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三节 核心史观与史学蕴意:自下而上和底层历史

实际上,可从两个层面上理解“自下而上”历史观念的核心价值及其史学意涵,一是指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方法、学术研究视野和史学研究理念;二是指一种新型的历史研究领域或关于底层阶级的行为方式、价值信念和思想体系的反思性研究成果。中西史学界普遍认为,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坚信“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主张“自下而上”的史学研究方法,建构普通大众或底层民众的历史,这种反映底层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推动力量的历史学即“自下而上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这种概述实质包含了上面两层意义。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多种意思相近的翻译名称,标明和注释这种史学观念的内涵,如“从底层往上看”的历史学、“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学或“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等,为了说法的一致,本文统称“自下而上”的底层历史学。比如,凯伊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底层历史代表了一种抉择,因为它通过关注大众或人民的生活、活动和经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精英或统治阶级身上吸引开来。”[108]这种观点基本上为国际史学界所接受。就观念属性而论,该种核心历史观念在霍布斯鲍姆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我们称之为“底层群众历史观”,而把自下而上看的大众历史学或人民的历史学称为底层历史学(Grassroots history)。这种底层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认识论前提,就是决心抛弃以美化统治阶级或实用主义目的为出发点的传统史学编纂动机,极力弱化那种倾力于所谓直接创造历史的显赫人物的精英历史或重大历史变迁的历史描述,真正关注人民大众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意识,以“自下而上”的技术研究手法,撰写普通大众的丰富历史面相。[109]本章的基本观点是,霍布斯鲍姆以“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为指导,在理论与实践上,与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道,共同开创了一种社会历史研究的崭新模式。[110]那么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就是需要理解: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和其他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大多坚信,底层大众与普通民众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核心内容。他们是怎样从理论的角度真正认识到的,首先从普通民众的新角度,解释过去与探索社会的历史,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基于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分析,既研究社会下层的生活经历,也关注社会上层的历史发展,这样才能加深对过去的整体认识,史学研究只有面向大众或走向民众才能得到历史本来面目的检验与印证,客观的社会历史才能被整体性重构与真实性再现。反之,只有这种史学研究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性作用,才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一 “自下而上”史观与底层历史视域

在西方社会史的理论与实践中,作为底层历史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霍布斯鲍姆总结性地分析认为,在西方史学界,以20世纪50年代为标志,底层史学即“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从产生到发展,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法国大革命爆发到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基本情况是,19世纪以前传统史家的史学实践主要把研究眼光集中于统治阶级政治活动而没有关注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的历史。法国革命爆发后,虽然传统史学也提及诸如18世纪以法国群众性革命运动为起点的一些伟大革命或起义暴动,但是传统史学家往往对人民历史抱着一种轻描淡写和漫不经心的漠视态度。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理解,传统史学从来没有真正注意人民群众的历史经验,更毋宁说详细考察底层民众的思想意识。同时他看到,实际上,随着18世纪法国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兴起,也有少数传统史家开始把研究视线聚焦于普通人民大众的历史,把法国革命历史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在沉浸于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同时,更热衷于法国底层人民历史的写作,以马克·布洛赫和乔治·勒菲弗(George Lefebvre,1874-1959)为代表,法国历史学家开创了底层社会历史研究风气,奠定了底层历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初步构筑了其大多数研究主题。第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底层史学才得到真正的发展。它跨越法国一隅,向其他欧洲国家史学界扩散,随着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也开阔起来,他们关于底层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和写作,已经跳出研究工人本身的狭隘思路,从而全面促进底层史学的发展。[111]

“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构成霍布斯鲍姆“自下而上”史学观念的重要基础,它的分析视域与价值取向就是:通过科学的底层历史技术方法,借助大量的底层史料,研究与发掘日渐被人们遗忘的人民大众的历史,揭示普通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意识。这里要求历史研究者消解对于底层社会固有的观念隔膜,树立起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经历必要的体验情趣。霍布斯鲍姆如此形象地比喻道:“……许多底层大众历史就像古代犁地的遗迹。它似乎随着许多世纪以前耕地的人们一起杳无踪迹了。但是,每位航空摄影师都懂得,在一定的光线下,从某个角度看,这种长期以来被遗忘的脊背和犁沟的影像依然可以辨认出来。”[112]简言之,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基础上的底层史学研究,其价值目标也许就是寻找为人忽视的底层群体记忆,重新认识人民群体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

