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性欲在爱的病态需求中的作用

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通常采取性迷恋或是对性欲贪婪渴求的形式出现。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的整体现象，是否都是由性生活的不满足所导致的？是不是他们对爱、接触、欣赏、支持的所有渴望，都是由这种不满足的力比多所驱使，而不是主要由安全感的需求所驱使的呢？

弗洛伊德很可能倾向于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发现，许多神经症患者都渴望接近他人并倾向于依附他人，他将这种态度描述为不满意的力比多所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的：它事先假设所有这些表现本身并不具有性色彩的外部表现，例如：希望得到建议、赞赏或支持的愿望等，都是经过“减弱”或“升华”的性需要的表现；更有甚者，它还假设温柔也是性驱力的一种抑制或“升华”的表达。

这些假设是毫无事实依据的，爱的感受、温柔的表达同性欲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时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密切。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人的爱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布利弗奥特（Briffault）指出，性行为与残忍之间的关系要比与温情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尽管他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令人信服，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通过观察发现：性欲的存在可以没有爱或温情与之相伴，同时，爱或者温情也可以脱离性而存在。例如，没有证据表明母亲和子女之间的温情具有性欲的本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切，表明性因素可能存在，这也是弗洛伊德发现的结果。在温情和性欲之间，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许多联系：温情可以成为性欲的先兆，我们可能具有性欲却仅仅意识到温情，性欲可以激发或是转化为温情。尽管温情和性行为之间的转化关系已经明确表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还是更谨慎点比较妥当，最好假设它们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感觉，两者可能彼此吻合，可以相互转化，或是彼此替代。

而且，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认为不满足的力比多是追求爱的驱力这一假设，那么我们就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从生理角度看，那些在性生活上完全得到满足的人，也会发现同样的对爱的渴求及前文所述的全部复杂现象——占有欲、无条件的爱、觉得自己不被需要等症状。但是，这些情形确实存在且毋庸置疑，所以其结论必然是：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不能解释这些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并不在性领域。[21]

最后，如果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仅仅是一种性欲现象，我们就无法理解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占有欲、无条件的爱、被拒绝的感受等。确实，这些问题已经被认识到并且得到了详尽的描述，例如：嫉妒可以回溯到同胞竞争或俄狄浦斯情结，无条件的爱可以追溯到口欲期，占有欲被解释为肛欲期的表现，等等。但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的是，事实上，我们在前面章节描述过的所有态度和反应，它们都属于同一范畴，是一个完整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不了解焦虑是爱的需求背后的动力因素，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需求得以减弱或是加强的确切条件。

借助弗洛伊德具有天才创造性的自由联想方式，尤其是通过注意患者对爱的需求的变化波动，我们就可以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准确地观察到焦虑和对爱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一段时间具有建设性的合作之后，患者可能会突然改变自己的行为，要求占用精神分析医生的时间，或是渴求获得医生的友谊，抑或是盲目地钦佩医生，或是变得非常嫉妒，极具占有欲，对医生将他“仅看成一个患者”非常敏感。同时，患者的焦虑会有所增加，这种焦虑的增加或是表现在梦中，或是表现为感觉非常忙碌，抑或是表现出一些生理症状，例如腹泻、尿频等。患者并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也不知道正是焦虑使得自己对医生的依恋越来越强烈。如果医生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向患者揭示出这一联系，那么，双方都会发现：在医生触及患者突然产生的迷恋问题时，就已经激发了患者的焦虑，例如，他可能会把医生的解释视为一种不公平的指责或羞辱。

这一系列的反应似乎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对它的讨论激发患者对医生的强烈敌意；患者开始憎恨医生，梦到医生死了；患者立即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冲动，开始感到害怕，为了满足安全需要而紧紧依附于医生；在经历过这些反应之后，敌意、焦虑以及与之相伴而增加的对爱的需求，就会退居幕后，逐渐淡化。对爱的需求的增强，经常有规律地作为焦虑的结果出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预警信号。它表明，焦虑正在慢慢浮现到患者意识层面，因此患者需要寻求安全感。这里所描述的过程并不只限于精神分析，同样地，在个人关系中也会出现相同的反应。例如，在婚姻中，丈夫被迫依附于他的妻子，尽管在内心深处恨她并害怕她，但他的表现却可能是嫉妒她，想占有她，将她理想化并赞美她。

如果能认识到这一术语只是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大致的描述，而没有涉及其动力因素，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种附加于隐藏在憎恨之后的夸大的忠诚说成是“过度补偿”。

如果由于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原因，我们拒绝接受对爱的需求给出性欲病因学解释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有时与性欲结伴出现或是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性欲，这是否是一种偶然现象？又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些特定的条件，在这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对爱的需求才会以性的方式来被感知和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对爱的需求是否以性欲的形式表现出来，取决于其是否能得到外部环境的认同。它还取决于在文化、生命活力以及性气质中的差异。最后，它还取决于个体的性生活是否满意。因为如果其性生活没有得到满足，与拥有满意性生活的个体相比，其更有可能以性欲的方式来反映。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对人的行为反应有着确定的影响，但它们还不足以解释基本的个体差异。在表现出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的一定数量的人中，这些反应往往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发现在与其他人接触时，一些人会强迫性地立即表现出或多或少具有性色彩的冲动；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这种性兴奋或性活动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情感和行为范围之内。

