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理论渊源与传统人民史学取径
本节试图从理论渊源的角度，系统说明传统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史学方法，阐明英国传统人民史学的学术理念和历史理论对霍布斯鲍姆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潜在影响及其发展脉络。
一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观念熏陶和方法影响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践，反对把理论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更反对纯理论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推崇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无疑这是受到英国传统史学发展史上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当代英国最知名也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凯思·托马斯博士，在谈到当代英国史学时就说：“英国史学总的特征是高度经验主义的，不十分关心理论，他们往往显得好像是无意识地根据常识在选择利用别国已不那么时髦了的、二手的理论，例如，心理史学、人类学的理论等等。”[131]当然注重经验主义取向并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全部特征，然而这样的观点却明确了一种传统和一个事实。对于主体形成和主要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英国新左派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也强调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这种特点：“这个学派有着明显的历史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取向。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发表过有关经济、社会、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一般性理论著作，他们着力于重构民族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并由此产生出极为精彩的、极具想象力的著作。这些著作极为具体，覆盖了从上古时期、中世纪、封建、早期现代和工业化等时期。”[132]汤普森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因素分析，罗德尼·希尔顿关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因素研究和霍布斯鲍姆有关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重大社会历史变迁的经济因素剖析，都是这种经验主义理论传统、史学实证研究和社会历史发展反思的阶段性反映和个性化成果范例。
因此可见，如果说英国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它发端并盛行于培根和洛克时代，那么在英国史学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也由此代代因袭，一脉相承，直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出现，它丰富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比如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自然继承与主动采用了这种方法，不过他们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把经验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更多地从历史事实的调查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与分析，丰富自己的史学观念和史学体系。霍布斯鲍姆坚信“历史学家是经验的记忆仓库”。[133]他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对研究当代社会历史的借鉴作用：“缺乏太多理论色彩的单纯历史经验总是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当代社会的大量事实。这部分地是因为人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而且人类的处境一直在重演。正如通常长辈们所说‘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样，根据许多代积累的历史记载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也有权这样说。”[134]霍布斯鲍姆首先以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风格，在以学术史而知名的英国经验主义特殊范围内从事历史研究，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他总是不断地参照具体的历史经验性叙述。这也是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非常注重的传统史学方法。国外评论者如是评说：“在他精心和精密论证的著作形式中，不但包括关于详细的原始经济形态研究，而且还有大量的比较关系研究和广泛而直接可证实的历史概括，这是一种具有鲜明的典型盎格鲁式马克思主义学派特征的历史解释。”[135]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既重视经验主义的方法，又不忽视史学理论的建设，在这点上，正符合P.伯克所说：“经验主义者和理论家不是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集团，而是一个光谱的两极。”[136]
当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难免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在霍布斯鲍姆的历史智慧里，虽然从广义上说实证主义思潮是作为一股外部力量而存在，它对19世纪历史学的职业化和史学重构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随着20世纪初期以来新时代的发展，这股思潮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间接产物和19世纪自然科学观念的精神产品，实际上因日益显得过时老化，再也不能够赢得人们慷慨的崇敬。它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适时地把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和研究模式引入并运用到对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然而它在促使历史学领域效仿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过程中，尽管取得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学术成就，但是，也暴露出实证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实证主义的理论方法与学术信念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日渐弱化。“从孔德和斯宾塞那里获取灵感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多，而诸如巴克尔（Burkle）和兰普勒希特（Lamprecht）甚至伟大的泰恩（Taine）那样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和暂时的。”[137]不难看出，霍布斯鲍姆反对并猛烈抨击传统史学的纯粹“经验实证的方法论”，反对传统史家过分借重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反对将抽象概念和法则性的术语，运用于解释一切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与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他对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成就总体上持保守主义态度。