关于霍布斯鲍姆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出发,主张“底层历史”的研究取向问题,也可以从《过去与现在》创刊的原则宗旨中得到解释。该杂志的副标题为“科学的历史杂志”。这个杂志创办伊始同样非常注重科学理性主义的巨大作用,萨缪尔由此分析道:“科学理性似乎成为联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学家的最好纽带之一,也正是1952年,他们组建了《过去与现在》杂志编委会。”[113]1959年刊物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更多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进入刊物编委会机构,而且刊物原来的副标题为一个更自然、更纯正、含义更广泛的副标题所取代,由原来抽象性的“科学的历史杂志”变换为大众化和具体化的“历史研究杂志”。[114]《过去与现在》的办刊宗旨与史学研究旨趣,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底层群体历史”的思想主张。

就《过去与现在》的读者圈子和接受对象而言,因为刊物强调历史的社会功用和现实意义的互动关系,作为刊物的创办者自然希望所刊载的文章也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115]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就特定研究论题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专业历史学家和其他专业历史学家最大的区别是,后者注重撰写的是专题性研究或学术论文的影响力,前者则注重在表现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宁可采用一种普遍通俗的语言,让包括劳工在内的普通读者也能阅读和接受。[116]而要使广大群众接受自己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事实上,就《过去与现在》刊物的后续发展来看,其办刊宗旨未必实现,但这已不是重要的原则问题。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即使1956年危机发生之后,虽然许多人退出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终于解体,但《过去与现在》刊物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通过联合阵线的形式,消除隔阂,排斥党派之争[117],在学术合作交流的道路上确定了他们共同的发展方向:注重底层大众的历史或人民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实践者,更是如此,这种“底层历史研究”成为其整体社会史研究实践成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具体论述可参见第六章相关内容。

二 阶级分析方法与底层历史研究

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坚信“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与分析方法为前提条件的,而注重和反映底层阶级历史是彰显“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途径。总体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可以成为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理论指导或理论阐述的潜在方法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或理论则被视为其研究“自下而上”的社会历史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可作如是观,需要详细说明和解释的问题则是,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分析方法主要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此基础上,他们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理论又有所突破和创新,成为撰写“自下而上”历史的最富有成效的理论与方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历史上存在的所有社会形态(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造成社会阶级两极分化的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一方面是剥削阶级,另一方面是被剥削阶级。由于这样的关系,所有对立阶级处于无可调和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是历史变革的动因,因为被剥削阶级的最后胜利就是引入新型社会和促成历史进化的新阶级。[118]换言之,在前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推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与阶级理论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强调阶级关系首先是或最为根本的是经济关系,正是经济上的不同地位,甚至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形成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从根本上说,社会的文化因素(哲学、宗教、意识形态)是从社会的经济基础派生而来,并主要是为经济、政治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有强大的理论价值和精神指导意义,并且始终是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之一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研究底层人民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引导力量。

按照西方学者的知识图谱和思维理解,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各种各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启发而形成的理论,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然而,“其中大多数当代冲突论者只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或几个要素——如压迫和被压迫阶级的概念,或集团冲突的概念。然而这些理论或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其他要素,或者把这些要素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结合。”[119]相对而言,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基本上是在保留与继承马克思的阶级思想基础上,对其有所突破和发展。正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完整和精确的著作文本《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和1932年面世的《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启发和刺激下,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寻求关于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道德背景如何对阶级意识的形成产生影响的一种理论理解与解释,从而扩大了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内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实践中深化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历史研究。

为了更好地理解霍布斯鲍姆等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和理论来研究“自下而上”的大众历史的出发点,我们需要论及汤普森关于阶级构成的文化解释问题上的认识。伊格尔斯认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最激烈的攻击是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提出的,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的许多其他著作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120]此观点虽略显偏激,但大体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态度。汤普森从阶级意识与文化因素的角度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研究时,认为阶级文化或阶级经历并非一种整体的生活斗争方式,而是不同利益集团或社会力量因素相互冲突与整合的结果。在汤普森那里,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按照其分析逻辑与理论,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121]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就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阶级经验或经历的方式,它体现在传统习惯、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等价值体系之中。“汤普森文化分析方法的关键在于他对阶级意识发展的错综复杂性的敏锐感受,导致他对阶级意识的态度既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因循守旧的关于‘客观’压迫的认识,也不是把它作为一系列最接近的或为人们接受或为人们反对的观念来看待。”[122]汤普森曾经解释与写道:“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123]汤普森式文化主义分析就是一种阶级分析的新范例,他的历史研究不应只是被看作贴上马克思主义阶级标签的一种理论犹豫,而更应视为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一种实践创新,同时也应被看作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下而上”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成果反映形式。

