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的和平运动

近代以来，拿破仑战争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促进了欧美的和平主义与和平运动的发展。1815年，第一个和平协会在纽约成立，随后几年，伦敦、日内瓦和巴黎也诞生了类似的和平协会。这些协会的会员“谴责一切战争，甚至谴责对无端进攻进行自卫的战争”。到19世纪中叶，这些和平协会已经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有十几个国家的几百名代表参加。尽管他们的呼声在当时并没有达到高高在上的界定外交政策的小集团，但是确实影响了各国议会中一部分最激进的人士。[5]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和平运动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平运动初步形成世界规模。1889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议员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并出版了奥匈帝国女作家、和平运动的先驱贝莎·冯·苏特纳的反战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以后世界和平大会多次举行，成为大战前最重要的国际和平运动。国际议员大会后来改名为“国际议员联盟”，吸收各国议会中支持和平运动的议员，总部设在伯尔尼，大战前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它与两年后成立的国际和平署（总部也设在伯尔尼），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际和平组织。1895年著名发明家诺贝尔在将其920万美元的遗产设立诺贝尔奖金时，列上了一项和平奖，并于1901年开始颁授。一般来说，诺贝尔和平奖是对那些为和平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的最高奖励。1911年，美国著名的钢铁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设立了总额为1000万美元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要用于资助战争与和平方面的研究，美国的大部分和平组织都获得过该基金的资助。据估计，到大战爆发前，欧美国家约有100万人参加过为和平募集资金、宣传和平并游说政客等和平活动。[6]

第二，各国的工人阶级是反战运动的基本力量。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罗莎·卢森堡根据世界经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做了题为《世界和平、军国主义、废除常备军》的发言，大会通过的决议“宣布和平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并要求废除常备军。[7]随着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英德海军竞赛的加剧以及列强不断在北非和巴尔干地区制造危机、冲突与局部战争，1907～1912年，第二国际集中开展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卢森堡等提出的“修正案”明确提出，如果采取了种种措施而仍然爆发战争的话，各国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就应尽一切努力尽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8]1910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将“裁军和世界和平”问题正式列入议程，强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保证，并号召对年青一代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教育；1912年在巴尔干半岛局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召开的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即《巴塞尔宣言》，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反战文献，它严厉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备战活动，号召各国人民采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则利用它来加速社会革命。[9]在第二国际的领导下，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除了在议会内部进行斗争、拒绝投票通过军事法案和军事预算、拒绝用于侵略殖民地的一切费用之外，也在议会外发动群众进行反战宣传。许多国家的工人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本国人民进行了反战斗争，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是犯罪行为，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10]

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和平主义者则力图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加深两国的理解，防止战争爆发。他们希望在两国师生和专家之间建立联系，举办了双方青年人的夏令营等活动。一个在柏林出版的法国文化杂志的主编说，1912～1913年，他的同事带领近3000名法国人到德国参观访问。[11]

第三，有关战争的国际法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为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一些限制战争的公约。这两次国际会议之所以被称为“和平”会议，是因为它们的正式任务都是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尽管列强各自怀着帝国主义目的，使会议在限制军备方面无所作为，仅仅表示了“限制当前加重世界负担的军费，特别是就使用新型号和新口径的海军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以及“限制陆海军和军事预算”的愿望，但是它们还是缔结了一些限制战争的公约。

1899年的海牙和平会议缔结了三项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并据此筹建常设仲裁法院；《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日内瓦伤者病者公约》[12]适用于海战。会议还通过了三项有关限制军事行动的宣言：（1）关于禁止从气球上投抛炸弹和爆炸物的宣言；（2）关于禁止使用专为宣泄毒恶气质的炸弹的宣言；（3）关于禁止使用入体膨胀或易成扁形的子弹的宣言。[13]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着重讨论了战争法规问题并缔结了一些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限制使用武力索债公约》《战争开始公约》《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陆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的权利义务公约》《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地位公约》《商船改充战船公约》《敷设自动水雷公约》《战时海军袭击公约》《日内瓦公约诸原则适用于海战公约》《海战时限制行使捕获权公约》《设立国际捕获法院公约》《海战时中立国权利义务公约》。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禁止从飞船上发射炮弹和投掷爆炸物的宣言。这些公约和宣言被称为《海牙公约》，[14]在国际法上构成了若干限制战争的手段如禁止使用毒气和达姆弹、保障战时中立国和中立人员的权利、限制敷设水雷和海军炮击等。从现行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些有关战争的“原则和规范”是必须遵守的。美国学者罗伯特·L.奥康奈尔认为，在海牙召开的两次裁军大会，标志着当代反战主义的起源，或至少反映了相当一部分高层次的人对现代战争潜在后果的忧虑。不过，这个群体人数不多，也没有十分敏锐的洞察力；虽然有些人提到战争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反对战争的公开理由仍主要停留在对它的道德谴责上。这种反战倾向很可能确实反映了更深切的恐惧。[15]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还应该指出，与会各国代表一致同意接受强迫仲裁原则，它们签署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和常设仲裁法院（后来的国际法院前身）的设立，也是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上升为具体行动的开始。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越来越狂热的帝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宣传面前，要求和平的呼声十分微弱，远不足以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当时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军事家也信奉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因此，当1914年8月欧洲各国为了一个具体的国家之间的争端而宣布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时，我们看到的是聚集在这些国家首都的人群欢呼雀跃，形成支持政府进行战争的所谓“爱国主义”喧嚣。而且在大战中，上述有关战争的“原则和规范”也没有得到完全遵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对战前和平运动的沉重打击。但是战争的长期化和极端残酷性使人们越来越怀疑究竟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随着战争引起的交战各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反战与和平运动也日益高涨。

