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至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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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统一的全国性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中共一大在秘密状态下召开

据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据后来考证,党的一大开幕的准确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1941年6月,在尚未搞清一大召开准确日期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将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此后,每年7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延续至今。,到8月3日结束(目前学界关于中共一大结束的时间,还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3日、8月5日等说法),先后举行了7次会议,其间曾休会两天。整个会议分为三个阶段:23日开幕,24日各地代表汇报交流情况,25、26日休会,27、28、29日三天开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30日晚上开会时因侦探闯入和法租界巡捕搜查而被迫中止。后经代表商定,与会代表们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8月3日在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后结束。

7月23日晚约8时,13名代表以及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会场。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陈独秀未能到会,临时推选张国焘主持会议。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大会开始后,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情况,介绍这次会议的意义,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张国焘讲完话后,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李汉俊和刘仁静担任翻译。马林致辞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他特别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此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尼克尔斯基在会上也讲了话。他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然后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将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处。尼科尔斯基讲话后,当天会议便告结束。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由代表们汇报交流各地党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及工作方法、经验。由于各地党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党员人数不多,开展的活动也有限,各地的报告都不很长。

7月25日、26日,大会休会两天。为何休会呢,主要是会议召开之前,没有起草好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马林建议组成一个起草委员会,由董必武、张国焘、李达组成,继续起草党纲和政纲。

7月27、28、29三日,大会继续开会,讨论起草委员会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与会代表对党纲和决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大会前两段比较顺利,到30日竟然出现波折,幸亏是有惊无险。

7月30日晚,大会继续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只有周佛海因腹泻未能参会。按照预定程序,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然后通过《纲领》和《决议》。

晚8点多,代表到齐了,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对于这紧张的一幕,几位与会者都有具体的回忆。

包惠僧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

“第四天,马林、李克诺斯基(即尼科尔斯基——引者注)到会,我们刚坐下,突然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对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走错了。’说着就走了。面对门口坐的马林很机警,随即问我们认识这个人吗?我们说不认识。马林说这一定是个包打听,叫我们立即解散。我们就马上散了。上海的房子前门是常关着,走后门。差不多大部分代表都到了渔阳里二号李达住的亭子间。出去后不久,张国焘要我到李汉俊家去看看。我去看时,李汉俊、陈公博尚在,未散。李汉俊对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们走后,就来了十几个包打听和巡捕,搜查了一番,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的抽屉内,竟没有被发现。’根据这情况,他认为不能再在这里开会了,必须改换地点。”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6页。

陈公博在1944年写的《寒风集》一书中回忆说:

“因着国焘个人和汉俊为难,恐怕其中代表还有附和国焘的主张罢,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马林和尼科斯基—引者注)也到了,忽然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即主张解散,我看各个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1页。

其他与会代表对此也有回忆,说明当时的确出现了未曾料到的险情。

代表们除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先后离开会场。不久,一个法国巡捕带了一批便衣密探围住了李家,先盘问李汉俊和陈公博,问谁是房子的主人,李汉俊说自己是房主。警探们在楼上楼下乱搜乱查,也没找到什么可疑之物,最后只得悻悻地走了。

虽看似虚惊一场,但代表们意识到已不宜再在上海继续开会了。当李达、张国焘等人商量另找会址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去,嘉兴离上海不远,坐火车只需一个多小时,可在南湖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代表们听了,感觉是个好主意,一致赞同转移会场,到嘉兴南湖去开会。

因临时改换地方,马林、尼科尔斯基担心自己是外国人,会招惹麻烦,就没有去嘉兴。陈公博也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呢?据他自己回忆,那天晚上他在会场上受到法国巡捕的盘问,等巡捕离开后,他绕了几个弯才回到大东旅社,把事情告诉了妻子,并将随身携带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全部焚毁,才感觉稍安。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底的上海,酷热难当。这天晚上,陈公博夫妇怎么也睡不着,便将床上的席子拖到地板,一直折腾到下半夜,刚睡着不久,他在朦胧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同时传来一声惨叫。他急忙从地板上跳起,打开房门一看,走廊上寂静无声,并无一个人影。次日早上,茶房跑来告诉说,隔壁住的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

陈公博得知隔壁出了凶杀案,唯恐此案牵及自己,加之妻子受到惊吓,闹着要回广州,就匆匆结了账,离开大东旅社,另找一旅馆住下。他跑去找到李达告诉了凶杀案一事,并说他下午要去杭州,不打算再参加会议了。其他代表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开玩笑说,他真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不久,隔壁凶杀案告破。原来,隔壁的那位女子是丝厂的一名叫孔阿琴的女工,与洋行的一名买办恋爱,据说受男子家人的阻隔,两人不能结合,便相约住在宾馆同死。男的偷来了一支手枪,先向女方开了一枪,因紧张没有打死,就用毛巾勒死女友,他却不愿死了,就写了一封自白的长信丢在房间,自己扬长而去。

这样,到南湖继续参加大会的代表到嘉兴后,由王会悟雇船,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是11点多钟了。据王会悟回忆:

“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王会悟:《“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那么,代表们在船上讨论了些什么呢?

