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陈诚五使西域与丝路起始段的泾川

明初陆路交通与海路相比较明显地位下降，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相对汉唐丝绸之路的研究，自然也相对沉寂，由于发掘了陈诚文集和族谱新资料，中外学界对其五次出使的研究成果丰硕。

陈诚（1365—1458），字子鲁，号竹山，江西省吉水县人。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进士，任为行人，洪武年间“尝使于沙里畏兀儿”，立安定、曲先、阿端三卫，往蒙古塔滩里地面招抚鞑靼部落，出使安南。永乐年间被荐出使西域，他一生五出关，长年奔波于丝绸之路上，功绩卓著。特别是撰有《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的出使记录，为我们研究明代陆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绝佳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陈诚五次出使西域的时间，学界主要根据陈诚的自述资料《历官事迹》等，已考证清楚：[84]

第一次：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至九月，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地面（今柴达木盆地西北地区），建置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属于明朝建立的“关西七卫”。

第二次，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至十三年（1415）十月，护送哈烈等国使臣回国，并赍敕及礼品，赏赐西域诸国王子。永乐十三年十月，使团回到京师，陈诚撰《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上呈御览。

据陈诚记述：

永乐癸巳春，车驾幸北京。秋七月，西域大姓酋长沙哈鲁氏不远数万里遣使来朝。皇上推怀柔之恩，命中官臣达、臣忠、臣贵、指挥臣哈蓝伯、臣帖木尔卜花、臣马哈木火者，行报施之礼。且命吏部员外郎臣陈诚典书记。臣奉命惟谨，以是年九月初吉戒行，明年甲午春正月戊子发酒泉郡，出玉门关，道敦煌、月氏，经高昌、车师之故地，达蒙古、回鹘之部落，……二月辛未，至哈烈城。[85]

“西域大姓酋长沙哈鲁氏”即帖木儿的第四子、国王沙哈鲁·把都尔，为帝国统治者，国都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永乐帝诏令中官李达护送帖木儿国国王沙哈鲁派遣的使者回国。护送使团使者包括副使李暹，典书记陈诚、杨忠等8人。使团于永乐十二年（1414）二月，抵达帖木儿国国都哈烈。

第三次：永乐十四年（1416）六月至永乐十六年（1418）四月，护送哈烈沙哈鲁、撒马儿罕兀鲁伯派遣的朝贡使臣回国。

关于这次出使，《明实录》记载：

永乐十四年六月己卯，哈烈、撒马尔罕、失刺思、俺都准等朝贡赐臣辞还，赐之钞币。命礼部谕所过州郡宴饯之，仍遣中官鲁安、郎中陈诚等赍敕偕行。赐哈烈王沙哈鲁等及撒马尔罕头目兀鲁伯等、失剌思头目亦不剌金、俺都准头目赛赤答阿哈麻答罕等白金、纶丝、沙罗、绢布等物有差，并赐所过俺的干及亦思弗罕等处头目文绮。[86]

第四次：永乐十六年十月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关于这次出使，《明实录》也有记载：

永乐十六年九月戊申，哈烈沙哈鲁、撒马尔罕兀鲁伯使臣阿尔都沙辞还，遣中官李达等赍敕及锦绮沙罗等往赐沙哈鲁、兀鲁伯等。[87]

第五次：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至十一月，中途因永乐皇帝宾天，召回京，实未至西域。

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记录了出使西域的经过路线，和所至国家民族的地理和人文状况。他的出使西域记录是从肃州卫出发记起，由此可见明初人的西域概念是从肃州开始的。

明代的肃州卫，即今甘肃酒泉。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置肃州，隶陕西布政使司（治甘州）。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以边境要地改置肃州卫，军事建制，军政与民政合治。肃州卫初辖左、中、右、前、后五所。至永乐三年（1405），肃州卫实领七个千户所，隶陕西行都指挥司（治甘州）。

明初，冯胜取得河西后，于肃州城西嘉峪山麓筑嘉峪关，驻重兵把守，嘉峪关成为明代万里长城西端的起点。明初陈诚出使西域，所记行程就是由此开端，足见在明朝人理念中是以此为通往西域的起点。然而，关内的行程，也是通往西域的行程，却一直鲜为学者关注。众所周知，明代敦煌已经衰落，而在丝绸之路东段的泾川，仍然是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陈诚正是经历此地前往河西走廊的，迄今却鲜为人知。更重要的是，发覆泾川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我们可以触摸到古代丝绸之路渊源的历史脉络。