即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等方法对历史学研究具有事实上的指导作用，但是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在历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功能还是有限的。霍布斯鲍姆并不反对在史学研究中适当运用实证主义方法，但强调它有着独特的意义理解和接受标准：“今天没有人会接受单纯的实证主义观点，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种存在于他或她自身之外的客观现实，它不会受到观察者先验假设、范式和活动的影响，认为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可以发现一种现实的本质特征和历史的发展规律。那样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通常虽然并没有遭到否认，但据悉，这种客观现实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假设与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多种检验来证实，或至少它可以建立在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协调一致的基础上。”[138]这里强调的是，正是由于实证主义方法这种特征，历史学家在运用它的时候需要特别谨慎，因为历史学的人文特征毕竟与自然科学的非社会因素有着很大的区别。
霍布斯鲍姆既注重理论分析也不忽视实证研究，强调把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法则归纳式”的新方法与“个别描述式”的传统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固然其他许多史学流派与史学家都提倡过这种主张，但霍布斯鲍姆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实现这二者真正的结合。西方史学界的历史研究方法层面，并不缺少理论分析或实证研究，但能够真正做到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紧密结合的论著并不多见，在史学实践中，往往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要么沉迷于理论而从空洞的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抽象，导致其论述有些故弄玄虚之嫌；要么充满细微而烦琐的事实考证和资料的搜集而难免使人产生厌烦情绪。那么，历史研究的成果究竟是繁文缛节式的事实陈述，还是史学理论的经院解释，抑或是历史艺术性的叙述和历史解释性的思辨的有机结合呢？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涉及社会变革以及它们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社会综合等非常复杂的形式……历史学既需要一般的理论，同时也需要有单独的实验性分析技巧，诸如对实例及某些统计现象进行系统的比较，比如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或者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比较分析，历史学也必然主要地需要在一般理论程度上发挥作用。”[139]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看法，真正的史学既不是烦琐的考证也不是事实的堆砌，应在事实之上寻求理论的突破，是以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宽阔的研究视野，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理解与分析，论据有可靠的资料支持，理论框架之下有精彩的实证应照，从而把历史的多元含义及哲学价值尽可能地再现出来和解释清楚。
从相互比较的角度说，汤普森也谈到解释历史的进程和证实任何解释的问题：“‘历史’本身是经验唯一可能的实验场，而我们唯一的经验设备是历史逻辑……（虽然）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回到这些实验场，或者把我们的条件强加于它，并把这些经验重演一遍。”[140]强调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尚待证实的观点、概念或假说同历史的证据或史料之间从不断裂而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历史学家要始终关注那些特殊的历史经验或历史证据，用经验或证据去证实和检验理论，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起点应该是历史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反思。汤普森强调历史研究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的观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意愿，恩格斯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构想出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141]而且，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142]
汤普森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乃至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文化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文化背景分析框架之中。在汤普森认为是经验学科的历史学研究里，历史经验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却是社会文化因素的经验。“对于‘历史经验’，我们应该去重新考察那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构成、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实现的及其表达形态的复杂与详细系统，这些系统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或隐或现的社会准则、权威与服从、统治与抵抗的象征性方式、宗教信仰与千年王国的冲动、行为与举止、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包括历史进程的全部‘基因genetics’并在某个程度上汇集成了人类共同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本身（作为一种鲜明的阶级经验）又对总体发挥着自己的推动作用。”[143]汤普森认为，无论是在李嘉图（Ricardo）非常严谨的学科体系中，还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他们都有意地排斥了这些经验因素。当然，强调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汤普森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他是在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强调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因素或历史经验的研究，加深对历史进程的全面理解。[144]归根到底，他是在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因素——人（特别是社会的人）——之作用的前提下，注重历史上非经济因素即文化意识与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从而加强对历史多样性的探讨。汤普森的成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贯彻和运用经验主义分析和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社会文化因素研究的实践典范。
因此，传统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的史学方法与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都造成过重要影响，当然，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历史学家对它各有不同的意义理解与运用方式。
