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利弊之争（代序）

中国科举的伟大之处在于从理论上、实践上和制度上发展了中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儒家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更是无数先贤哲人追求的最高理想。

科举制度从本质上说，是国家权力和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制度。它找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代表的国家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极佳契合点，既符合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又满足了士人治国平天下的公心和追求功名荣誉财富的私心。科举制度采取公开、公正、公平的考试原则，分配一部分利益给社会，从而达到协调社会矛盾冲突的目的，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出现了张齐贤、郭子仪等名相良将。

官不世袭，割断了豪门世族凭借门第之优势把持政权的局面，隔绝了世族豪门“继世而理”、尾大不掉、分疆裂土、乱立邦国的动乱之源，为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奠定了基础。

“学而优则仕”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无数科举匾额发挥了巨大的教化作用，引得读书人趋之若鹜。“天下至公”成为全社会坚信的共同意识，增强了社会对政权的信任度、依赖性和拥戴感。

科举制度自隋朝产生，改变了隋朝之前少量的下层向上层流动的状态，拓宽了上下流动渠道，使贵贱流转成为一种制度性常态。普通民众阶层与士阶层和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甚至化解，各阶层尖锐的对立和对抗逐渐消弭，使暴力对抗政权的社会基础最小化。诚如《燕翼诒谋录》所言，“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减少了黄巢、王仙芝、李自成这样的能聚集众多力量的造反者，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治多乱少”的局面。

科举制度的实施，社会的相对稳定，既有利于民众休养生息，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这种“治多乱少”较之隋之前的王朝更替——“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大大延长了王朝政权的寿命，延缓了盛衰渐替、一治一乱的时间间隔。科举社会“治多乱少”的状态，当是科举制度的最大之利。

科举之弊与国家兴亡同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自隋唐始至清代完结，如果把科举制度喻为一道万里长堤，取士唯经就是蚁穴。

取士唯经包括八股文，是考试标准化制度的体现，也是科举利弊最纠结之所在。考试内容统一，文体程式统一。“一切以程文定去留”，对于遴选常才，取因循守成之人，绝不失为良策，于公正、公平更是必不可缺。然而，这种做法导致了“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取士唯经，导致社会鼎革、人才凋敝，出现人才“万马齐喑”的局面，这也正是诗人龚自珍愤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深重社会历史原因。自唐之后至清末，中国鲜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理论家及各类成功的变革者，引领社会发展。科举制度，确实难辞间接阻遏民族创造力和杰出人才的历史重责。原本选拔人才的“君子事业”慢慢演变成了追求名利的“举子事业”，将多少志向高远者摈除于仕途之外？如有着一身才华，却终身不第的李白，选才方式和考试内容的单一，难辞其咎。

历代王朝为维护自身利益，对科举制相沿不易，以期平定天下，安邦定国，钦定为“国之永制”。而对其“蚁穴”之害，则并不重视，或虽知其害，但苦于根治无策，只好听之任之。这种趋利不避害的直接后果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兴亡过程。正如康有为所言，“若泥守不变，非独久而生弊，亦且滞而难行”。

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相对而言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主要依仗武力强悍。中原对外部入侵难以阻挡，虽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腐败，但与科举制重文轻武间接导致“人才匮乏溃亡，无人防患于前，国力衰颓，而兵将殚弱”不无关联。

科举制度，促进了民族意识的统一，发挥了文化道德巨大的教化作用，客观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社会发展有“治多乱少”之利，但对国家兴亡有因循之弊，其利其弊，孰大孰小难以定论。但“中国科举利在其制，弊在其度，成于制而败于度”的观点，为最终明辨科举利弊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科举考试历经整整1300余年，利弊话题一直有专家学者思索和探究。

本书运用讲故事的手法，用从考试起源到科举结束、从求功名到跃龙门、从入仕途到定姻缘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连缀一个个科举历史片断，让读者探索历史的同时领悟人生的喜怒哀乐。各位读者可以从这本书里感受科举考试中那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普通或不普通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茶余饭后拿起书来趣品一番，不失为一件乐事。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 姚远利

2019年9月于励志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