当然,国际学术界对于汤普森阶级理论与分析的评价存在诸多不同见解,在此不赘述。当代英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史学家之一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1921-2016)认为:“至于爱德华·汤普森,我年轻时候在利兹做教授时就对他很熟悉,他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而就他关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说,我更同意霍布斯鲍姆而不是汤普森,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间定位在19世纪晚期而非19世纪早期。不管怎么说,汤普森在三个方面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他深入考察了英国的阶级概念的整体。其次,他是一个更加关注经历(包括那些被历史遗漏的人们的经历)而非观念的历史学家;而这正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和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别。第三,他激励了一代人转向那些吸引我就如同吸引了他的历史研究的主题。”[124]这样的评价可谓切中要害,态度非常诚恳。在我们看来,与汤普森相比,霍布斯鲍姆的阶级理论与分析方法更能体现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既反映了其“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更能体现这种理论与方法在“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人都扩大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框架,然而,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更是霍布斯鲍姆研究劳工社会史的核心问题,对历史上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的探讨是霍布斯鲍姆研究底层阶级历史思想的重要环节。[125]霍布斯鲍姆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两个概念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至少在他探讨资本主义历史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这些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明确的定义,而且引起过无数争论。大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明确地论述它们,因此陷入极大的困境。”[126]比如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的阶级结构问题,霍布斯鲍姆认为这取决于如何定义阶级,“从技术上说,如果把阶级定义为关于物质生产的特殊关系,那么英国的阶级分化既未加剧也未缩小;但另一方面,英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相比,对阶级地位的差别有着特殊的敏感。”[127]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当代英国社会仍然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差别,而从社会各阶层的不平等意义上说,英国是最缺乏社会民主的国家。其实,不管是汤普森还是霍布斯鲍姆,他们关于“自下而上”的社会历史观深深地扎根于阶级分析之中,特别是“霍布斯鲍姆有关社会盗匪的研究和其它‘原始’反抗形式的研究,同样意味着文化现象和阶级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128]。由此看来,关于阶级、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和阶级理论问题,在霍布斯鲍姆那里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认识,指引着他从事底层历史的实践研究。

从史学研究方法论看,撰写底层阶级的历史固然非常重要,不过研究者应该如何书写这种历史,他们运用何样的眼光来书写则显得尤其关键。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最善于运用经济因素与阶级理论来分析解释历史现象、最主动维护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来关注与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的史学影响最初奠立于他关于劳工运动的研究,这也是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最多的一个领域,劳工历史的研究是霍布斯鲍姆从事“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的最初领域,也是其“自下而上”历史观念流显得最突出的研究领域。而对国内的史学认识主体(以历史学家和史学史家为主)来说,最熟悉的则是他关于工业革命中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和工人贵族的争论与论述。“霍布斯鲍姆关于这个工人贵族主题的著作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书”。[129]在霍布斯鲍姆的后期学术生涯中,虽然劳工研究不再是其主要课题,但涉及这类社会史问题时,这位史学家仍然表现出严谨的学术兴趣,并总是能提出独特的见解。[130]比如,面对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各国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产业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他认为,总体看来,“第一,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比重下降;第二,那种老式的、劳力集中的大工厂工业逐渐为一种新结构的制造业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代表了工业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在那里,工业还是那种本世纪初西欧和北美的形式,即大规模、集约化、大批量、大单位的制造业。这就是古典式劳工运动的社会基础,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前苏联的土地上的工会运动,以及某些前第三世界国家如巴西的劳工运动就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131]反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运动形式都发生着较大的变化,但工人阶级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

既然霍布斯鲍姆十分重视阶级分析方法,那么,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出发点与目的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从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并不孤立地研究农民和工人阶级经历,相反,他始终是在历史特殊的阶级关系和冲突的背景中从事这些阶级的历史经历研究,从而撰写“自下而上”的历史。同时,运用这种方法,他扩大了阶级经历的概念,又从来没有忽视马克思指称的那种阶级经历的基本标准、政治程度和政治意义,即关注社会上层历史发展问题的分析。霍布斯鲍姆是所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坚决地坚持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来分析社会历史运动的历史学家。在凯伊看来,霍布斯鲍姆与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阶级研究的方法一样,并没有忽视对精英和统治阶级投以认真的关注。霍布斯鲍姆的《资本的年代》同希尔顿的《中世纪社会》、希尔的《教会的经济问题》和汤普森的《辉格党人与狩猎者》等著作一样,都是着眼于底层阶级历史的研究,又不忽视对上层历史进行考察的典范。[132]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极力避免过于强调上层和底层的文化差异性,甚至截然对立性,也反对过分渲染底层历史的重要性。