第一节 陈诚出使经过丝绸之路上的泾川

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道路，从居廷汉简看主要有长安至武威（姑臧）北道和长安至武威（姑臧）南道两条线路。从长安，经由茂陵（约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北）、好止、义置、月氏道（约在今宁夏隆德县境）、乌氏县（今宁夏彭阳县东南）、泾阳县（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平林置等地至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的沿线里程，是为北道。[88]

河西走廊东段丝绸之路，是汉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发展至明代，泾川所在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仍发挥着作用。泾川作为关西孔道，丝绸之路西安向西通往西域的第一大站，彰显了其重要意义。中外学界对于陈诚五次出使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其出使西域时经过泾川，却鲜见提及，在此有必要钩稽这段丝绸之路的重要历程，以全面认识明代丝绸之路。

泾川，位于今甘肃省，在东经107°15′—107°45′，北纬35°11′—35°31′之间，黄土高原中部秦陇交界处，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上的一个重要节点。[89]自14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长达近300年的明代泾川发生了什么？迄今尚未见有专门论述。本章正是要在这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明代泾川称泾州，属陕西平凉府。通过泾川留存的大量文献、文物等相关史料，探讨明代泾川在丝绸之路上的线路和走向、驿站设置、城址迁徙以及文化现象等问题，旨在说明降及明代，这条从西安出发，通过关中平原、陇右地区、河西走廊直达西域和欧亚非三洲的丝绸之路，一直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为泾川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东段一个重要节点，提供更多的历史依据。

明初对外交往是全方位的，在西域、西洋和东洋均有遣使记录。在陆上，明朝曾派遣傅安6次出使西域、陈诚5次出使西域。傅安的西使事迹由于文献散佚，已无法说明其确切经过丝绸之路的泾川之地。[90]陈诚出使回京复命，留有《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更有《进呈御览奉使西域往回纪行诗》存世。《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是明初唯一出使西域的亲历记录。记录明代陈诚使团西去行程道里的《西域行程记》，为陈诚西使路线和明代丝绸之路的去向提供了细致翔实的亲历资料，使得明代通达西域的交通路线得以彰显出来，明代丝绸之路不再是一片空白，意义重大。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西域行程记》始自肃州，所以此前的行程多被忽略乃至遮蔽了。

陈诚《陈竹山文集》中有《回中王母祠》一首，印证了陈诚出使西域，泾川是其亲历之地。

《大明一统志》记载：

回中山在泾州西五里，上有王母宫，汉武帝幸雍道回中，遂北出萧关即此。[91]

泾川，在明代称为泾州，属陕西布政使司平凉府。

明初，太祖设置北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13个承宣布政使司。陕西承宣布政使司领8府、21州，95县，管辖今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今甘肃省黄河东南，西达于今青海省。明朝改元代所设的甘肃行中书省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所甘州，今甘肃张掖），领12卫和4守御千户所。平凉府为陕西布政司8府之一，领2州8县，泾州为2州之一。

根据明代嘉靖《陕西通志》记载，泾川在历史上的建置沿革如下：春秋时为秦地，秦时属北地郡，汉代为安定郡，魏晋因之。南北朝后魏置泾州，以泾水为名。隋改安定郡，唐复为泾州，又复为安定郡，后复为泾州保定郡。宋初为泾州安定郡，后改彰化军节度，金复为泾州，元因之。明朝仍为泾州，以泾川县省入，领灵台一县，编户一十七里。[92]

由此可见，泾川在历史上名称几经变化。

赵时春《平凉府志》详细记述了泾州的方圆四至：明代泾州东暨邠州之窑店70里，西暨平凉之花家庄40里，南暨灵台之盘口30里，北暨镇原之浅河40里，东南亦暨灵台70里，西南暨崇信县界60里，东北暨宁州50里，西北暨镇原之横河60里，言为“关西孔道”。[93]

丝绸之路东段是指汉代开辟的以洛阳或长安为起点，经关陇地区、河西走廊至玉门关、阳关的陇右古道和河西通道，到凉州（武威）、甘州（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经肃州（酒泉）、嘉峪关、安西至沙州（敦煌），西行进入西域（今新疆）至葱岭，从葱岭以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丝绸之路东段是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佛教传入中国。在泾川有王母宫及南、北石窟寺等重要遗存。明初高僧宗泐曾到过泾川，有《杂诗》为证：