第一种类型中的男女会从一种性关系转向另一种性关系，对他们性反应的进一步了解表明：当他们缺乏性关系或是发现没有立即获得伴侣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全、缺乏保护，表现得非常古怪。同一类型中，具有更多抑制倾向的一些男性或女性，实际上他们拥有非常少的性关系，但他们总在自己和其他人之间创造出引起性欲的氛围，不论其他人是否特别吸引自己。最后，这种类型中的第三种人，他们具有更多性方面的抑制，但是他们很容易进入性兴奋状态，并且强制性地将任何一个他们所遇到的男性或女性看成是自己潜在的性伴侣。在最后这一类人中，强迫性手淫可能会代替性关系，但也不尽然如此。

在这一类型群体中，生理获得满足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除了其性需求的强制性本质外，这一类型群体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不加区分地选择性伴侣，他们具有那些在我们对对爱有神经症性需求的个体进行整体考虑时就已经讨论过的特征。另外，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时刻准备实际上或想象中进入性关系；可他们与他人的情感关系中却存在深刻的障碍，与普通人相比这一障碍受基本焦虑的困扰更为深刻。他们不仅无法相信爱，而且实际上，如果他们得到了爱，也会烦躁不安，因为他们心理已经严重失调，如果是男性，那么他很可能已经患有阳痿。他们可能意识到自己的防御姿态，或者他们可能倾向于责怪自己的伴侣。在后面一种情况中，他们坚信自己从未遇到一个称心的女性或男性。

对他们而言，性关系不只是对特定性紧张的释放，还是获得人际交往的唯一方式。如果一个人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对他而言，从实际情况看根本不能获得爱，那么，身体接触可能就会成为情感关系的一种替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唯一，性就是他们与其他人接触的主要桥梁，并因此获得了不同寻常的重要性。

在某些人身上，辨别力的匮乏，表现在对潜在伴侣的性别不加区分这方面；他们要么会主动寻求性关系，不论对方的性别是什么，或者屈服于其他人的性需求，而不管提出要求的人是同性还是异性。在这里，对第一种类型的人我们不感兴趣，因为尽管在他们那里，性也是用于建立人际交往的手段，否则他们就很难获得人际关系，但其动机并不是为了满足对爱的需求，而是为了征服，更准确地说，是出于制服他人的动机。这种动机非常强烈，以至于性别差异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总之，在性方面或者其他方面，他们认为对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加以制服。第二类人，受到对爱的无尽需求的驱动，屈服于同性或异性的性需求者，特别是害怕失去对方而不敢拒绝对方的性要求，或者不敢反抗对方提出的任何性要求——无论这些要求合理与否。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失去对方，是因为他们迫切地需要这种与对方的接触联系。

在我看来，用某种天生的“双性恋倾向”解释这种对性别不加区分而发生性关系的现象是一种误解。在这些情形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同性的真正依恋。一旦一种健全的自我肯定取代了焦虑，这种表面上的同性恋倾向就会立即消失，对异性性伴侣不加区分的选择这一情况也会立即消失。

对双性恋所陈述的那些内容，同样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给同性恋现象的问题某些启示。事实上，之前描述的“双性恋”类型和明确的同性恋类型之间，还存在很多中间阶段。在后者的生活史中，有些确定的因素足以说明他们拒绝接受异性为性伴侣的原因。当然，同性恋的问题异常错综复杂，以至于无法只从一个单一的观点来进行理解。在这里这么说就足够了，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同性恋者，在他身上没有同时表现出我们在“双性”群体中所提到的那些特点。

最近几年，许多精神分析家都指出，性欲之所以会增强，是因为性兴奋和性满足可以成为焦虑和被压抑的心理紧张的发泄途径，这种机械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还存在一些心理过程，会导致从焦虑到性需求的增加，并且我们有可能认识这些心理过程。我的这个观点是基于精神分析的观察，以及联系患者与性欲无关的种种性格特征来对其生活史所做的全面研究。

这一类型的患者很可能一开始就充满热情的迷恋精神分析医生，急切地需要得到某种爱的回报。或者，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他们可能会保持一种相当冷淡的态度，将对他人性亲密的需求转移到局外人身上，且正如一些事实所说明的那样，那个局外人由于与医生非常相似，或者这两个人在梦中被等同起来，这个局外人就成了分析师的替身。最后，这些患者希望同医生建立性关系的需求，这能在梦中出现，也可能会表现为访谈过程中产生性兴奋现象。患者经常会对这些显而易见的性欲信号感到异常震惊，因为他们既没有感到被医生所吸引，也根本没有爱上他。事实上，来自于医生的性吸引并没有发挥可觉察到的作用，而且并不是说与其他人相比，这些患者的性气质更为迫切或不可控，也不是说与其他人相比这些患者的焦虑更多或者更少。他们身上的特征是，对任何形式的真爱都怀有深深的怀疑。他们完全相信，医生因隐秘不明的动机对自己感兴趣，如果是这样，他们相信在医生内心深处是看不起他们的，而且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可能比好处多得多。