在史学研究和历史叙述的实践中,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中把阶级分析方法灵活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构建者和最佳阐释者,也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最突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凯伊认为:“运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点的研究方法的一个极好的典范,就是霍布斯鲍姆发表于1952年的研究卢德运动的论文《捣毁机器者》。”[133]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摈弃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早期的工人运动就是盲目的、不自觉的运动,是对悲惨处境的一种本能反应,因而大机器化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霍布斯鲍姆则运用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从工人阶级本身的处境出发,对捣毁机器运动这一事实进行了全新的剖析。据此认为,捣毁机器运动最起码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工人本身对机器并无太多的敌意,他们的行为只是特殊情况下对雇佣工厂主施加压力的一种惯用的低级方式。而另一类则是工人阶级盲目对工业革命时代新的大机器(特别是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表露出敌意。对此理应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时的情况是:第一,捣毁机器运动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性;第二,捣毁机器者对机器并不是不加区别盲目地加以排斥,只有在采用机器意味着增加失业并威胁工人传统的生活水准的时候和地方,才会发生捣毁机器的事件。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工人强烈反对的并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它被资本家使用后带来的威胁,是工人对资本家依赖机器对工人进行剥削与压迫的事实进行有意识地反抗。最后,他指出,捣毁机器运动有其一定的现实与历史意义,即尽管捣毁机器运动并不能阻止工业化趋势,但也并不是如有些史学家所说或者通常人们相信的那样全无用处和无意义的反抗。[134]他还列举了几个捣毁机器的实际例子来强化这种观点。比如后来他与乔治·鲁德合作的《斯温上尉》中叙述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农业工人运动就涉及这一问题。[135]这种分析是相当有见地并富有新意。

再譬如,霍布斯鲍姆在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过程中,坚持辩证的阶级分析立场,反对当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即一连串纯技术改革和技术突破的观点,反对当时一些经济史专家盲目地认为工业革命逐步改善了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改变了底层人民生活命运的乐观观点。[136]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的乐观派观点的症结在于,他们无视劳苦人民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特殊地位,盲目坚信社会总体向前发展的方向,这些人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无异于庸俗唯物主义,比如他们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工资的增加就完全等于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变化。[137]实际上就是忽视底层阶级历史的现状与地位,没有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出发,研究某个社会的历史和变迁。霍布斯鲍姆类似这种的研究与观点还有许多,它们往往被史学评论家视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沿着上述思路,需要回到“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问题上做进一步讨论。正如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就新社会史学研究的史学观念与史学价值取向而言,霍布斯鲍姆与新社会史学派提倡的整体社会史学就包含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上”相互整合研究历史的思想主张,他始终认为人类历史是诸多发展动力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国家社会与国际组织等诸种因素,人类社会各种力量都试图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因而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复杂社会系统,结果大自人类小到区域社会,就形成了众多力量的聚合,社会历史就依照各种聚合力朝着特定方向发展演化。所以,研究世界历史就应该尝试从更全面更多的角度、以丰富多样的方法,综合阐释和分析复原人类社会的历史。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张“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尝试将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同时,又力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侧重于将史学主体立场转移到普通民众那边,从而整体观察人类世界历史。而“自下而上”研究历史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与指导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用阶级理论与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与研究历史的一种转化形式,其研究对象正是以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经验与丰富情感等为主体来取代往常完全集中于“精英人物和精英政治”活动的倾向,把注意力从统治阶级和政治精英人物转向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个体经历。从理论层面上看,在建构整体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下,霍布斯鲍姆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自己的眼光视界和理论视野更多地转向了普通百姓和底层民众,他们更多地注重研究“自下而上”的大众历史。而且,他们试图真正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不像有些资产阶级新史学家那样,虽然声称关注底层民众历史,或者只是把普通人民的历史作为精英历史的附属和延续状态,或者就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没有从根本上和设身处地地同情、理解和阐述底层历史。也就是说,霍布斯鲍姆等人研究重点主要关注被传统精英史学中集体叙事淹没和遮蔽的底层群体生活中个别声音与个体生活的历史,从底层阶级历史中发掘出作为个体的人的真正生存状态和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及其终极价值意义。

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同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相互巧妙配合,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和主要价值取向则是撰写“自下而上”的社会历史,但他们并不完全排斥上层阶级的历史研究。也许俄罗斯历史学家阿伦·古列维奇的观点对此是一个很好的注释,他认为:“自上而下”的历史本身是不充分的,它必须与“自下而上”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到社会历史的整体构图。[138]例如,以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运动为讨论重点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霍布斯鲍姆既重视以底层人民或民众为讨论对象的“民族主义原型”的研究,也不忽视法国大革命之后主政阶级即政府上层的观点,以此进一步讨论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139]在20世纪80年代,霍布斯鲍姆就写道:“我所愿意做的不但要直接地……从那些自以为更了解他们的现代历史学家的傲慢态度中,拯救袜匠和农民的历史,而且还要拯救贵族和国王的过去。”[140]因此,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之一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始至终就不反对佩里·安德森提倡的“自上而下看的历史”观念及其研究——如研究“错综复杂的阶级统治的系统”或“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141]