自我来泾川，星岁已再周。托兹山水胜，谓可成迟留。奈何外物牵，抚事心悠悠。久知世道恶，奚事仍夷犹。璚林有奇鹤，未尝识罗罦。翩然觅灵凤，接翅昆仑丘。[94]

唐代丝绸之路北道，是沿泾水河谷西北行，经今陕西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和泾川、平凉、固原、靖远，然后穿过腾格里沙漠南端、古长城南麓的荒凉地带，抵达武威，史称丝绸之路北道。严耕望先生考证指出，唐代长安通凉州之北道、长安通灵州（今宁夏吴忠）之西道，泾川都是必经之地：

由长安西北经邠州，泾州，至原州，又西经会州至凉州，此长安通凉州之北道也。长安西北至灵州之西道，亦经邠、泾至原州八百里；再由原州折北，略循葫芦河谷而下行，五百六十里至灵州。此河又名高平川，蔚茹水，即今清水河也。此段行程地势平坦，且无沙行之阻。[95]

根据《元和郡县志》，唐代从长安西北行300里到邠州（今陕西彬县）,180里到泾州（今甘肃泾川）,330里到原州（今宁夏固原）,390里到会州（今甘肃会宁）,380里到兰州，这基本上就是两汉时期的丝路北线，400里到鄯州（今青海省乐都县），东北行500里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又西北行500里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又西行400里到肃州（今甘肃酒泉），往西480里到瓜州（今甘肃瓜州），再西行300里到沙州（今甘肃敦煌），出沙州即进入新疆界，西北行700里至伊州（今新疆哈密）。

以泾州为中心，还有支线：由泾州东北行，经荔家坡，肖金镇，董志塬，西峰镇，折而向北，经驿马关，白马铺而至庆阳府（今甘肃庆阳），计程270华里；由庆阳府城西北行，经曲子镇而至环州（今甘肃环县），计程210华里；由环州继续西北行，经洪德城而至甜水井，计程115华里；这条支线是关中通宁夏，甘肃通宁夏的必经之道。甜水井是甘宁交界处，过甜水井，经吴忠堡可至灵州（今宁夏吴忠）。[96]

唐代的路线，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赵斌在《丝绸之路西安至泾川段线路研究》一文中指出：

尽管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却都显示，作为丝绸之路东段起始路线之一，今陕西西安经咸阳、彬县至甘肃泾川的交通联系不仅由来已久，且因地理上同属古代关中范畴的关系，彼此还极为密切。[97]

他具体探讨了丝绸之路开通前陕西西安与甘肃泾川的交通道路，指出：“早在虞夏之际，伴随周人的兴起，今关中平原与甘肃泾川之间的交通联系即已初见端倪。”特别考察了汉代与隋、唐长安与泾州间的交通道路，即古代丝绸之路西安至泾川段线路的变化轨迹，没有涉及丝绸之路东段在明代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汉唐时由京师长安通往西域的道路，在咸阳后分为南北二途，南为凤翔—陇关道，北为邠州—萧关道，两条路线会合在凉州，经河西走廊向西域去。其后邠州—萧关道逐渐形成陕西、甘肃间的主干道路，陇关道退居次要地位。

万历《明会典》记载了明代陕西水马驿设置情况：西安府有京兆驿，其属邠州有新平驿；平凉府有高平驿，其属华亭县有瓦亭驿，镇原县有白水驿，固原州有永宁马驿，静宁州有泾阳驿，隆德县有隆城驿。泾州是独特的，设有两驿：安定驿和瓦云驿。[98]

明代《广舆志》卷九《山川·关梁》记载：

萧关：府城东南，汉文帝时匈奴入萧关，武帝西登空同，出萧关即此；六盘关：府城西，唐宣宗朝破吐蕃于此；瓦亭关：华亭，唐肃宗幸灵武，饮马于瓦亭即此；木峡关：镇原，唐置；高平驿：平凉；瓦亭驿：华亭；白水驿：镇原；永宁驿：固原；安定驿、瓦云驿：泾州；泾阳驿：静宁；阴城驿：隆德。[99]