据包惠僧回忆,中饭之前,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饭后讨论大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总共千把字,大体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写的,最后一句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讨论过程中,围绕对孙中山的评价,代表们的意见不一致。经过讨论,多数代表认为孙中山的政府与北洋政府相比是进步的。会议对宣言没有做结论,确定将之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处理。李达回忆,这个宣言并没有发表,而是交给了陈独秀。陈将之放在包里,后来不知下落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2.中共一大的主要内容

一是基本统一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会前,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等曾就党纲和政纲进行过几次商讨。李汉俊提出不急于制定党纲,应先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尚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手研究和宣传工作。刘仁静反对,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存在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

大会讨论党纲和宣言时,出现了争论,反映了代表们认识社会的角度和程度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党纲在规定的吸收党员手续和条件中,除了要“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纲还规定新党员入党后,须在两个月的“考察”期满后,经当地基层党组织大多数党员的同意,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对于这些内容,代表在讨论时并没有太多的分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举行,代表们对于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成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是一致的,就连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也没相互抬杠。

据包惠僧回忆说:“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对于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较多。他的性情很强悍,可是聪明伶俐,在这个场合太煞风景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和总方向,并没有突出与大家不同的意见……再说刘仁静,他此时还是个十九岁的小孩子,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看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如在会场或和别人谈话时,好搬教条,好抬杠,所以大家叫他‘小马克思’,是讽刺他的。他在这次会上,也没有什么成套的意见。”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1页。

当时,代表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争议的内题就是党员是否可以到现政府做官和做国会议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党员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主张:“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主要是陈公博和李汉俊认为可以到资产阶级政府做官或做国会议员。因为两人具备到政府的条件。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后,凭借陈独秀的关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广东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哥哥李书城是当时军界和政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党章中规定不得做官或议员这一条不但很敏感,而且坚决反对。

到修改纲领条文时,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会议决定,党员一般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不应当议员、部长、省长,但是“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另一个争议的问题则是共产党对于其他政党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产阶级应当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主张,党“在行动上要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我们不能失掉原则,在我们的报纸上要批评他们”。应当说,第二种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

由于党刚刚成立,还不懂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大会采纳了第一种建议,明确规定:“对于现有政党,应当采取独立的进攻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会议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年轻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在中国有着极端重要性。

虽然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大家通过民主讨论,还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大会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坚持用革命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确定党的纲领包括:

(一)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二)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三)废除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归社会所有。

(四)联合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十分注重保证自身的先进性和党员的质量,主要体现在接受党员特别慎重,严加选择。一是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二是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与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并且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十分注重党员的质量。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注重与工人阶级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党要派党员到工会中工作,“党在工会中要灌输阶级斗争精神”。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成立时就十分重视与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大会决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精神,派党员去工会工作。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注意到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应注意密切同本阶级的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点。

二是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会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虽然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但由于他的声望高,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巨大影响和在党的创立过程起了重要作用,大家一致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在未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暂代。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推选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党的一大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主要体现在规定了入党的条件和手续,只有承认党纲和党的政策,并愿做忠实的党员的人,才可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也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必须过组织生活。党的一大强调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观念,这与以往涣散的党派形成鲜明的对照。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指出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党纪太涣散了。

三是融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之中。

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不过这个时候,一大通过的党章上强调“与共产国际联合”,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下属的关系,这也成为这次大会的成果之一。

陈独秀一再强调中国革命有它的特点,不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最后之所以能达成一种大家普遍能接受的方法,主要是因为俄共(布)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的经费,一年5000美元。后来,中共二大作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实际上,俄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既有革命利益,又有国家利益。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了苏俄政府的生存,国家利益更是重中之重。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曾分析指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立,无疑是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造成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中国社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发生直接影响的结果。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9月16日)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高度评价了中共一大及苏联曾给予的帮助,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3.党的成立纪念日的由来及代表们不同的人生结局

历史研究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大是7月23日开幕的,可为什么把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呢?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纪念日活动,有一个变化过程。刘雪、孙新:《党的“诞生纪念日”与“诞生日”》,《读党史》第1辑。

中国共产党最初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是由于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把7月1日这一天作为党诞生的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

就目前史料所及,最先发表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文章是1936年陈潭秋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刊登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上。

1938年春天,在延安,毛泽东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说要做一些事情来扩大党的影响,增强全党的凝聚力。他提出搞一次建党纪念日活动,并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为党的正式诞生日。但是,要确定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在当时并不容易。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在延安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其他代表呢?张国焘已逃到国民党阵营,陈潭秋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则到国民党中当了高官,还有4人(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当时已不在人世。由于手头没有历史资料,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的会,记不清具体日子。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把7月1日这一天定为建党纪念日,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生日。

1941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纪念党成立20周年,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辰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决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并正式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但一些宣传材料的撰写者在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时,误把“诞生纪念日”当成了“诞生日”。此后的几十年中,国内的书籍中就把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写成1921年7月1日。“七一”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例行节日。

直到1978年,经党史专家邵维正的仔细核证,才确定7月23日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198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中共中央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当时,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开会讨论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也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直到现在,每年“七一”仍作为建党纪念日举行有关纪念活动,而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们则要按新的研究成果来表述。

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后来的人生结局各不相同。

有的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终生坚定。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他后来成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领导党和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推翻了三座大山。董必武后来也一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于1975年去世。王尽美为党工作,积劳成疾,于1925年早逝,年仅27岁,成为最早辞世的一大代表。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遭到国民党杀害,先后牺牲。

李达、李汉俊在党成立后不久,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退党,他们离开党后,仍为党和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李汉俊于1927年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长期担任大学教师并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等人做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

包惠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退党。刘仁静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后参加过托派组织的活动。陈公博、周佛海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后来追随汪精卫成了汉奸。

张国焘自一大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分裂党和红军,1938年春逃到国民党阵营,成为国民党特务,被开除党籍。

中共一大代表的上述分化,不足为奇,历史是客观公正的。随着党的不断发展,无数坚定的革命分子加入党的队伍中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力量。

真可谓茫茫社会、人海汹涌,大浪淘沙、终见真金,勇立潮头者方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