非但如此,霍布斯鲍姆还曾为安德森《从古代封建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书写过一篇题为《从巴比伦到曼彻斯特》的学术书评,对安德森的“自上而下”的阶级研究范式不无称赞之意,并认为无论人们对其持有怎样的批评,这种研究范式对英国社会史的研究必然产生深远影响。[142]霍布斯鲍姆等人强调“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只是在更大程度上承认由低层阶级自身创造的持续性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的骤变及其斗争方式,反过来又促成或影响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控制权。[143]因此在评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指导下,如何运用阶级理论与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意义的时候,凯伊也以赞赏的语气写道:“他们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研究低层阶级经历的重要性,他们也坚决主张低层阶级本身是一直在积极参与创造历史,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消极被动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表明那样的斗争和运动对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于价值和观念以及政治经济,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由此它们对于后代的经历与斗争也具有贡献。”[144]由此可见,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把底层民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地位来加以考察。

鉴于以上叙述,可以说,在“自下而上”历史观念的主导基调下,整个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研究的中心主题也是日益从上层社会经济集团转向中下等阶级利益的历史关注,特别是指向广大民众的历史,从而显示整个西方社会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的民众性或大众性。[145]就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说,虽然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低层阶级的斗争,但是他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或不切实际地谈论底层阶级斗争的局限性,也没有忽视底层阶级的和解与妥协方式的缺陷。或许,他们没有也难以恰当地论述底层阶级更为保守的或“极端保守主义的”行为以及社会的或政治的行为。[146]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过去或现在的农民和工人的抵抗运动简单归结为非政治的纯粹性歇斯底里症、潜意识犯罪行为或不符合常规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狂热行为方式的外化形式,而是在详细研究这些反抗运动实情之后,充分肯定它们的前政治意识和政治意义。因此,以霍布斯鲍姆为重要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提倡“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的同时,更主要强调普通民众群体的文化价值、社会心理及行为心态对群体本身及整体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突出社会结构与诸多阶层中普通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非政治行为,有能力在他们自认为最重要的领域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147]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的言论,或可代表整个学派对这种史学观念及其价值取向的自我满意程度:“从最一般意义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得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承认的主要成果的特征在于我们写作了‘从下面着眼’(From below)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把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及其制度转向了劳动大众,无论是农民、工匠还是无产阶级。不过,统治阶级并没有被忽视,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对17世纪的研究表明的那样。”[148]实际上,“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赢得国际史学界广泛注意的重要标志。恐怕需要指出,从整体看,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指导下,重点提倡“自下而上”历史学的史学观念、史学理想和史学实践,这些也构成英国新社会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换言之,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运用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底层阶级经历或底层历史思想,同时又不忽视上层阶级的历史,从而建构整体社会历史的图景,是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的重要外化形式。唯其如此,他们开创了一种超越现行的关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模式和撰写方法的崭新范式。


[1]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导言第2页。

[2] E.J. Hobsbawm,“Intellectuals and the Class Struggle”,in Revolutionaries:Contemporary Essay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3,p.251.

[3]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3.

[4] “A life in writing:to criticize the future/by Genre Interview with Eric Hobsbawm”,The Guardian,Saturday December 23,2000. See,http://www.books.guardian.co.uk/departments/history/story/0,6000,414796,00.html,最后检索时间:2009年1月25日。

[5] E.J. Hobsbawm,“The Present as History”,in On History,p.229.

[6]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3.

[7]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4.

[8] See,R.Samuel & G.S.Jones,eds.,CultureIdeology and Politics:Essays for Eric Hobsbawm,pp.366-368.

[9] “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World Auther,1970-1975,New York:Wilsom,1980,p.396.

[10]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4.

[11]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133.

[12] See,Eric Hobsbawm,Interesting Times:A Twentieth-Century Life,New York:Pantheon Book,2002.

[13] See,Richard J. Evans,Eric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14] 当然有观点认为,作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很少关注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

[15] 关于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观涉及的问题,参见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第59页。

[16] 参见〔法〕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17] 参见姚军毅《论进步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50~52页。

[18]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第29页。

[19] 关于这些思想家的具体进步观念,参见姚军毅《论进步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69~80页。

[20] 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190页。

[21] 马雪萍:《回顾与展望:历史学的命运与机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29页。

[22] 参见姚军毅《论进步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1~91页。

[23] E.J.Hobsbawm,“Progress in History”,Marxism Today,February 1962,p.47.

[24] E.J.Hobsbawm,“Progress in History”,Marxism Today,February 1962,p.48.

[25] E.J.Hobsbawm,“Progress in History”,Marxism Today,February 1962,p.48.