显然，这里所云的关隘与驿站，形成了明代泾川的主要交通网络。汉唐丝绸之路的萧关道大致由长安出发，向西直过西渭桥后经渭城、平陵、茂陵而西北行，至好畤（今陕西乾县东）后越梁山而至漆县（今陕西彬县）、泾川，达于萧关。萧关在今甘肃固原东南，固原古代称原州，原州的重要关隘之一是萧关。通过明代驿站及其交通网络的设置，可知从唐至明，以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东段北线，汉唐的原有道路基本上为明代保留和沿用，形成了明代丝绸之路西安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主干道。虽然有些地点名称发生了变化，但路线是一直持续使用的，即丝绸之路交通路线长期存在。作为丝绸之路的起始路线之一，明代泾川在连接西安沟通固原的交通干道上，是丝绸之路上由关中通往固原，再向北通往河西、西域的必经之道，也是连接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重要交通路线的重要节点。

明代泾川发生的重大变化，在嘉靖时赵时春《平凉府志》中有所记述：

金升平凉为府，泾为州，元因之。皇朝仍元为州，徙至泾阴，领灵台县而属平凉府……为关西孔道。嘉靖三十年分守关西道右参政章丘李公冕始居之，泾复为重地矣。[100]

历史文献表明，明代泾川的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 明初泾州城址发生变化及其原因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莫过于城市的迁徙。明初泾川城从泾水之阳迁到了泾水之阴。洪武三年（1370），省县入州。从此泾川县政由州署理。当年因古城常有水患，同知李彦恭迁州治于皇甫店，即今县城地址。

《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三记载：

泾州，元直隶陕西行省。洪武三年以州治泾川县省入，来属。旧治在泾水北。今治本皇甫店，洪武三年徙于此。北有泾河，有汭水。东有金家凹巡检司。西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一。[101]

《大明一统志》在《古迹》部分记录了“泾州废县”：

在泾州北五里。本汉安定县，东汉省。后魏置泾川县，唐改保定县，为泾州治。金复曰泾川，本朝省入州。[102]

明代分守关西道右参政胡松作有《仰止书院记》，其中云：

泾，汉安定郡，始城在泾北水浒，数被水害，故徙今治，迩于南高峰。麓城半在麓，而麓又甚高，俯视城下。[103]

这里将迁址的原因说得很清楚，是因旧城数被水害，所以才迁址。

正因为如此，明代泾川格外重视兴修水利，有《重修泾川五渠记碑》之碑文为证。碑刻于嘉靖十一年（1532），记载了明朝都御史萧翀凿通济渠以后15年，渠道严重淤积，继任都御史刘天和继续疏修渠道，在嘉靖十一年工成，中顺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马理撰文记载工程情况，一并刻石。五渠是指郑国渠、白公渠、通济渠、新渠、广惠渠。[104]

二 伴随固原军事战略地位提升，作为关西孔道的泾川成为关西道驻所

泾川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自古为长安屏障，明代伴随着固原军事战略地位的提升，由西安经泾州到固原的路线也更彰显了重要性。明朝为防御蒙古势力南侵，先后在北方设置了九个重镇，号称“九边”，固原是“九边”之一。明景泰三年（1452），迁徙平凉卫右所于固原城，为固原守御千户所。成化四年（1468），升为固原卫。成化十年（1474）为加强西北边备，置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总陕西三边军务”，三边总制驻于固原，由部院大臣充任，强化了固原的西北政治、军事重心地位。因此，明人胡安有诗咏固原：

柳色凋残雨未收，阳关西去更堪愁。平川落照连秦苑，古道炊烟覆驿楼。刀斗风清初禁夜，毡帷月冷尽防秋。云山最是凄凉地，今作边关第一州。[105]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了蒙古俺答汗南下，毁边墙直逼京师北京的“庚戌之变”，其后明朝许开马市，但俺答汗仍屡入塞劫掠，于是明朝在九边的军事防御全面升级。作为关西孔道，从西安至固原的主干道，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分守关西道始驻于泾川。明朝有以布政使佐贰官参政、参议分守各道的制度，称分守道，“明彰轨度，扬厉风声，宣示朝廷威德，咸分守道事”[106]。“泾复为重地”的意义由此彰显出来。

万历二年（1574），根据陕西总督和抚按官奏请，分守道仍驻泾州，又有通管平、凤二府之命。[107]关西道的管理面有所扩展，关西孔道泾川的地位又有提升。

第二节 中国古代向西的寻求与明朝人对于回中的认知

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

亚欧大陆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在诸文明之间，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具有一种互动关系，而互动的中心一直是在亚欧大陆上。按照地理方位，指向中国的西方。

传世的《山海经》，一般认为作于战国至汉初。《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108]西方存在“万物尽有”的西王母，成为古人的向往之域。