二 英国传统主义史学：学术理念和理论取向
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英国传统主义史学虽然并不具有突出的思想成就和悠久历史，除了伟大的理性主义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留下令世人注目的史学遗产，恐怕找不出其他更具思想光辉的史学名家，但是并不能由此否认英国传统史学思想资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成提供有益学养的历史事实。主要表现在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传统史学思想中有关“人民史学”观念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人民历史”观念取向的学术影响。“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年，英国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柏克尔、斯塔布士、傅里曼、格林、弗劳德、加尔丁纳、白赉士、勒基、施里、阿克顿、布瑞以及屈维林。”而且，“事实上，格林在历史编纂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群体的历史。”[145]特别是“牛津学派”的约翰·格林（John Richard Green，1837-1883）的《英国人民简史》和《英国人民史》及其史学思想与方法，对后来的史学家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至大。[146]格林是一位极富独创性的作家，他认为人民的历史才是真正值得书写的，他同情人民，倡导自由，自然热爱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普通百姓。[147]非马克思主义“人民历史”观念传统造就了后世英国史学界众多关注“人民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莫尔顿无疑是这些后继者中较突出和较早实践人民的历史思想的一位史学家，此外，凯伊在论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的形成时写道：“诚如萨缪尔所述，诸如哈蒙德夫妇那样的自由派和激进民主派历史学家与如科尔和托尼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样，都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萨缪尔在分析他们的影响时特别提及‘人民的历史’这样的词。”[148]在萨缪尔那篇关于1880年到1980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研究的文章中，他对于“人民的历史”概念及其重要表现，进行了高度概括与学术总结。[149]
二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多纳·托尔以广义文化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为基础的普通“人民历史”观念取向的学术熏陶。托尔那部最为经典的代表作《汤姆·曼及其时代》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试图说明“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是国王和首相们的活动记载，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的血泪与血汗的悲观史”。因为在她的史学认识及史学实践中，“掌握历史文明的是长满老茧的劳苦大众的粗大手掌，而不是戴着手套的纤细的贵族阶级的指尖。”[150]也就是说，历史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创造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开创的。如果说那种关注底层和撰写“人民的历史”的优良传统，无疑潜移默化地对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及其写作方法与体例产生了影响[151]，那么多纳·托尔关于“人民历史”的史学观念和实践，则直接鼓舞和影响着年青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沿着她的史学思想路线开拓与从事“自下而上”的人民历史研究。
除此之外，英国传统的社会科学也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至深。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英国传统社会科学的内在危机既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英国新社会史形成的前提，也是造成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学和社会学成为英国乃至西方社会最受关注和最热门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各自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在社会经济现实运行机制中却日益暴露出来。现实社会要求人们更要注重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因素相互联系机制的研究。因此，“二战”之后，社会学开始与经济学走到一起，促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促进了以“社会和经济”因素为突破口关注人类社会历史问题与历史变迁研究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前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倾向和历史研究路径特别受到英国传统经济理论学家的潜移默化式熏陶，表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非常重视经济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史学研究兴趣正同整个英国历史学科在一派勃勃生机和繁荣发展的学术景象中结合起来。而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注意到需要从英国传统学术中的思想理论资源中寻求某种观念结合向度的时候，涌现出来的几位颇具代表性的经济史学家及其史学观念的作用尤其受到重视，比如约翰·克拉潘（John Clapham）所写《近代英国经济史》（共3卷）、《英格兰银行史》和《简明不列颠经济史》，托马斯·阿什顿（Thomas S.Ashton）所著《工业革命》《18世纪英国经济史》和《1700～1800年英国的经济波动》等著作及其价值。[152]仔细研究和分析诸如此类著作，读者能够管窥现代英国史学的基本趋向：已经日渐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明显地流露出时代气息，呈现了历史学逐渐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趋势。而且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日益渗透史学领域，结果则是，历史学大量借鉴经济学的方法论与理论框架，研究历史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预示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统计学等学科合作与关联。反之，这样的学术环境在客观上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学术创新的正确道路。因此之故，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发展还有来自如经济史学和社会学等英国传统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相互结合的推动力。就此而言，伊格尔斯认为专治16世纪与17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史的托尼及其史学著作与史学观念堪称代表。托尼的研究方法和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路径已经与前面几位学者有所不同，他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研究问题与视野更为宽广。比如他更加注重对制度层面和社会价值观念层面的考察，同时，他不抛弃前人研究的优秀经验。托尼的研究模式就是，从研究经济问题入手，再研究与经济有关的社会方面，如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传统与传承。这种研究理路是英国经济史研究传统与历史社会学结合的一个成功与光辉的范例。这种史学研究取向对当时成长中及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起了路标导航作用。因为托尼的史学认识观念已经直接接近马克思本人。[153]随着英国史学发展进程的变化，希尔、希尔顿以及霍布斯鲍姆等许多史学家的学术发展路径多与此紧密相连。