[26]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44页。

[27] E.J. Hobsbawm,“The Contribution of History to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xxxiii,No.4,1981,p.630.

[28] E.J. Hobsbawm,“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in On History,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p.79.

[29] See,E.J. Hobsbawm,“Where are British Historians Going”,The Marxism Quarterly,Vol.2,No.1,January 1955,pp.14-26.

[30] E.J.Hobsbawm,“Progress in History”,Marxism Today,February 1962,p.44.

[31] 最能体现其进步史学观念的论文是他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研究,See,E.J.Hobsawm,“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arxism Today,October 1975,pp.300-308.

[32]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43页。

[33]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导言第4页。

[34]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4,p.13.

[35]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4,p.87.

[36]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p.13.

[37]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428页。

[38] Geoffrey G.Field,“A ‘Man In Dark Times’:Hobsbawm on History”,http://www.culturefront.org/culturefront/magazine/98/summer/article.17.html,最后检索时间:2009年2月26日。

[39] Tristram Hunt,“Man of the Extreme Century An Interview with Eric Hobsbawm”,http://education.guardian.co.uk/higher/artsandhumanities/story/0,12241,797467,00.html,最后检索时间:2009年4月28日。

[40]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41] 参见俞吾金《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第18页。

[42] 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63页。

[43] 当下西方“普世话语”因为已经远离其生发的特定历史环境而给人以形式上的抽象的普遍意义,只要我们将这些所谓普世话语还原到其生发的具体历史环境,并结合当下欧美以外的国家推广西方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就足以证明,西方普世话语终究不过是地方性和局域性的知识,是一种特定的价值选择。参见张澜、鄢玉枝《从地方性知识角度看西方独特价值的普遍性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4] 西方中心主义在18世纪中后期得到西欧思想家初步理论论证,是以欧洲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落后停滞表现出来的。19世纪,西方社会更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西方白人是人类的优等公民与代表,世界精神的体现者,东方各国处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外。20世纪,世界各地纷纷按照西方模式建立民族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西方文明世界化也即世界西方化。参见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45] “文明多元论”的典型代表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当然,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细微的不同,一般来说,斯宾格勒的相关世界历史理论更多地带有宿命论色彩,而汤因比是在继承与发展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昭示世界文明的此起彼落,最终还是表现出西方文明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也是作为大师的历史学家写作的真正动机,也说明在作者的思想深处,他们的观念里,本身也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因为社会历史观和阶级的局限,对他们理论的这种落后性也无可非议。而“文明多元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它多少向西方人展示了世界历史的真实一面:世界历史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程度上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过贡献。这种观念对后来世界历史编纂理论与实践赋予启迪性的作用。他们的具体论述,参见〔德〕奥斯瓦尔格·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6]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42页。赫伊津哈作为荷兰文化史家权威,学术贡献主要在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及比较文化领域,代表作有《中世纪的秋天》《伊拉斯谟传》《游戏的人》等十余部,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国际影响。参见〔荷〕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何道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7] 〔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9页。

[48] 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开始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框架,70、80年代掀起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世界历史编纂学在总体上进入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总体史)时代。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66~67页。

[49] 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1955,p.27.

[50]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页。

[51] 详细论述,可参见张广智《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代序)》,载〔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52] 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p.182.

[53] 按照中国学者的观点,巴勒克拉夫著述颇丰,主要在史学理论而非史学实践上宣扬全球史观念,确实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尝试着写出那样的全球史著作。而体现这种全球性历史观念的代表性著作有,1955年《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67年《当代史导论》,1978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参见于沛《变动中的西方史学》,《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6期。

[5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54页。

[5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55页。

[56]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72页。

[57] 国内学者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特别围绕着以沃勒斯坦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理论源流、结构演化、社会科学话语中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相关理论问题比较进行了最新的探讨。参见江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2007。

[58]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36页。

[59] 参见俞吾金《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

[60]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

[61] 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载〔英〕罗素《论历史》,何兆武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4页。

[62] 郑伟民:《世界体系论:对西方国家发迹史的强烈质疑》,《中国与世界》2000年6月号,http://www.chinabulletin.com,最后检索时间:2008年8月23日。

[63] 参见孟凡东《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第64~68页。

[64] 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史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史坛提倡从全球整体出发审视人类历史活动的史学理论与实践,全球史书写的实践创新有待中国学者实现,中国编纂世界通史的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全球史发展规律”有待中国学者深入探寻,“全球性的全球史”有待中国学者构建。参见刘新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光明日报·世界史》2019年9月16日,第14版。

[65]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66]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2页。