成书于战国时期，在西晋初年出土的古简书《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行事迹，说周穆王曾达于“西王母之邦”，拜会了西王母：“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109]《穆天子传》将史实和神话混杂在一起，西征的周穆王是否真的与西王母见过面，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西王母代表的西方之邦的交往。学术界对于《山海经》《穆天子传》中西王母所在之地的研究始终不衰，不断推陈出新，迄今未能达成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出现了对西王母的崇拜，如美国简·詹姆斯教授（Jean M.James）所说：“汉代艺术充满了图案，故事情节、历史事件、各种日常生活、武士以及天国人物，然而只有一位是神，这就是西王母。”[110]日本学者已注意到西王母与流行于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地母神信仰有联系[111]。无论如何，西王母在汉代成为独特的西方神祇，应该说不是偶然的，与中国自古以来向西的寻求有着渊源关系，更与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端，汉代与西域有了更多交往有着直接关联。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和《大宛列传》中。史籍的表述说明，这一词汇的出现正是在张骞的时代。而它的彰显，也是由于张骞的功绩。此后，广义的西域，是指亚欧大陆上几大文明的接合之处，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地，当时文明互动的中心。唯其如此，才有中国人不断地向西方的寻求。就狭义而言，西域是一条通道，一种途径，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也就是所谓的丝绸之路了。张骞首次出使，意图在于联络月氏对付匈奴。其揭示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自古以来，大陆为文明间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续不断地接触、互动和融合，历时几千年之久。所谓张骞凿空西域，是以国家行为促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畅达。由此，陆上丝绸之路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彰显。尽管汉代也开始了向南海的探寻，但是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航行的艰险，成为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径。

中国自古以来向西方的寻求，经历了几千年不曾改变。中外交往史上以“西域”的陆路交通居主导地位，也经历了上千年不曾改变。有变，是自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始，这在下面将述及。

回中，早在秦时就有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云：“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汉武帝于“元封四年冬十月……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汉代乐府诗《汉铙十八曲》中《上之回》，说的就是当年修通回中道的盛况：“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112]

回中道开通与军事有关。汉武帝以后数次巡视安定、回中皆走此道，回中道的开通，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此道是一条通往河西及西域的重要交通干道，为后来张骞通西域，即开通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上之回》专颂汉武帝通回中道，并数出游幸于回中。其后，历朝历代有许多名篇《上之回》，包括著名诗人李白、李贺、陆游等都有创作。明朝人对泾川到河西走廊的西域丝绸之路的整体认识，也从诗篇中表达了出来。明朝人的《上之回》乐府诗，复原了汉武帝出行泾川一带朝拜西王母的场景。反映了明朝人对丝绸之路盛况的认知。根据陈诚《陈竹山文集》中《回中王母祠》一首，我们知晓陈诚是经过泾川之地出使西域的，泾川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久被湮没，这里不妨再次引述一下，说明作为明朝西域使臣，陈诚对于古代西王母和汉武帝西狩等历史典故是极为熟悉的：

回中高处有楼台，问道当年阿母来。青鸟传书知几度，蟠桃结实已三回。瑶池岁久成尘梦，金殿春深长碧苔。不是武皇神悟早，还教方士觅蓬莱。[113]

鉴于明代许多名家有《上之回》诗作，下面仅就所见略举几例：

刘基《上之回》：

上之回，六龙矫。揵光耀，拂翳鸟。石关，匝棠棃。扬灵旗，县月支。天马来，宛居劙。穆上玄，厘穰穰。坐明堂，朝万方。翕披离，玉烛光。于亿年，乐未央。[114]

释宗泐《上之回》：

堑崇山，堙巨谷。发轫甘泉，狩维北属。车连连，复道平，离宫况有三十六。萧关无堠塞无烽，单于称臣月支服。上之回，朝万国。[115]

杨士奇《上之回》：

传警甘泉外，扬銮载道周。回中戒巡省，云动赴遐陬。春色承雕辇，山光影翠旒，吾皇亿万岁，岁岁总来游。[116]

王廷相《上之回》：

回中桓桓扬帝威，千乘万骑排霜蹄。玉关不闭流沙陲，天开黄道日月披。彼穆荒游耽瑶池，八龙拉沓恒苦饥。嗟哉帝德沛徼夷，且末宾贡怀康居。昆城之西古莫绥，白大赂天马嘶。舞干格苗虞谟恢，皇帝陛下万岁期。[117]