伊格尔斯分析和论证了希尔“继续了这种强调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和人道主义考虑，注重经济力量的研究方法……但希尔比托尼更加密切地注意政治斗争的实际过程，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斗争的制度方面”。[154]通过考察可以发现，霍布斯鲍姆是延续这种方法论模式的另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谈到新社会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时就尖锐地指出：“历史学家从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着手，进而研究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其中有些地方涉及人口统计学）、随后产生的经济结构——劳动分工、积累、剩余产品分配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这些可能伴随着研究成为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基础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和社会功能。这样社会结构的框架建立起来了，产生社会结构的其他因素的特征和细节很可能通过比较研究确定下来。”[155]姑且不论其中蕴涵着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模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霍布斯鲍姆更是继承与发展托尼经济史研究方法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是把它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的实践力行者。不过，他反对过分依赖方法论模式，而是创造性地发展模式研究并将其运用到整体社会史的实践研究框架之中。自1950年以降，他经常与英国学术界那些传统史学家就有关工业革命等问题展开讨论，比如前述克拉潘、阿什顿和哈特韦尔（R.M.Hartwell）等著名经济史家。台湾学者认为这些史家的思想价值可称为英国史学史上的“经济史取向”。[156]霍布斯鲍姆毫不隐瞒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解释的批评，比如反对哈特韦尔对工业革命社会的看法，他宣称自己主要反对他们过分依赖模式或普遍法则，表示比较喜欢托尼和马克·布洛赫理论与研究方法，而远离马克斯·韦伯和布罗代尔纯粹结构分析模式。[157]其实，对于英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的结构功能学派，霍布斯鲍姆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一方面指责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社会结构的多元论者，说他们不知从事实的内部矛盾运动中寻找事物和历史发展的动因；另一方面他承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否认人类社会是一种结构系统并有必要对这种系统做结构功能分析。[158]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始终坚持摸索关于社会历史的结构研究模式（关于新社会史研究模式，后文将重点讨论）。
实事求是地说，霍布斯鲍姆学术生涯反映出其经历了从劳工社会经济史和农民与社会盗匪等社会运动问题的研究，逐步过渡到新社会史研究领域与跨学科研究理路的潜在变化：从民族史学传统与世界史学取向相互结合的视野，以劳工社会史发展为前提，以区域经济史领域的具体研究为基础，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嬗变，重点探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变迁下大众群体文化生活机制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等底层社会历史问题，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研究资本主义制度运行机制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法。霍布斯鲍姆自觉地追寻西方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学术规律和治学轨迹，有时坚守自己的研究阵地，有时又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后集中关注与探讨整体社会史问题，这也是那些时代中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理路和心路历程。
综上所述，霍布斯鲍姆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历史理论与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建构，与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诞生与发展一样，是在国内外社会变革与学术背景的宏观环境中，通过与当代西方新史学的相互影响与观念互动，既继承和接受了英国传统史学研究成果与传统社会科学学术经验，也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获取营养、吸取教训和哲理启发，又直接得益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指导与方法论培养。伊格尔斯分析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多重影响的产物，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结合所做出的独特贡献”。[159]哈罗德·T.帕克也认为，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所以会逐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去解释英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主要借助五个方面的影响力：其一，作为英国人或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失败经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反省；其二，随着马克思的《序言》新版本以及卢卡奇和葛兰西译本的问世，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开始影响他们；其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扎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功底，有助于他们消除任何简化论的观念；其四，他们积极地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同其他一些同行或社会科学家进行交流，充实了他们的理论与概念；最后，他们拥有历史学家严谨的思维生活。[160]正是这些因素对他们的史学研究方式和史学价值旨趣的积极影响、互为因果和着力促进，霍布斯鲍姆和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与理论体系才得以逐渐形成，也初步奠定了其史学实践成效的理论基础、思想内涵和分析框架。
[1]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44页。
[2] 参见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277页。
[3] See，David McLellan，“Past and Present：Marx and Marxism”，Politics Study，Vol.47，No.5 （December，1999）.