由于神经症患者高度的敏感性，因此，在每一次精神分析中，他们都可能做出怨恨、生气以及怀疑的反应，但在那些性需求特别强烈的患者身上，这些反应形成了一种固定且持久的心态。他们的反应，看似医生和患者之间有一道无形且又无法跨越的墙。当他们面对自身难题时，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放弃，中断治疗。在分析中，他们展现的场景，正是他们在整个生活中全部行为的精确缩影。其区别是，在精神分析之前，他们可以免于认识到自己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多么的脆弱和复杂；而他们很容易卷入性关系这一事实，却有助于他们混淆实际情况，并使得他们误认为他们很容易与他人建立性关系就意味着他们总体而言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提到的这些态度，频繁而有规律地出现。无论什么时候，患者只要在分析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对分析师的性欲望、性幻想，或是做与分析师有关的春梦，我就能在他的人际关系中找寻到某些特殊的深层障碍。同这个方面相一致的所有观察结果是，医生的性别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那些相继接受过男性和女性医生治疗的患者，会对这两个性别的医生产生相同的反应。在这种情形中，如果将这些表面现象看作是他们在梦中或者其他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渴望，那就很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此，总体来看，就好像“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一样，“看似是性欲的东西不一定是性欲”。大部分看似是性欲表现的现象，实际上都与性欲毫无关系，而是对安全感渴望的一种表达。如果不将这一点纳入思考范围，我们就必定会高估性欲的作用。

那些由于无法意识到的内在焦虑的紧张，而导致性欲增强的人，倾向于单纯地将自己的性需求归结于自己固有的先天气质，或是解读为自己是不受传统习俗、禁忌约束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跟那些对自己的睡眠需求做过高估计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高估自身睡眠需求的人，认为他们的体质需要十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睡眠，但事实上，他们对睡眠需求的增加可能是由大量被压抑的情感所导致的，睡眠被他们当作了逃避所有冲突的手段。强迫性进食和饮酒的情形，也是同样的道理。饮食、酗酒、睡眠和性行为，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这些需求强烈程度的变化不仅与个体体质有关，还与其他情景有关，例如：气候，其他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外部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的紧张程度以及目前的生理状况等。但是，所有这些需求都会因无意识因素所增强。

性欲和对爱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性欲节制问题提供了思路。人们忍受禁欲的程度，因文化和个体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就个人而言，性欲节制取决于一些不同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但是，很容易理解的是，需要通过性行为来缓解焦虑的人，很可能是无法忍受任何节欲，即使是短时期的节欲也不行。

这些思考，导致我们对于性在我们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在对我们的性问题方面，我们常怀有一种骄傲和满足的自由主义态度。当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这种情况确实有了一些好的变化。在性关系中，我们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并更有能力来获得性满足。后一种观点对女性而言尤其适用，在女性中，性冷淡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常态，而被普遍地认为这是一种缺陷。但是，尽管有这种变化，这方面的进步却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深远。因为，现在很多性行为更多的是心理紧张的发泄途径，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性驱力。因此，它也被更多地看作是镇静剂，而不是一种真实的性享受或者乐趣。

文化环境也会在精神分析的概念中有所反映。弗洛伊德的重大成就之一，就在于给予了性应有的重要地位。但是，更详细地讲，被看作性的许多现象，实际上是复杂的神经症现象的表现，主要是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的表现。例如，与精神分析医生有关的性欲望，通常被解读为是患者对其父亲或者母亲的性欲固着作用的重演。但通常而言，这并不是真实的性愿望，而是为了减轻焦虑获得安全感的行为。诚然，患者经常讲述这样的联想或梦，例如，表达想要躺在母亲怀抱里或者回到母亲子宫的愿望，这些联想或梦说明了一种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明显的移情，可能只是现在想要获得爱或寻求庇护愿望的一种表达。

即使这些跟医生有关的性欲望被理解为对父亲或者母亲这种相似愿望的直接复演，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幼儿对父母的依恋，本身而言是一种真正的性依恋。有很多证据表明，在许多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爱和嫉妒的所有特征，也就是弗洛伊德描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特征在童年期都可能存在，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频发。正如我已经谈到的，我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个初始过程，而是许多不同种类过程的结果。它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儿童反应，由于被父母给予过富有性色彩的爱抚，因目睹性爱场面，或者由于父母一方的养育标准是使孩子成为自己盲目的忠诚者所引发。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更为复杂过程的结果。正如我所说，那些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生提供了沃土的家庭环境中，孩子心理通常会产生很多恐惧和敌意，而对这些恐惧和敌意的压抑导致了焦虑的出现。我认为，在这些情况下，俄狄浦斯情结是由于孩子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依附于父母中的一方才产生的。事实上，获得充分发展的俄狄浦斯情结，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表现出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的所有特征和倾向，例如：对无条件的爱的过度需求、嫉妒、占有欲，因遭到拒绝而产生的恨意等。因此，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只不过是神经症的一种形式，而并不是神经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