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咸与维新

1920年1月，孙中山发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信中对商务印书馆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

我国印刷机关，惟商务印书馆号称宏大，而其在营业上有垄断性质，固无论矣，且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书籍，均带保皇党气味，而又陈腐不堪读。不特此也，又且压抑新出版物，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即如《孙文学说》一书，曾经其拒绝，不得已自己印刷。当此新文化倡导正盛之时，乃受该书馆所抑阻，四望全国，别无他处大印刷机关，以致吾党近日有绝大计画之著作，并各同志最有价值之撰述，皆不能尽行出版。此就吾党宣传宗旨之不便言之。至由营利上观察，现在出版书报，逐日增加，商业告白与时俱进，而印刷所依然如前，无资力者不能改良机器，扩张营业，故印刷事业为商务印书馆所独占，利益为所专，而思想亦为所制。

孙中山此信的最终目的是呼吁党人筹措资金和召集人手，成立国民党自己的印刷机构，以便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最终该计划因应者寥寥而放弃。但孙中山的指责，却是对早有之的新文化阵营对商务印书馆集中批评的一次政治回响。

1918年初，胡适就在《新青年》上发文详谈对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界的整体印象：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教［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些《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莎士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阿狄生的《文报选录》，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师》，欧文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和商务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

胡适提及出版业时，因别有诉求，言论还算温和。4月起，商务印书馆招牌刊物《东方杂志》陆续发表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第15卷第4号）、钱智修《功利主义与学术》（第15卷第6号）及平佚的译文《中西文明之评判》（第15卷第6号），三文发表后遭到了来自新文化阵营的激烈批评。9月，陈独秀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12月，杜亚泉以《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回应。1919年2月，陈独秀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虽然杜亚泉没有再予以回应，但他在这场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立场，因其《东方杂志》主编身份的关系，殃及商务印书馆，加深了读者眼中出版社守旧的印象。

意气风发的新青年，对商务印书馆的批判更为猛烈。罗家伦在《新潮》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针对全国杂志，尤其是商务印书馆所出各刊严加挞伐。他痛斥《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他表示：“我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须知人人可看，等于一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教育杂志》，“上面高扯学理的大旗；就实际而论，做的人既对于学理无明确的观念，又无研究的热心，不过打空锣鼓，以期多销几分［份］”。《学生杂志》，“本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学灯》的宗白华更是放言：

一个大书局在社会上同别种商店不同。它营业而外还要负点文化责任。……中国现在的大书局正相反。它们不仅丝毫不晓得有文化责任，并且还正是中国文化的障碍。上海两个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就是这样。商务印书馆十余年来不见出几部有价值的书。学理书等到现在还是严复的几本译本。欧洲近代名著中只出了一本《创化论》。还都定价很高，使穷学生无力来买。新学潮的书籍月刊都不看见它代售，—中国古代名著它不出售（我有一次去买《墨子》它都没有），欧洲现代名著原文它都没有。我每每想不出他这书局为什么而开。就是为营业起见也不当如此。“文化责任”四个字更不是它能梦见的了。

舆论主导权被新文化人士操持在手，导致商务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营运由此遭受冲击。以张元济为首的主政人心知这一切缘由，为了保住商务在出版行业的龙头地位，抢占新兴图书市场，在他的带领下，商务有了迎合变革的多番举动。1918年6月，张元济北上。7月9日，在蔡元培的安排下，他与北大教授陈独秀、马幼渔、胡适、沈尹默、李石曾、钱玄同、李大钊等晤谈，双方协商达成一系列合作事宜。在合作中，商务牺牲颇大，但张元济深信“坚大学之信，可博得后来生意”。

不过在依旧持续遭受外界抨击后，以张元济为首的领导层意识到事情不仅仅是拓宽出版业务、笼络新文化人士那么简单，出版社内部—尤其是主管杂志的编辑层—必须全面调整才能顺应时代潮流。1919年10月，他专门致书高凤池，提出用人上的“喜新厌旧”，即“五年前之人才未必宜于今日，则十年前之人才更不宜于今日。即今日最适用之人，五年、十年之后，亦必不能适用也。事实如此，无可抗违。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而时代之所以有新旧也”。

张元济首先把与新文化人士交恶甚深的《东方杂志》选为突破口。5月下旬，他与高梦旦、陶惺存商议，酝酿以后者接替杜亚泉。7月，陶惺存以“景藏”为笔名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提出今后办刊的六大标准“（一）当知世界大势，勿故步自封也”；“（二）当适应现在时势，勿拘牵顽旧，及忘现在所处之地位也”；“（三）当以切于人生实用为主，勿尚虚饰也”；“（四）当以将来进化之世界作预备，勿为过去时代留纪念也”；“（五）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勿尚感情也”；“（六）宜理论与方法并重也”，以此示好外界。10月底，杜亚泉不再担任《东方杂志》主编一职，其职由陶惺存正式接替。

紧随其后，商务旗下各家杂志的老派主编都相继调离，一大波富有朝气的新青年开始掌控杂志的编辑大权，据后来担任《妇女杂志》主编的章锡琛回忆：

《东方》换了主编，《教育》和《学生》的主编也接着改换。《教育》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的负责人是周予同。《学生》的编辑换了杨贤江，他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不愿自己出面，仍把主编名义让给朱赤民。……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由沈雁冰主编。他原是《教育》的编辑员，当时在新文学界已经负有相当声望，又有“文学研究会”作后盾，出版以后，面目一新。……《妇女杂志》，1915年创刊，也是被罗家伦指名大骂的刊物之一……所以只让我一人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