顾璘《上之回》：

回中道，何逶迤。千乘雾，列万骑。云驰北，历萧关，戍东谒，汾阴祠。金币四方至，牛马尽为牺。君王劳玉体，侍从敢言疲。[118]

李攀龙《上之回》：

上之回，萧关开。以待边，单于台。勒兵十八万，羽林材振。大旅髯，长驰詟。匈奴臣，月支朝。诸侯王，甘泉宫。郡国受计，福来同。[119]

汤显祖《上之回》：

翠华中极驾，赤羽上之回。细柳龙堆塞，长杨虎落开。迎寒温暖室，避暑清凉台。簇仗延佳气，从游列妙才。玉云浮茝若，金雾霭蓬莱。便逐阳鸟去，何当天马来。[120]

除了《上之回》以外，明朝人还有大量游历回中山及其王母宫的诗篇，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三节 多元文化遗存彰显了泾川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泾川乃千年古战场，但在明代200多年间几乎无战事。在明朝末年李自成进占之前，只有弘治十年（1497）和嘉靖元年（1522）鞑靼的两次劫掠。[121]长时期的和平，虽然使泾川不像古代汉唐那么闻名遐迩，却是文化繁荣发展留下深刻印迹的主要前提条件。

古代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泾川，有历史上灿烂的佛教石窟和舍利的发现，主要代表是建于北魏早期的王母宫石窟；建于北魏永平六年（509）的嵩显寺（今高峰寺）；建于北魏永平三年的南石窟寺，建于隋开皇元年（581）的水泉寺。泾川有“百里石窟长廊”，更有北周、唐代、宋代的舍利子发现于此。1964年，出土隋敕唐瘗之大云寺佛祖舍利14粒；1969年，出土北周宝宁寺佛舍利数十粒；2013年，出土北宋龙兴寺“诸佛舍利2000余粒并佛牙佛骨”。使泾川名闻中外的，还有西王母为代表的繁盛发展的道教文化，以及活跃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122]泾州文化现象提示我们：丝绸之路文化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丝绸之路历史上构建的是一个多元共生的中外文化开放系统。

石窟艺术，来源于印度和中亚，其早期造像深受希腊文化艺术影响，史称犍陀罗艺术。北魏时期，笃信佛教的北魏鲜卑皇室，开始大兴石窟，这种风尚也传至泾川，泾川王母宫石窟、南石窟等佛教石窟就是明证。王母宫石窟位于回山前回屋旁，根据学者研究成果揭示，开凿于北魏永平三年（510）。王母宫石窟为方形中心柱窟，窟高12米，深约11米，绕中心柱一周约21米。中心柱的四面及窟壁的三面均雕刻有石造像和装饰物，有驮宝塔的白象、千佛、力士以及众菩萨等。入窟正面雕刻有坐佛一尊，高约4米，为唐代石胎泥塑，坐像后壁的飞天为北魏作品。窟内壁有造像三层，共约200尊佛像。中心柱南、北两面有释迦、多宝对坐说法像和一佛二菩萨像。第二层造像多为后期塑像，有不少浮雕为北魏所作。第三层风化严重，但仍保持着北魏风格。窟外有三层依山楼阁，雄伟壮观。张宝玺先生在调查报告中认为从造像风格来说，王母宫石窟已具有褒衣博带式造像的某些特点，从石窟形制与造像风格窥之，接近云冈第二期的第6窟，约在北魏太和末或景明初，即5世纪末6世纪初，并早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和三年（510）创建的南、北石窟寺。又将王母宫石窟与云冈石窟比较，认为窟形、造像布局、造像风格比较接近云冈第六、九、十窟，更多的接近第六窟。[123]

有学者论述：“王母宫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太和末或景明初，即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从中心柱东壁的泥塑大坐佛剥落出的内部泥胎看，为唐代塑像，表层为明代复加，而龛壁上的供养人、飞天仍有北魏中期风格。中心柱及三壁上的石雕造像很多经过宋代、明代、清代人的加工改造。可见，开窟于北魏的王母宫石窟，历经唐、宋、明、清各代增补维修，才成为今日的面貌。”[124]王母宫历史悠久，明代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泾州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第一大站，自汉武帝置安定郡后，数千年的战争和文明不断交替进行，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一个层累的过程。泾川是丝路重镇，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是沿着丝绸之路进来的，“西有敦煌，东有泾川”之说有一定道理。泾川曾经佛教盛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泾川王母宫闻名遐迩，在中国道教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泾川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的地方，更是一个中外文化的汇聚地。

