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六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认真解决。由于当时国内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开会。

1．筹备六大

最早提议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要求党“应在六个月之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召开六大，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还规定了出席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要求各地以省党部为单位，500名党员中选出一名代表，500人以下的省也选出一名代表；凡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未被所在省党部选为代表者，可以参加六大，但无表决权；共青团中央可以派25名代表，凡所选代表均须1年以上党龄。

次年1月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专门开会讨论召开六大的事宜，最后确定了下列事项：

大会召开地点：待定。之所以不能确定六大地点，是因为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国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开全国性代表大会。瞿秋白提出可在澳门开，但多数人认为在香港开更合适。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定下来，决定以后再议。

出席大会人数：50人左右，具体办法由中央组织局决定。

会议还决定，在两个星期内要起草好共青团大纲、党务组织大纲、工会运动大纲、农民土地问题大纲、政策问题大纲等，并确定了起草这些文件的负责人或部门。

正好此时，共产国际通知将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中共中央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决定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后，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并作出如下决定：

（一）同意中国党（引者注：原文如此）的请求，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开会日期为4月份。

（二）六大议程大致应是：共产国际报告；瞿秋白作中国党（引者注：原文如此）的报告；长江局或湖南省委报告；任弼时作青年团报告；党纲问题；章程问题；工人运动；土地问题与农民运动。

（三）代表人数100至110人。具体分配名额为：湖南、湖北、广东、江苏、顺直各10人；四川、陕西、山西、广西、福建、云南各2人；山东、满洲、河南、浙江、江西各5人；青年团中央5人；第五届中央委员10至20人；各地代表中须有20人是担任青年团工作的，以备在党的六大之后，青年团召开一次会议（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应立即启程前往莫斯科，以便为六大的召开作准备。

（五）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须出席大会。

3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了已在莫斯科的向忠发（八七会议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外，再派瞿秋白、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由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3名政治局委员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工作。

4月28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关系等问题。此时中央一些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清“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本来，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参加六大，但陈独秀拒绝了。与陈独秀属于同路人的郑超麟回忆说：

“毛子（指苏联人）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王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同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参加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

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各地代表从上海陆续启程，大部分经大连、哈尔滨，越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联境内，也有乘苏联轮船直接到海参崴的。

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由上海坐日本轮船到达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途经大连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据邓颖超回忆：“经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买了青岛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上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我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往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

“在那里，他们又详细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回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说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日本警察要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并没有涉及邓颖超，但邓颖超表示要一同去。周恩来从安全角度考虑没有让她去，只让她先到旅馆住下。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到了邓颖超的住处。进来时，他低声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赶快烧掉。邓颖超马上找出来，撕碎丢在马桶里，然后两人有说有笑地去餐厅用餐。当天下午，周恩来夫妇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吉林县（即今吉林市）去看他的伯父。一路上，仍有“尾巴”跟踪。

据邓颖超回忆：“上车后发现我们座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与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同志，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上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到了长春，停留了两天后，周恩来先到了哈尔滨。隔了一天，邓颖超在周恩来三弟的陪同下也到了哈尔滨，接着一起到了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后，继续乘火车，终于到达莫斯科。

代表们下车后，住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座沙俄时代的贵族庄园——“银色别墅”。

斯大林对于中共六大非常关心。6月12日左右，他在莫斯科一座大楼里，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代表，王明担任翻译。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说：“秋白的报告中，有许多地方是对的，可是也有错误。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当然，某些地区城市工作有了开展，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人民不满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不足以证明革命处于高潮。广州起义不是革命高潮的开始，而是革命高潮的终结。”

李立三当即表示不赞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说道：“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着工人、农民的斗争。”

斯大林耐心地解释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说着，斯大林风趣地在纸上画了一些波浪和几朵浪花，形象地告诉中国同志：浪花不是波浪。

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周恩来、蔡和森、项英等出席。

布哈林首先提出了3个问题，要求与会者分别发表意见。这3个问题是：

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

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

三、党的今后任务和方针。

与会者很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据张国焘回忆：“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同，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同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对共产国际头衔这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3个钟头。”

6月17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当天晚上，瞿秋白主持召开预备大会，有表决权的60位代表参加，预备大会确定了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名单，决定由苏兆征、周恩来、王仲一、杨殷、徐锡根、李子芬、毛简青等7人组成主席团，以苏兆征为主席。至此，六大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为了开好六大，中共中央在会前进行了一系列的文件起草工作。瞿秋白起草了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共三章十节。该报告从中国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国共合作，党内在国共合作中放弃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中改组，八七会议，一直讲到广州暴动，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党内发生的“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

2．六大的正式召开

6月18日下午1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座沙俄时代的贵族庄园——“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大会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非代表的五届中央执行委员4人，特邀代表1人，代表党员4万人。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瞿秋白致开幕词，他说：

“从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和其他革命群众起，到六大召开的这段时间内，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一切反革命力量、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一致行动，压迫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在随后的10来天，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方面的两个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大会还讨论了《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问题议决案》《职工问题议决案》等十几个决议案，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大会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7月4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和一位国际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并决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21名中央委员和11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

7月10日上午，召开大会主席团第十六次会议和各省代表书记联席会议，周恩来报告了51名候补人选预选的结果，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提出了正式委员21人和候补委员11人的名单。会议讨论这些名单时，瞿秋白提议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增加2人。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当天上午，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新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如下：中央委员23人，中央候补委员13人。随后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选举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在这36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这次大会使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书记。突出强调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工人成分，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考虑，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成功。

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向忠发致闭幕词。周恩来致辞说：“我们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过去的大会非常简单，讨论很少。这次大会却不同了。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许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批评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

3．六大的历史意义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由此可见，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作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六大以后，全党贯彻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