[67] 〔德〕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3~4页。

[68] 〔美〕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2017,第1页。

[69] 〔美〕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2017,第39页。

[70] 近年来中国学界这方面的成果较多,举其要者,如,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余伟民:《“中心观”与“中心论”》,《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陈君静:《美国学界的“非西方中心”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何平:《全球定义视野下的中国与欧洲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张旭鹏:《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这些文章强调从各自的角度,特别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认真审视非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问题,为书写非西方历史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视角。

[71] 全球史观与全球史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史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撰写全球史或整个世界的历史已经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2000年8月在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全球史问题。2005年7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宗旨,也没有脱离从全球的视角研究世界历史与史学的全球化问题。2005年以来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世界史学界几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都涉及基于全球史观的“世界历史中的认同问题”。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日益重视全球史问题的梳理与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史学理论重点学科《2006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第98~99页。

[72] 本书主要学术观点与基本价值取向,参见〔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受其学术观点的启发,中国学者从沃尔夫的著作切入,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文化、权力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见解,参见张旭鹏《文化、权力与世界历史——兼评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第61~72页。

[73] 本文收录于霍布斯鲍姆的《论历史》文集中。See,E.J.Hobsbawm,“All People Have a History”,in On History,pp. 171-177。

[74] E.J.Hobsbawm,“All People Have a History”,in On History,p. 171.

[75] E.J.Hobsbawm,“All People Have a History”,in On History,pp. 172-173.

[76] E.J.Hobsbawm,“All People Have a History”,in On History,p. 177.

[77] E.J.Hobsbawm,“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On History,p.221.

[78] E.J.Hobsbawm,“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On History,p.224.

[79] E.J.Hobsbawm,“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On History,p.225.

[80] E.J.Hobsbawm,“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On History,p.225.

[81] E.J.Hobsbawm,“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On History,p.226.

[82] See,Harvey 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164.

[83] E.J.Hobsbawm,Bandits,Harmondsworth:Weidenfeld & Nicolson,1969. 这本著作首次出版发行后,由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也由于霍布斯鲍姆本人追求更高和更严格的学术旨趣,先后又修改和出版了三次,故目前共有1969年、1972年、1981年和2000年四个英文版本。在大陆和台湾主要有两种分别基于不同版次原著的中文译本。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李立玮等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盗匪:从罗宾汉到水浒英雄》,郑明萱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84]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p.15.

[85]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10.

[86]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p.10-11.

[87] E.J.Hobsbawm,“The Historian between the Quest for the Universal and the Quest for Identity”,Diogenes,Vol.42 (4),1994.

[88] E.J.Hobsbawm,“Identity History is Not Enough”,in On History,p.277.

[89]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p.11-12.

[90]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12.

[91] 〔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代序言第12页。

[92] 王加丰:《伏尔泰的世界史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66页。

[93] See,E.J.Hobsbawm,“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On History,p.227.

[94] E.J.Hobsbawm,“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On History,p.227.

[9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437~438页。

[96]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p.6.

[97]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p.200.

[98]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p.200.

[99]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170~171页。

[100]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序言第2页。

[10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序言第2页。

[102]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267页。

[103]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p.200.

[104] E.J.Hobsbawm,“The Present as History”,in On History,pp.236-237.

[105] 参见江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156~172页。

[106]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58~59页。

[107] E.J.Hobsbawm,“The Curious History of Europe”,in On History,p.227.

[108]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223.

[109] See,E.J.Hobsawm,“On History from Below”,in On History,pp.201-216.本文最初系霍布斯鲍姆为纪念学术合作者乔治·鲁德(在底层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而作,此前曾经作为专题内容在鲁德执教过的蒙特利尔肯考迪娅大学发表过演讲,然后发表于克朗兹主编的著作中,体现了作者关于底层历史的重要观念和思想主张。Also See,Eric Hobsbawm,“History from Below”,in Frederick Krantz,ed.,History from BelowStudies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pular Ideology,London:Basil Blackwell,1988.

[110] 国内有学者认为,霍布斯鲍姆是“底层历史”开拓者,是世界知名人士、闻名遐迩、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和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参见金寿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底层历史”的开拓者》,《学术评论》2014年第1期。

[111] See,E.J.Hobsawm,“On History from Below”,in On History,pp.202-204.

[112] E.J.Hobsawm,“On History from Below”,in On History,p.209.

[113] Raphael Samuel,“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1880-1980:Part One”,New Left Review,No.120 (3-4,1980),p.85.

