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领域，冠以“比较”的学科不在少数；至于以比较的方法进行学术和科学研究，在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研究中都是十分常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本书冠以“比较叙事学”之名，可以说就是力图表现出学科与学术研究发展中的这种普遍状况，努力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代叙事学形成之后，在叙事学的多个分支领域中所出现的“比较叙事学”的发展足迹呈现出来。
当某一特定学科逐渐形成，并日益获得长足的发展，积累起丰富的研究成果，期望获得更大的突破之时；或者在其发展处于某种十字路口、处于某种瓶颈状态，希望摆脱这种状况、获得进一步拓展时，大体上往往可以看到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所谓“转向”，另一种是所谓“嫁接”。
学科与学术研究中的“转向”，我们不时可以听到、看到。诸如语言学转向、哲学转向、美学转向、人类学转向、叙述转向，等等，不一而足，有时或许就是一个简单的“当代转向”。而在某一具体的学科范围内，同样的转向也会出现，比如，在叙事学研究中，我们也曾遇到所谓视觉转向、认知转向、伦理转向、空间转向、听觉转向，等等。在这里，“转向”很难如我们在字面上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种根本性的改观。在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中，“转向”更多是一种喻示，所表明的是一种不固守成规的希冀，一种向新的、未曾探寻过的领域的求索，或者，是某种方法论或研究范式的变更和调整等。毕竟，科学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在于源源活水不断流淌，其中也包括更为恰当的方法和更为切合的范式的寻求和变更。曾任国际叙事研究学会会长的美国学者多萝西·黑尔（Dorothy J.Hale），在谈到人文研究中出现的转向时这样说过：“对于某个场域，转向、转向又转向仅仅是为了保持活力和生长。”而就叙述转向而言，她认为： “叙述转向的价值在于，相比于迄今为止叙述学本身提出的观念，它将叙述转变成更复杂、更多样的东西。”[1]无疑，这样的转向会促使学科和学术研究不断走向创新，不断步步深化，不断向先前未知的领域拓展。
另一种情况就是“嫁接”。在这里，“嫁接”指的是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研究方法相互之间的融通、借鉴、互补、沟通，从而催生出新的学科、新的研究领域，扩大研究的范围，或熔炼出新的研究方法，变更原有的研究范式，以适时地促使科学研究更为有效地进行。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其确定的研究对象，也逐渐形成了适应其研究的方法，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自然可以不断累积相应的研究成果，形成所谓常规科学和常规研究。可是这样一来，也无形中形成了某种自我约束，“常规研究，其视野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2]对于创新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有利的状态。要摆脱这种局面，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便是与其他相应的学科、方法的有机融合，“嫁接”出新的学科，采用不同于常规研究的方法，另辟新途，展开新的探索。
我们知道，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是一门研究和运用得极其广泛的举足轻重的学科，具有众多的学科分支，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新的经济领域的出现，学科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在2019年推出了一部引人瞩目的经济学著作：《叙事经济学》（Narrative Economics）。该书另辟蹊径，置主流经济学注重模型于不顾，转而探讨叙事对经济行为与结果的影响，将叙事研究纳入经济学研究之中。作者明言，“本书的目标是鼓励人们识别那些能够帮助定义重大经济事件（如萧条、衰退或长期停滞）的经济叙事，并将它们纳入思考，从而提高人们预测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能力。在我们能够做出可靠的预测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些事件真正的终极原因有所了解。关键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何为因、何为果”。[3]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部经济学著作涉及叙事研究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关系，如事件、事件的因果关系等。对于事件、事件的发展变化，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一系列事件如何在时间与逻辑关系的因果链条上发生、发展、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展开与传播，等等，正是叙事研究或叙事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希勒将叙事研究纳入经济学研究之中，“将叙事传播纳入经济学理论”，他在运用“叙事经济学”这一术语时，强调了两个侧重点，“（1）以故事为载体的观点被人口口相传；（2）人们努力生成新的可传播故事或是让故事更具传播力”，而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叙事传播如何影响经济事件”。[4]与叙事研究的这种密切而融洽的相互沟通，自然是在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在笔者看来，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中将叙事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就是一种“嫁接”，它催生了经济学之树上一颗无人品尝过的甜美果实。