明代泾川文化的重点不在佛教，而在道教。在泾川虽有明朝皇帝敕赐海印寺，但如上文所述，明代名士无论来过泾川或没有来过的都写有大量《上之回》诗篇，说明关注点集中在泾川的回中山王母宫。西王母早在汉代已经成为道教的神灵，可有意思的是，在泾川王母宫，道教和佛教和平共处，甚至可以说并存在一个大建筑群之中。这可以说是三教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虽然佛教资源和道教资源的形成时代不一，呈现层累状况，但西王母文化无疑是明代泾川文化的一大亮点。

明朝人的贡献，主要人本现在重修王母宫上，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朝人的重修理念。王母宫位于甘肃省泾川县城以西1华里处的回山之上，相传周穆王、汉武帝曾在此拜谒过西王母。泾川王母宫始建于西汉元封年间。《大明一统志》记载：

王母宫，在泾州西五里。旧志，武帝时西王母乘五色云降，后帝巡郡国，望五色云而祀之，而五色云屡见于此，因立祠，后改为宫。[125]

一般认为，宋初、明嘉靖年间曾有两次重修。实际上，明代彭泽《重修王母宫碑》明确记载了明初有重修，那么明代起码就有两度重修。今王母宫于1992年重修，景区内主要有王母宫、瑶池、回屋、石窟等四个景点，建有西王母大殿、东王公大殿、配殿等主体建筑。配殿左殿为三皇殿、周穆王殿；右殿为五帝殿、汉武帝殿。主神西王母，俗称王母娘娘，道教奉为女仙神灵。我们知道，西王母文化本身是中国人古代向西方寻求的结果，西王母文化成为丝绸之路文化的主要母题之一。对于西王母研究而言，其内容之广泛可谓众人皆知，如此引致各学科领域的学者都涉足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连篇累牍，不胜枚举。这里不准备赘述。关于泾川王母宫，研究的重要史料主要是存留的两通重修碑刻，分别为宋初陶谷和明嘉靖年间彭泽所撰。两通碑刻在时间上相距几个世纪之久，今天我们对照宋、明两通重修碑文，比较两通碑刻的内容，了解明朝人的重修理念与宋朝人有何不同，从而探讨重修理念的演变轨迹，应该是有意义的。

宋翰林学士承旨、刑部尚书陶谷《回山重修王母宫记》开篇就是：

祭法曰：“法施于人则祀之。”辩方之为法制也，不亦大哉！神有所职，足以垂训者，孰可阙焉。[126]

这里强调的是对于神灵的祭祀。文中详细记述了由来已久的王母事迹，将西王母在回山上会见周穆王、汉武帝的神话故事娓娓道来，文辞华丽，重点明显在对“纪泾水之仙祠”的一个“颂”字上。

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彭泽《重修王母宫记》记载，明朝初年，曾经重修王母宫，其后年久失修。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由本籍太学生吕沂倡导，平凉韩王捐资赞助，又有一次大规模的重修活动，直至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始告竣工，先后历时八年之久。经过此次修建，王母宫成为一组庞大的建筑群，正中是西王母大殿，后有三清楼，前有玉帝殿，左旁依次有文昌殿、三皇殿、周穆王庙、北望河楼、五阎君殿，右旁依次是子孙宫、五帝殿、汉武帝庙、南望河楼、五阎君殿。而明朝人彭泽撰写的《重修王母宫记》则与宋代陶谷撰文立意有很大不同，开篇讲王母宫是一个“古迹”，明言：“世传周穆王、汉武帝皆尝西游与王母会，故有是宫”，客观地说明王母宫是来自古代传说。但特别提及了王母宫“路当孔道”，强调了泾川优越的地理条件——处于丝绸之路要冲，因此古往今来有大量名士登览题咏，使王母宫闻名遐迩。文中引述了倡议重修王母宫的太学生吕沂对家乡父老所云，尤当引起我们注意，现引述如下：

仙家之荒唐无足言，周穆汉武之游览无足取，第兹宫为吾郡千余年之胜迹。自我国朝奄有万方，陕为西北巨藩，自关西以达西南诸夷，不啻万里，延、宁、甘肃诸镇文武重臣，以及奉命总制、经略、抚按，册封出使外夷大儒、元老、名公、硕士，百五十年来经此者，不知其几，而吾泾缙绅士民得以亲炙而交游之，皆以斯宫之在兹，而吾泾自国初抵今，藏修于兹以登仕途者，又不特寒族父兄子侄也。必欲重修，吾当为之倡。其视倾资破产于佛老虚无寂灭之教以资冥福者，当有间矣。[127]