[114] 西方学者认为,虽然无论是共产党组织还是历史学家小组本身都没有建立起对《过去与现在》刊物的控制,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刊物早期发展阶段居支配地位却是事实,第一期的主编和副主编分别是莫里斯和霍布斯鲍姆,而希尔、希尔顿、多布和查尔德等都属编委,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只有贝茨(R.R.Betts)、琼斯(A.H.M.Jones)和巴勒克拉夫等人,而且巴勒克拉夫在第一期出版后就因为学术思想分歧辞去了编委职务,到1959年刊物编委第一次改组,重组的成员包括伯恩鲍姆(N.Birnbaum)、多布、埃利奥特(J.H.Eliot)、费雷(S.S.Frere)、希尔、希尔顿、琼斯(A.H.M.Jones)、曼宁(B.Manning)、斯通和沃斯利(P.Worsley)等,莫里斯仍然任主编,霍布斯鲍姆和阿什顿(T.H.Ashton)同任副主编。因此,有的学者干脆把《过去与现在》刊物及其史学家组成的阵营称为“过去与现在学会”,而取代开始“卡尔·马克思学会”的称谓。据此,中国学者直接宣称英国存在着“过去与现在学派”。See,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rn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115] See,Christopher Hill,R.H.Hilton and Hobsbawm,“Origins and Early Years”,Past and Present,No.100 (August,1983),p.4.

[116] Eric Hobsbawm,“The Language of Scholarship”,Time Literary Supplement,August 17,1956.

[117] 霍布斯鲍姆本人曾经专门讨论历史研究的价值立场和党派之见。See,E.J.Hobsbawm,“Partisanship”,in On History,pp.124-140。

[1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0~435页。

[119] 〔美〕尼尔·J.斯梅尔瑟:《社会学理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5年第1期,第15页。

[120]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215页。

[121] 〔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

[122] Tim Patterson,“Notes on the Historical Application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Science & Society,Volume xxxix,Number 3,Fall 1975,p.258.

[123] 〔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124]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6~37页。

[125] 霍布斯鲍姆对历史上的阶级与阶级意识的哲学解释与深刻认识,是在批判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又合理地吸收卢卡奇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阶级与阶级意识理论。他肯定在历史运动中,只有当阶级获得了它们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意识的时候,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才产生。他从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角度,区分和考察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下“阶级”和“阶级意识”的含义,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并不必然缺乏阶级意识,缺乏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存在着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只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那种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有根本区别。See,E.J.Hobsbawm,“Class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in Istvan Meszaros ed.,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p.5-19。

[126] E.J.Hobsbawm,“Marx and History”,in On History,p.168.

[127] 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61页。

[128] Tim Patterson,“Notes on the Historical Application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Science & Society,Volume xxxix,Number 3,Fall 1975,p.259. See especially,E.J. Hobsbawm,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9.

[129]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142.

[130] 霍布斯鲍姆曾撰文讨论1978年前近30年期间所谓英国工人运动的危机,认为工人运动的危机是因为运动中存在着“地方主义”而忽视阶级运动的全局利益,主张采取更“现实主义”态度对待新时代处于紧张状态的工人运动。这些观点引起激烈的争论。See,Eric Hobsbawm,“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Marxism Today,September 1978,pp.279-286;Also See,Eric Hobsbawm,“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A Response”,Marxism Today,September 1979,pp.265-268。

[131] 刘为:《历史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61页。

[132]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228.

[133]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139.

[134] E.J.Hobsbawm,“The Machine Breakers”,in 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London,1964,pp.5-17.

[135] See,E.J.Hobsbawm,“The Machine Breakers”,in 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pp.5-6,p.7,p.10,p.11,p.13,p.17. Also see,E.J. Hobsbawm & Gordge Rude,Captain Swing,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69.

[136] See,E.J.Hobsbawm,“Review of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1750,by J.Clapham”,Time Literary Supplement,Dec.30,1949;“Review of Economic Hisotry of England:the Eighteenth Century,by T.S.Ashton”,Daily Worker,July. 28,1955.

[137] See,E.J.Hobsbawm,“History and ‘The Dark Satanic Mills’”,Marxism Today,May,1958,pp.132-139;E.J.Hobsbawm,“The British Standard of Living”,Economic History Review,x,1975-1978,pp.44-68.

[138] See,Aaron I. Gureuich,“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Diogenes,No.168,1994.

[139] 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4~121页。

[140] E.J.Hobsbawm,“Comments”,Review 1 (Winter/Spring,1978),p.162.

[141] 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42] See,E.J.Hobsbawm,“From Babylon to Manchester”,New Statesman,7 February 1975,pp.177-178.

[143]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229.

[144]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229.

[145] 谢天冰:《英国的社会史研究评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第13页。

[146] See,E.P. Thompson,“Postscript”,i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Harmomdsworth:Penguin,1968,pp.916-917;Also see,Christopher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Harmomdsworth:Penguin,1975,e.g. p.364.

[147] 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91,第253页。

[148] 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宏扬于国际史坛——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