[4] Norman F. Cantor，The American Century：Varieties of Culture in Modern Time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7，pp.294-295.
[5] “Interview with E.P.Thompson”，Radical History Review，3，Fall 1976，p.10.
[6] See，E.J. Hobsbawm，Interesting Times：A Twentieth-Century Life，New York：Pantheon Book，2002，pp.152-173.
[7]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37页。
[8]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47～148页。
[9] 〔法〕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第25～26页。
[10] 相当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主要集中于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当然也有大量关于工人阶级及阶级意识的研究，其指导性社会历史观是由“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取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代表性研究成果有：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6；Christopher Hill，The English Revolution：1640，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5；E.P.Thompson，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5；E.J.Hobsbawm，Labour’s Turning Point：1880-1890，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48。
[11] 1936年波普尔在一次私人聚会上首次宣读了一篇以“历史主义的贫困”为题的论文，文章后来独立成书出版。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 〔日〕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18～19页。
[13] 〔法〕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第25页。
[14]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4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334～335页。
[15]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78页。
[16] 〔法〕科吉斯托夫·波米扬：《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第欧根尼》（中文版）2000年第2期，第107页；〔法〕科吉斯托夫·波米扬：《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载陆象淦主编《新大陆VS.旧大陆》（当代人文译丛，第I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29页。
[17]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29页。
[18]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6页。
[19]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7页。
[20] 〔法〕科吉斯托夫·波米扬：《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第欧根尼》（中文版）2000年第2期，第112页；〔法〕科吉斯托夫·波米扬：《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载陆象淦主编《新大陆VS.旧大陆》（当代人文译丛，第I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36页。
[21] 〔法〕科吉斯托夫·波米扬：《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第欧根尼》（中文版）2000年第2期，第112～113页；〔法〕科吉斯托夫·波米扬：《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载陆象淦主编《新大陆VS.旧大陆》（当代人文译丛，第I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36页。
[22] 参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39～146页。
[23] 参见〔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35页。
[24] 张芝联：《漫谈法国当代史学与历史学家》，载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06页。
[25]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39页。
[26] 〔苏〕兹韦耶列娃、列宾娜：《英国的社会史和“新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第42页。
[27]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7.
[28] 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1955，p.20.
[29] 参见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91，第219页。
[30]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第23页。
[31] 参见杨雁斌《面向大众的历史学——口述史学的社会含义辨析》，《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28页。
[32] 参见〔日〕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亨利·贝尔在法国史学史中的地位》，《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33] 乔治·M.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在1942年出版，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主要观念即“除了政治什么都有的历史”成为传统社会史的重要标志。具体来说，屈维廉有关结论具有特定的条件，他从社会历史的结构性视角出发，认为历史可以分成经济条件、社会现象和政治事件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中具有轻重主次之分，经济条件是社会现象的基础，经济条件和社会现象又是政治事件的基础。而政治史和经济史都不属于社会史的研究范围，甚至从根本上说，政治史与社会史始终是一种对立关系。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401～402页。
[34] 参见〔英〕D.加纳迪《何为社会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48页。
[35] See，History Today，March 1985.
[36] Felix Gilbert & Stephen R. Graubard，Historical Studies Today，New York，1972，p.21.
[37] 参见〔英〕J.布雷维里等《何谓社会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48～149页。
[38] See，E.J. Hobsbawm，“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in On History，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p.72.
[39] 1983年正值《过去与现在》创刊30周年之际，编辑部发表了一篇纪念性的文章，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这个刊物的创刊宗旨与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See，Christopher Hill，R.H. Hilton & Eric Hobsbawm，“Past and Present：Origins and Early Years”，& Jacques Le Goff，“Later 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100 （August，1983），pp.3-28.