在上述《叙事经济学》这样的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嫁接”，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学科中多有所见。“嫁接”的目的是展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比如，可以通过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嫁接，学科与某种社会潮流的嫁接，学科与特定研究方式的嫁接，等等。以叙事学研究为例，伴随叙事学的不断发展，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多种叙事学的出现，这种情况，早在20余年前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就已经看到了：“在互相渗透的年代里，单一的叙事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分枝为多种叙事学（narratologies）。”[5]在目前的国内外叙事学研究中，我们所目睹的，就有诸如女性主义叙事学、社会叙事学、后殖民叙事学、电子网络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心理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跨文化叙事学、审美文化叙事学、电影叙事学、诗歌叙事学、戏剧叙事学、音乐叙事学、舞蹈叙事学、图像叙事学、空间叙事学、民间叙事学、历史叙事学、新闻叙事学，等等。叙事学的园地，真所谓百花盛开，美不胜收。相信还会冒出新的花朵，为这块园地增光添彩。
本书所集中展现的，就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分支，或者说复数的叙事学中之一种：比较叙事学（comparative narratology）。它既是学科与学术研究发展中的某种转向，也是学科与学科之间有机嫁接之后所呈现的新的方向。它适应了叙事学不断扩展自己的范围，突出中外文学之间交流、互补、互鉴的需要，将叙事学与比较文学相互嫁接，从而使这一新的学科得以展现。
在国外与国内，均有学者在多年前就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的构想，也有不少学者依从比较叙事学的导向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对比较叙事学这一新的学科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的专著在国内外依然难得一见。本书力图在总体上就比较叙事学这一叙事学的新兴学科作一个综合性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比较叙事学的渊源与发展进行追踪与梳理；从理论上对比较叙事学的学科基础及其必要性、可行性、价值与意义进行阐述；从实践上对比较叙事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探讨。目的在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对比较叙事学这一学科研究作出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说明与阐释，力图提供对这一学科导向的基本把握，冀望对进一步开展比较叙事学研究起抛砖引玉之效。为了能对本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里首先对本书涉及的基本内容与观点作一扼要说明。
本书“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比较叙事学进行理论上的阐释。作为相互嫁接而出现的交叉学科，比较叙事学是叙事学与比较文学在其“交叉路口”的自然转向、相交相逢的结果，而并非不同学科与研究方法之间的生硬拼凑。在这一自然转向与嫁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相互整合的学理基础，它得以形成的理论支撑，以及它合理发展的根基，从而也可以预示其发展的广阔空间。
比较叙事学与“比较”休戚相关，是这一学科得以确立的前提。任何比较研究，都不是对单一对象的研究，而必定是对两个或多个对象的比较研究。比较叙事学秉承这一宗旨，力图探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媒介、不同学科之间的叙事作品，包括叙事理论的相似与相异，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从学科主体来说，比较叙事学仍属于叙事学研究。它一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借鉴或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叙事学的分析与研究；另一方面，叙事学的基本理论、构成叙事学的基本要素，在比较叙事学研究中，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将其作为基本的导入点、基本的研究层面加以关注。
比较叙事学研究与中国叙事学研究有着血肉联系，它可以作为构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使中国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研究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学者在参与构建具有世界眼光的比较叙事学时，必须以中国自身作为立足点，深入挖掘与探讨丰富的中国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资源，以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展开广泛的中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现相互沟通与互补，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第一章“学术史视阈下的比较叙事学”集中于比较叙事学的学术史梳理，探讨其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学术历程。一门学科的形成往往具有源远流长的渊源，表现出直接或间接的谱系关系。比较叙事学研究及其作为学科的形成，自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代叙事学逐渐形成之后方有可能。然而，就像叙事学在其形成中具有其先期渊源，诸如20世纪20年代之后普罗普俄罗斯童话故事形态学及德国叙事理论形态学的影响，以及包括亨利·詹姆斯、帕西·卢伯克的英美形式主义的影响一样，比较叙事学研究同样有它的早期谱系，这一早期谱系甚至可以追踪到与叙事学这一学科本身相比更早的时期。
明确提出“比较叙事学”这一名称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但此前一些学者在其他学科领域所从事的研究，与比较叙事学的方向极为切近，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文学与民俗学领域中的研究。因而，与比较叙事学这一研究轨迹相一致的早期谱系甚至可以追踪到如1856年德国格林兄弟中W．格林在《儿童与家庭幻想故事》中的相关阐述。该章以学科名称的确立作为标志，将比较叙事学研究的发展分为隐性层面与显性层面，分别探讨了国外与国内的比较叙事学研究发展的历程。学术史历程的梳理既是对一门学科所走过的路的溯源与回顾、对其科学发展的总结，同时，也可从对学术史历程的探讨及其在当下的发展中，展望其未来可能的走向，促使其更为科学合理地发展下去。
