的方法已经包含了现代计算机技术所采用的二进制数字语言模型。虽然受到启蒙理性思潮的影响，文艺复兴之后人的理性发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理性与科学的结合，从而体现为一种物本论的趋势。但当我们将其置于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之中来观察，这种科学与理性的结合对于人们在漫长中世纪之后渴望冲破宗教的束缚而彰显自身主体性地位，无疑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文艺复兴对于人的情感价值的发现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情感诠释学方法的产生。德国诠释学家兰姆巴赫（Johann Jakob Rambach）主张：“如果人们不知道话语是由何种情感引发而来，那么便无法对于这些话语进行准确和清晰的理解与诠释。因为人们的思想总是与某种情感相连。……通过我们的话语，他人理解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也理解与之相关的情感。”[34]兰姆巴赫还对诠释学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在“理解和解释”两种诠释学内涵性要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揭示了诠释学的“应用”要素，伽达默尔也将应用要素的发现归功于兰姆巴赫的研究。这种“应用”在兰姆巴赫看来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理解的应用使读者从文本中获得劝勉与抚慰——与传统的《圣经》诠释主张的内涵相一致；另一方面，诠释的应用还表现为读者通过理解效仿文本中的典范，从而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虽然受到兰姆巴赫神学教授和虔信派背景的影响，情感诠释学由于对情感与心灵的连接而忽视了语言的作用，及其所揭示的诠释学内涵中的“应用”要素，使诠释的实践性得到了揭示，读者在理解和诠释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生存论和主体性的彰显。

文艺复兴对于人的个体性价值的发现，主要体现为对于人的个体差异性的肯定和尊重。而对于个体性的尊重和鼓励，间接地促进了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传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由于科学和理性的结合可能导致的理性独断论的危险。浪漫主义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主张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给予平等的尊重，“在历史维度方面的每一个时代，在地理维度方面的每一个民族，都潜在地具有人的尊严：存在的并不是唯一的文明，而是诸种文明，它们每一个都是观察人的丰富意义的独特观点和独特视角”[35]。文艺复兴对于人的个体性的发现，对诠释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影响作用。个体的差异性导致了一种超越性和创造性的可能，这种由于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所引发的浪漫主义思想内涵，使诠释学自身方法论的形成过程中将创造性与超越性纳入了自身之中，同时也为施莱尔马赫基于个体差异性的“误解普遍化”主张埋下了萌发的种子。

文艺复兴对于人的整体性价值的发现，对于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学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是基于人的完整性意义上提出的。[36]而人的完整性又是通过人与神、人与动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彰显的。源于古希腊哲学对于人的本质的思考，在文艺复兴的时代继续着哲学运思对人的观照。[37]这种思考曾在中世纪宗教独断论的背景下变为一种对于神的超验存在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在文艺复兴时期慢慢减弱。在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思想的推动下，神的形象也经历了一种变化，即增加了耶稣肉体的人的维度。当神具有了人的维度，那么神性维度的超验性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人在理解的过程中的理解和诠释的可能性就得到了基础性保障，这种保障不但使科学可以独立于神学之外开展活动，同时也使诠释方法可以冲破《圣经》文本的束缚，将自身建构成为一门适用于各种文本理解的诠释学。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的理性和精神使人超越其他所有物种，具有了成为世界主人的可能性，而理性与科学的结合使诠释学方法自身的理论建构逐渐具有了方法论的性质，这种方法论使诠释学能够脱离一种单纯意义上的诠释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而通过自身的普遍性在（人文科学）诸学科的研究实践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为狄尔泰将诠释学建设成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基础性学科完成了前期准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对于自身理解的可能性被打开了，人的主体性的发现与解释使人在未来作为人之整体的反思与思考成为可能，狄尔泰的诠释学对于人的整体生命的显现理解，就是以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为起点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