[40] 〔苏〕兹韦耶列娃、列宾娜：《英国的社会史和“新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第43页。
[41] The Editors，“Introduction to Past and Present”，Past and Present，No.1，February 1952.
[42] Keith Thoma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Past and Present，No.24，1963.
[43] Keith Thomas，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London：Penguin，1978.
[44] Lawrence 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Lawrence Stone，Family and Fortune：Studies in Aristocratic Financ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Oxford：Clarendon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London：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7，1990.
[45] 参见《过去与现在》编辑部关于克·劳埃德“社会史的阐明”的发行声明，Past and Present，No.110，February 1986。
[46] 〔日〕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20页。
[47]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p.10-11.
[48] 参见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第91页。
[49]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62页。
[50] 〔法〕科吉斯托夫·波米扬：《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第欧根尼》（中文版）2000年第2期，第113页；〔法〕科吉斯托夫·波米扬：《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载陆象淦主编《新大陆VS.旧大陆》（当代人文译丛，第I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37页。
[51] 参见何平《托马斯博士谈英国史学》，《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第51页。
[52] E.J. Hobsbawm，“Rev. Of Fernand Braudel，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 L’ époque de Philippe II （new edition）”，Past and Present，39，1968，p.173.
[53] E.J. Hobsbawm，“Rev. Of Fernand Braudel，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 L’ époque de Philippe II （new edition）”，Past and Present，39，1968，p.174.
[54] See，E.J. Hobsbawm，“British History and the Annals：A Note”，in On History，pp.178-185.
[55] E.J. Hobsbawm，“British History and the Annals：A Note”，in On History，p.181.
[56]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第7～8页。
[57]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13.
[58] See，E.J. Hobsbawm，“British History and the Annals：A Note”，in On History，pp.179-180.
[59] E.J. Hobsbawm，“Preface”，in On History，p.x.
[60]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6.
[61]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8.
[62]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9.
[6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93页。
[64]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70页。
[65] 侯旭东：《跨学科交流：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第50～52页。
[66] Georg G. Iggers and Harold T. Parker，Introduc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pp.196-197.
[67] 参见徐友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读书》1998年第1期，第77～83页。
[68] 参见陈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启示》，http：//www.pep.com.cn/200212/ca38271. html，2009年3月20日。
[69]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37页。
[70] 〔日〕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21页。
[71] 〔印度〕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第13页。
[72] 参见E.J.霍布斯鲍姆《葛兰西思想评论》，《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12期，第24～30页。
[73] David Forgacs. ed.，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Selected Writings，1916-1935，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Eric Hobsbawm，pp.10-13.
[74] See，Marho，“Interviews with Eric Hobsbawm”，in Henry Abelove，et al. eds.，Visions of History：Interviews with Radical Historian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3，pp.37-38.
[75] Marho，“Interviews with Eric Hobsbawm”，in Henry Abelove，et al. eds.，Visions of History：Interviews with Radical Historians，p.38.
[76] Norman F.Cantor，The American Century：Varieties of Culture in Modern Times，p.292.
[77] 王尔勃：《雷蒙德·威廉斯及其晚期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载刘纪刚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11页。
[78] 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30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67～468页。
[80] E.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Merlin Press Ltd，1978，pp.13-35.
[81] E.J. Hobsbawm，“The Structure of Capital”，in E.J.Hobsbawm，Revolutionaries：Contemporary Essay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3，p.149.
[82] See，Raphael Samuel，“History and Theory”，in Raphael Samuel，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1，pp.xlii-xliv.
[83] Marho，“Interviews with Eric Hobsbawm”，in Henry Abelove，et al. eds.，Visions of History：Interviews with Radical Historians，pp.40-42.
[84] See，E.J. Hobsbawm，“Class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in Istvan Meszaros ed.，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1，pp.5-19.