在对比较叙事学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尤其是对比较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之后，下面的三章围绕比较叙事学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相关方向展开分析与探讨，以求在理论与文本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与拓展，一方面避免比较叙事学研究陷入空疏之境，另一方面也可在对相关重要问题的分析中更好地展现比较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
第二章“时间与叙述时间”探讨了时间在中外叙事作品中的表现及其所展现的意义。在中外叙事作品中，时间及其表现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叙事作品，由于其所形成的文化语境与背景之间的差异，时间表现的状况千差万别。印度当代诗人与学者阿雅帕·帕尼克曾说，与大多在时间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欧洲叙事作品相比较，亚洲的叙事作品主要是在空间中展现出来的。如果不将其涵盖面扩展至包括中国的整个亚洲的话，至少就印度的叙事作品，尤其是传统的叙事作品而言，阿雅帕·帕尼克的论述可以说是正确的。
该章对印度古代叙事作品中的时间含混进行了探讨；对表现在清代李绂《秋山论文》与热奈特《叙事话语》中的叙事时间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先于热奈特约270年的中国学者李绂在《秋山论文》中对大致相同的问题所进行的创造性探讨及其开创性意义。在欧洲的叙事作品中，戏剧中的“三一律”是时间处理上的一个极端表现，该章结合中西戏剧作品，对西方戏剧中“三一律”的故事时间与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故事时间作了比较分析，同时也探讨了暗合西方“三一律”的缅甸古典戏剧《卖水郎》。
第三章“时空关系与空间叙事”探讨了叙述空间与空间叙事，对线性叙事与空间、小说叙事的空间转向与时空体进行了阐述。20世纪以前的西方小说大体上遵循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线性叙事的传统，这在较大范围的世界其他国家文学发展中也有诸多类似之处。自然，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也有诸如印度叙事作品中的不同情况出现。20世纪以来的小说，伴随文学向内转向的趋向，导致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某种背离，使小说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重要的形式。空间叙事，是空间批评与叙事理论结合的产物，是在对既往空间观的反思与现存叙事理论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本章通过大量叙事作品，对中西小说的空间叙事作了比较研究，并以维吉尼亚·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与鲁迅小说《示众》作为对照，对展现在其中的空间叙事及其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作了微观研究。
第四章“叙述与聚焦”涉及叙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比较叙事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西方小说还是中国小说的发展中，都伴随着出现了一个叙事模式的重要转变，这就是传统小说中叙述者与作者长期相统一的状况，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开始走向叙述者与作者相分离，也就是文学主体与叙述主体相分离，逐渐形成了叙述者与作者有意识的分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说”与“看”的合一，即叙述声音与叙述聚焦合一的状况，逐渐由“说”与“看”相分离的状况所取代。就中国小说而言，这一状况在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等作品中开始显现出来。而在欧美小说中，这一叙事模式的转换过程离不开这几位举足轻重的作家：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本章结合相关作品，对这一中外叙事作品中叙事模式的转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阐释。与叙述与聚焦相关联的，有所谓“人称叙事”的问题。本章结合中外叙事作品，对不同人称的叙述状况进行了剖析，尤其是结合布托尔的《变》、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严歌苓的《扶桑》《人寰》等小说，对所谓第二人称叙事，即“你-叙述”或“你-文本”进行了分析，探究这种叙述方式的实质所在，表明纯粹的第二人称叙述者是无法叙事的。
涉及比较叙事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然远远超出了上面所提及的这一系列问题，比较叙事学所展开的空间也远远超出了呈现在这里的内容。就目前所完成的研究而言，只能说是比较叙事学这一领域的一个初步的研究和总结。前面提到本书的目的是试图对比较叙事学这一学科作出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说明与阐释，力图提供对这一学科导向的基本把握。就此而言，首先就一系列核心问题进行阐释，而不过多考虑其全面性、多面性、多向性、丰富性，或许可以成为笔者的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当然，前面提到的本书的这一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只能留待专家和广大读者进行判断，也渴望来自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教。笔者个人不会在这一研究领域停步，但更为期望的是看到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新的、更有创造力的成果不断涌现。
[1]王长才：《小说·叙述·伦理——多萝西·J．黑尔教授访谈录》,《英语研究》2016年第三辑，第7页。
[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3][美]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段殷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73页。
[4][美]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段殷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Ⅺ页。
[5]David Herman,“Introduction: Narratologies.”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Ed., by David Herman.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