1914年12月，在德国国会要求增加军费的投票中，著名社会民主党左派议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在700多议员中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成为有名的“李卜克内西一票”。1915年4月1日，柏林爆发反战示威。4月28日，国际妇女联合会在海牙正式成立，大会通过20项决议，要求“立即实现永久性的和平”，在学校进行“和平教育”，给予妇女选举权。她们还计划向美国以及所有参战国派遣“和平使者”，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结束这场血腥搏杀，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1916年7月23日，英国妇女在新成立的“妇女和平十字军”的领导下，在格拉斯哥举行了第一次反战示威。[16]

大战爆发后，尚未参战的美国也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各种和平组织纷纷向国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和平，反对卷入欧洲战争。他们将大西洋视为一道隔离战火的坚固屏障。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H.佩奇在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许多东西——首先是大西洋。”[17]即使在1915年5月7日英国豪华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包括128名美国人在内的1198名乘客死亡的重大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也只是要求总统表达举国一致的道义上的愤慨，而很少有人希望进行战争。[18]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是美国在战争开始后实行中立政策的原因之一；威尔逊则迎合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态，在1916年的大选中以“他未使我们卷入战争”的口号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战争期间，拒服兵役是反战的重要表现。1916年英国宣布征兵后，有16500人拒绝服兵役，其中6000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800多人因坚持不服兵役而被判两年以上的监禁，一些人还受到死刑的威胁。1917年，美国在参战后征兵300万，约有4000人拒服兵役。[19]前线士兵中也有高昂的反战情绪。1917年5月底，法国西线士兵的哗变扩大，3万多名法国士兵离开战壕，回到后方，他们说再也不愿为每天的5个苏（相当于1/4法郎）去送命；在一个城市，哗变者宣布成立“反战政府”。尽管哗变被残酷镇压，但还是不断扩大。[20]到战争后期，反对战争、要求和平成为一些国家发生革命的重要动力。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罢工人数估计有100万，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1917年，法国大约有29万人罢工，罢工工人的口号之一便是“打倒战争”；德国的罢工人数约30万，他们的要求是放弃兼并、缔结和约、释放政治犯、解除戒严状态，士兵则拒绝继续打仗；英国有80多万人罢工，拒绝政府征兵和供应前线；[21]奥匈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也要求民族独立、退出战争。应该看到，在当时战争灾难特别深重的国家，下层民众对和平的追求，必然首先集中反映在推翻那种给他们带来战争的政府和制度的革命行动上。实际上，“和平、面包、自由”正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的德国革命和奥匈帝国境内革命的普遍口号。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随着战争引发的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国际政治领域也出现了要求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呼吁以及争夺和平主导权的斗争。

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反人类的，建议各交战国政府立即休战，进行公正的、民主的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和平法令》作为无产阶级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后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显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严厉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揭开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该法令在通过后立即向全世界广播，但并未获得其他协约国和美国政府的回应。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国单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该和约虽然十分苛刻，但它使苏俄彻底退出了战争，赢得了和平喘息、稳固苏维埃政权的时间。

美国对和平问题也十分关心。大战爆发前后，威尔逊总统曾三次派其密友和顾问豪斯上校赴欧洲调解争端，但都没有成功，最终美国也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1917年苏俄的和平建议和一系列和平外交的措施，受到了交战国人民和士兵的欢迎，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是巨大的打击。英国和美国认为，必须消除苏俄的影响，其办法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一个有关和平政策的声明。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1918年1月5日给豪斯上校的电报中写道：“鉴于布尔什维克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呼吁，如果总统亲自发表一份声明，阐述他自己的看法，这可能是一个吸引人的方针。”[22]实际上，美国对此早有准备。[23]1月8日，威尔逊便在国会提出了《世界和平纲领》即“十四点原则”。这个计划包括了美国认为建立战后和平所必需的若干相互关联的原则。第一，通过实行公开外交、航海自由、门户开放、贸易平等、裁减军备等，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以维持和促进和平（第1～4点）；第二，调整殖民地并改革殖民国家的管理，调整欧洲各国的边界并实行民族自治（第5～13点；）第三，创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特定盟约的大小国家都能参加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保证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第14点）。[24]威尔逊认为，“十四点原则”就是他要在战后建立的维护和平的新秩序。但是，美国的设想并不能完全实现。

当然，关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想并不限于美国。在大战中，法国国际联盟协会曾主持法国、英国、美国及同盟国的公民团体对战后的协议以及国际新制度的构想进行辩论并出版了有关文章；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欧甚至还有亚洲的各种团体聚集在一起，为保证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草拟纲领。尽管这些计划来自不同的大陆，但惊人地相似。[25]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的和平运动，为和平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实例，并初步形成了和平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裁军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军备与战争密切相关，扩军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维护和平就必须裁军；通过强制仲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必须对战争进行谴责，不仅要发展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而且要在战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建立维护和平的新秩序；等等。这些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