[85] 这几篇论文均收录于《劳动界》论文集，See，E.J. Hobsbawm，Worlds of Labour：Fur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4。
[86] 有关英国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发展和曲折历程，参见Andrew Thorpe，“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New Party”，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23（4），December，（2009），pp.477-491. Andrew Thorpe，“The Memb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1920-1945”，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3，No.3（Sep.，2000），pp.777-800. James Klugmann，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Vol.1：Formation and Early Years，1919-1924.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68. Kevin Morgan，“The Archives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A Historical Overview”，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Vol.7，No.3（1996），pp.404-421。
[87] 概言之，把从前各自为政的马克思主义者召集于统一的政党组织之下；使工人阶级摆脱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影响，科学理解了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性；使人们摆脱教条主义、僵化社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束缚；共产党接受以列宁为首的第二国际领导，尽管它还很弱小，但它高举革命旗帜把工人阶级运动带进一个新阶段。See，James Klugmann，“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Marxism Today，January 1960，p.10. Henry Pelling，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A Historical Profile，New Yo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8，pp.1-204。
[88] See，David McLellan，Marxism after Marx：An Introduc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pp.338-339.
[89] 〔英〕霍布斯鲍姆等：《卡尔·马克思——百年不衰》，《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9期，第64页。
[90] David McLellan，Marxism after Marx：An Introduction，p.339.
[91] See，E.J. Hobsbawm，“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aurice Cornforth ed.，Rebels and Their Causes：Essays in Honor of A.L.Morton，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78. 除了特别注明，有关历史学家小组的资料大多来自这篇传记式回忆录。
[92] 〔英〕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王春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93] 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5.
[94] Daphne May，“Work of the Historians’ Groups”，Communist Review，May 1949，p.541.
[95] Daphne May，“Work of the Historians’ Group”，Communist Review，May 1949，p.542.
[96]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p.9-10.
[97]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p.9-10.
[98] E.J. Hobsbawm，“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aurice Cornforth ed.，Rebels and Their Causes：Essays in Honor of A.L.Morton，pp.21-48.
[99] E.J. Hobsbawm，“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aurice Cornforth ed.，Rebel and Their Causes：Essays in Honor of A.L.Morton，pp.25-26.
[100] 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rn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5.
[101] 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27页。
[102] 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p.16.
[103] See，E.J. Hobsbawm，Interesting Times：A Twentieth-Century Life，pp.182-183.
[104] See，E.J. Hobsbawm，Interesting Times：A Twentieth-Century Life，pp.183-185.
[105] Robert Hewison，A Useful Summary，in Anger：British Culture in the Cold War，1945-19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1-31.
[106] 参见周樑楷《1956年对英国马克思史家的冲击：以哈布斯颇和汤姆森为分析对象》，载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2，第235～261页。
[107] See，Raphael Samuel，“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1880-1980：Part One”，New Left Review，No.120 （3-4，1980）.
[108]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1～32页。
[109] E.J. Hobsbawm，“Marx and History”，in On History，p.157.
[110] Harvey J. Kaye，“Fanning the Spark of Hope in the Past：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Rethinking History，4：3 （2000），pp.284-285.
[111] See，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6.
[112] Dona Torr，Tom Mann and His Time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 这是托尔最具影响也是最后一部代表作，直到她逝世时还未能彻底完成，其中有几章是由克里斯托弗·希尔和A.L.莫尔顿应她的要求，从其著作笔记中挑选增补而成。
[113] 周樑楷：《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第161页。
[114] E.J. Hobsbawm，“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aurice Cornforth，Rebels and Their Causes：Essays in Honor of A.L.Morton，P.23.
[115] 凯伊对莫里斯·多布的历史观念及其对后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作了恰当的论述。See，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pp.67-69。
[116] E.J. Hobsbawm，“Maurice Dobb”，in C.H. Feinstein，ed.，Socialism，Capi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1.
[117] See，Christopher Hill，“Historians on the Rise of British Capitalism”，Science & Society，Vol.14，No.4 （Fall，1950），pp.315-316.
[118] 〔英〕大卫·伦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反思》，《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第46页。
[119]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p.8-9.
[120] See，Raphael Samuel，“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1880-1980：Part One”，New Left Review，No.120 （3-4，1980），pp.29-30.
[121] See，Raphael Samuel，“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1880-1980：Part One”，New Left Review，No.120 （3-4，1980），pp.37-39.
[122] See，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p.136-138.