分析一下，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是不论神仙传说，也不论周穆王、汉武帝的游览，重修王母宫为的是家乡千余年的名胜古迹；第二，王母宫处于陕西自关西以达西南的主要交通要冲之地，自国初修建150多年来，诸镇文武大臣和出使外国使臣、大儒、元老、名士等都会经过此地，如此促进了泾川人士的对外交流；第三，自国初以来王母宫是一个诸生潜心学习的地方，经术学问不限于道家，在这里讲习儒学得以走上仕途的也不只是寒门子弟。最后，还特地说明重修王母宫与倾资破财崇信佛老之教、以求来生福祉是有所不同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就是明朝人对于在丝绸之路上的泾川王母宫作用的重新阐释：重修王母宫不是为了崇拜神仙，是为了保护与传承名胜古迹，彰显了泾川王母宫在丝绸之路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理念出发，彭泽在记文最后更明确了儒家立场：“先师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训。”从这篇内容翔实，记载了丰富的人文信息的碑文，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人的重建理念是超越了宋朝人的。归纳起来，可以了解明朝王母宫的三重意涵：名胜古迹、文化交流、讲习之所。这是将宗教、文化传播与交流、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功能集于一身，特别是明代王母宫作为传授知识的文化教育场所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是被忽略了的，而明朝人对于丝绸之路名胜古迹的保护意识，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关注且深化研究之处。

明朝初年重建了王母宫，在泾川设道正司进行管理。《明实录》记载，正统六年（1441）二月：

陕西泾州道正司奏：本司在王母宫，其殿阁廊宇旧常蒙恩缮理，今复倾颓，乞仍命有司修缮。上曰：陕西兵民艰难已甚，岂可作无益之劳，其自葺之。[128]

从此，明朝官方不再进行王母宫的修缮。到正德九年（1514），在太学生吕沂倡议和带头捐资下，韩王和泾川士人也乐捐，重修泾川王母宫才提上了日程，经过八个春秋，至嘉靖元年（1522），建成了王母殿、玉皇楼五楹（间），周穆王、汉武帝行宫行祠各六楹，还有雷公坛、真武庙等庙宇，并将兵部尚书彭泽撰《重修王母宫记》勒石，留传于世。

正是在明朝人以上认知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明朝王母宫——一个新的文化空间。清人记载，在泾川治西二里的回中山，出现了如下儒释道融为一体的景观：

下为大佛洞，中架飞阁，凭空凌虚，群卉绚烂如锦；上为王母宫、文昌阁、三清楼，松柏各大数围，高数十仞，其气森挺。传为周穆、汉武游幸处。前贤题咏甚伙。[129]这种中外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是在明朝人新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更凸显了明代丝绸之路上泾川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

明朝人对于宋代重修王母宫理念的修正，对于明代泾川王母宫的重建实践，及其对几千年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的特殊观照，沟通了传统与现实的存在，启发了本土的文化自觉，引导了对于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代表着当时文化理念的主流倾向。[130]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泾川王母宫的重建是体现了文化转型的一个典型个案。

从文献记载来看，明朝人不仅重修了王母宫，重修了水泉上寺；明孝宗还敕赐了华严海印寺（即水泉寺）；泾川先有麓城书院，后有仰止书院；学宫更是多次重建。这些都印证了在明代泾川，由儒释道形成的多元文化景观远不只是在回中山体现出来，而是在泾川有一个整体的体现，这正是丝绸之路东段重要节点兼容与开放特性的集中表现。

关注泾川王母宫重建语境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关系，从王母宫衍生出的种种文化现象，其实牵涉了神仙遗址的改造与再生的过程，也牵涉后人对前代历史事件的重构与再诠释。

从整体丝绸之路的文化大视野来看，明代泾川是呈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并存共生的一个典型范例，在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史上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结语

丝绸之路是一条起始于中国境内，横跨亚、非、欧的中外交往之路，是联系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动脉，这条历史悠久的路线迄今为止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当前“一带一路”已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倡议，需要重新审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陈诚出使西域经历的泾川，在丝绸之路史上的地位久被湮没，需要将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重要节点的泾川研究，纳入整体丝绸之路研究的视野之中，复原丝绸之路文化的活态空间，从而将丝绸之路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