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分类、“文明冲突”与“文明衰落”

综合前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前3000—前2000），在20°N—35°N的东北非、中东、东亚和南亚的大河流域，灌溉农业的出现促进了社会与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使一些史前文化跨入了文明时代，形成了原生的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河文明。这些基于河谷平原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古文明有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保守性，被称为大河文明。但有些西方学者把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都视作古文明，如不少美国学者就把中美洲和南美洲一些石器时代文化视为古文明，事实上这些文化在社会与科技进步等方面仍没有达到文明标准。现今仍存在的原生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其他三大古文明早已在文明的冲突或衰退中消失了。

然而原生文明通过长期扩散催生了不少次生文明，如希腊文明是两河流域及古埃及文明的次生文明，日本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次生文明，美国文明则是欧洲的次生文明。这些次生文明亦因位于海岛或沿海等地理位置而缺乏河谷平原的地理环境，以一个明显与大河文明不同的方式发展，即利用海上航行的便利，通过强化对外贸易、殖民与抢掠，达致更快速的财富集中，以实现经济规模与领土的扩张，展现了掠夺性、功利性和有强烈物欲等特点。这些文明被称为海洋文明。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国家通过船坚炮利的强势在欧洲以外各大洲抢占殖民地，使西方文明，亦即海洋文明（中国一些学者称之为蓝色文明）成为世界近200年间的主导性文明。

历史上文明的起落与盛衰引起了学者对文明演变的兴趣，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与“文明衰落”等论说。詹森（Jensen 2006）认为，因为本地资源枯竭，所以一个正在上升的文明需要大量依赖进口资源，这促使它采取扩张式的帝国主义策略，形成高度军事化以及压迫和劳役外族及其他文化的政策。公元前8—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是个典型例子。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文明对东方印度及中华文明的侵入与抢掠也印证了亨廷顿所说：最危险的文明冲突是沿文明的断层发生的，即印度和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它们的藩属国。

1990年代，苏联解体，中国已经打开国门推行改革开放，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者从美国利益和国际关系角度，对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冲突进行了新的解读并赋予其现实意义。如基辛格就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政治，全球的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文明之间在政治和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是根植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亨廷顿亦说：在后冷战世界，人民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区别，而西方文明的扩张将会终结，国际体系将首次摆脱西方掌控，成为多文明的世界体系，文明冲突将出现在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三者之间（Huntington 1996）。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提出了文明衰落概念，与上述奎格利的文明发展七阶段呼应（Toynbee 1934；汤因比，池田大作1997）。汤因比认为，一个文明走向衰落的主因是其统治阶层缺乏道德和创意，未能应对经济和环境转变的挑战。其他原因还包括，一些文明被一个上升和扩张中的外来文明入侵和取代，如两河流域文明被古提人及闪米特人侵袭而灭亡、古埃及文明被希腊征服及毁灭等。西方学者亦研究了古罗马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下走向文明衰退，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文明因土耳其人的进攻而衰败。但亦有人，如约瑟夫·坦特（Tainter 1988），认为古罗马文明的衰落是因为其领土扩张得太快、太广，导致社会变得太复杂而不能有效管控。贾雷德·戴蒙德（Diamond 2005）提出是对远途贸易的过度依赖、频繁的内外战争，以及对环境的破坏等诸因素的合力导致了文明的衰败，而过快的人口增长亦会造成人口过剩，使一个文明难以支撑而没落。

概言之，西方学者所主张的文明冲突与文明衰落的概念，基本上是建基于古希腊、古罗马对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以及大航海时代起西方对非洲、亚洲和美洲新大陆的殖民历史，强调了战争与侵略是文明（主要指海洋文明）持续发展与扩大影响力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