[123] Raphael Samuel，“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1880-1980：Part One”，New Left Review，No.120 （3-4，1980），p.37.
[124] E.J. Hobsbawm，“Interview with Pat Thane and Elizabeth Lunbeck”，in Abelove，Henry，et al. eds.，Visions of History：Interviews with Radical Historians，p.33.
[125] 关于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的学术经历、学术交往和剑桥学术传统的基本情况，See，Eric Hobsbawm，Interesting Times：A Twentieth-Century Life，New York：Pantheon Book，2002，pp.100-113。
[126] See，E.J. Hobsbawm，“A Life in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177，Number 1（November，2002），p.4.
[127] E.J. Hobsbawm，“Where Are British Historians Going”，Marxist Quarterly，2 （January，1955），p.25.
[128]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2页。
[129] James Cronin，“Creating a Marxist Historiography：The Contribution of Hobsbawm”，Radical History Review，19，Winter 1978-1979，p.116.
[130] James Cronin，“Creating a Marxist Historiography：The Contribution of Hobsbawm”，Radical History Review，19，Winter 1978-1979，pp.130-131.
[131] 何平：《托马斯博士谈英国史学》，《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第51页。
[132] 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P.安德森访谈》，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36.html，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6月20日。
[133] E.J. Hobsbawm，“What Can History Tell Us About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On History，p.24.
[134] E.J. Hobsbawm，“What Can History Tell Us About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On History，p.27.
[135] Raphael Samuel & Gareth Stedman Jones，eds.，Culture，Ideology and Politics：Essays for Eric Hobsbawm，Prefac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2，pp.ix-x.
[136]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06～207页。
[137] E.J. Hobsbawm，“What Do Historians Owe to Karl Marx？”，in On History，p.144.
[138] E.J. Hobsbawm，“The Contribution of History to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xxxiii，No.4，p.639.
[139] E.J. Hobsbawm，“The Contribution of History to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xxxiii，No.4，1981，pp.632-633.
[140] E.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p.47.
[1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78页。
[1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10页。
[143] E.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pp.170-171.
[144] E.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p.171.
[145]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98～202页。
[146] John Richard Green，A Short of English Peopl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Franklin Square，1894. Or，John Richard Green，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London：McMillan Company，1880.
[147] 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4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212～213页。
[148] 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9.
[149] See，Raphael Samuel，“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1880-1980：Part One”，New Left Review，No.120 （3-4，1980），pp.37-39.
[150] See，Harvey 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p.14.
[151] 拉斐尔·萨缪尔对“人民的历史”这个术语及英国历史学中“人民的历史”的史学传统渊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认为“人民的历史”一词由来已久，其意义演变则涵盖了一系列不同的学术观点与史家著作。这种史学传统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格林《简明英国人民史》，20世纪30年代前后受屈维廉《英国社会史》的影响“日常生活”史的写作比较流行，到20世纪70、80年代，“人民的历史”写作的价值取向就是使政治因素研究从属于文化和社会因素研究。萨缪尔对“人民的历史”作为一种史学叙述方式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人民的历史”的研究主题、人民的含义和这种史学内部各派（左派与右派、自由派与保守派）代表人物如史密斯（G.Smith）、格林、罗杰斯（T.Rogers）和莫尔顿。其对“人民的历史”的当代实践者——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也进行了总结。萨缪尔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人民的历史”提供的理论素养，反之，“人民的历史”观念也因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广泛传播。See，Raphael Samuel，People’s History，in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pp. xv-xxxix。
[152] 参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76页。
[153] 参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77～178页。
[154]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78页。
[155] E.J. Hobsbawm，“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in On History，pp.81-82.
[156] 参见周樑楷《英国史学上的“经济史取向”：其形成及艾希顿的贡献》，载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主编《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1986，第251～282页。
[157] 转引自周樑楷《专访哈布斯颇教授》，In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New York，1986年11月18日。
[158] See，E.J. Hobsbawm，“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in Robin Blackburn，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Fontana/Collins，1972，p.273.
[159]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91页。
[160] See，Georg G. Iggers & Harold T. Parker，“Introduc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p.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