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是话语实践

根据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艺术本质论，新实践美学把文学当作一种话语生产实践。在这种“语言—言语—话语”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文学生产中，文学形象的存在方式和感受方式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决定了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的审美特征主要有：形象的间接性，审美意象性，深广的思想性。

古今中外的美学论著和文论，谈到文学，一般认为其是“语言的艺术”。然而“语言”一词，含义较丰富，既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符号，又是一种人类社会的交流手段和活动，还是一种人类表达意义的方式和工具；到了现代语言学这里，语言学家，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把语言一分为三：一是语言，它是系统的语音、文字、词语、句子的构成和变化规则，一般是共时性的；二是言语，它是人们使用语言系统规则进行的交流活动，一般是历时性的；三是话语，它是人们遵循一定的语言系统规则进行言语活动所生成的意义陈述。鉴于此，为了明确文学与语言文字、语言系统规则、话语意义生产的具体关系，进而使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命题具体化、完善化、精准化，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关于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生产、审美意识形态、“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的论述，把文学当作是一种话语实践。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文学遵循语言文字的系统规则，在人类所进行的言语活动中生产出由语言文字所构成的文本作品的话语意义，表达人类的审美意识及其相关的政治、道德、宗教、科学等意识，表现人类对现实世界及其事物的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统一的精神掌握和力图改变世界存在发展的实践掌握。

我们在这里突出了“话语实践”，把语言的系统规则和言语的实践活动包含在了“文学是一种话语实践”的概括之中。主要目的有三个：

第一，抓住文学的核心环节——文学意义的生成。在现代语言学诞生之前，语言实践或者语言生产被认为是人类特定的符号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中心即是意义的生成。没有意义的生产，也就没有必要谈论语言活动或者语言实践了。正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所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传递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十分敏锐，以至它们在自己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很容易地学会听懂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表示依恋、感激等等的表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经常接触的人几乎不能不相信：有足够的情况表明，这些动物现在感到没有说话能力是一种缺陷。不过，它们的发音器官可惜过分地专门朝特定的方向发展了，再也无法补救这种缺陷。但是，只要有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10]由此可见，人类语言的产生恰恰是因为劳动使得人类有着更加复杂的意义要在人群中交流传达。因此，语言文字的核心作用就是表达意义，这个意义包括了认识、情感和意志等方面。而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文学生产的核心环节就应是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意义的作用，我们运用“话语实践”界定文学则更加精准地标识出了文学的意义生成这个核心环节。

第二，把文学作为语言的言语活动具体到话语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话语意义生成，当然不是言说者的自言自语，也不是为了意义生成而生成意义，其根本目的在于交流、对话、沟通，这正是劳动之所以能够使人产生语言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11]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人类的发音器官在劳动中得以改造，人类特有的分音节的语言也逐渐形成。文学生产更加是人类交流、对话、沟通等语言意义的运用。文学生产要表达出文学生产者的感受、思想、情感、意愿、希望等等，而文学表达是需要倾诉对象的，也即文学的消费者、接受者、呼应者。最早的文学生产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如人类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诗歌，由人们口耳相传，流传至今，这些生动地表明，文学文本作品是人们交流、对话、沟通的载体，是为了交流感情、沟通思想、完成对话愿望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和文论流行文学的模仿说、镜子说、再现说等，针对这些观点或理论中的片面认识，一些作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提出了“表现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则率先提出了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实践—精神的”把握世界论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或理论之中都包含了意义交流、意义沟通、意义对话的内涵。美国现代美学家苏珊·朗格则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12]苏联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文学是一种生成意义的“对话”。德国解释学美学家伽达默尔主张，文学的意义生成在于作者和读者的“视界融合”，是在不断阅读之中的“效果历史”，因此文学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美学家德里达更是坚称，语言文本的意义是语言的异延、播撒留下的痕迹，是永远不可能确定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揭示了文学意义生成的交流性、对话性、沟通性。因此，把文学界定为话语实践能够如实反映文学话语意义的交流性、对话性、沟通性。

第三，把文学作为语言文字规则体系的运用与文学意义的生成，即话语实践联系起来。尽管语言作为符号是约定俗成的，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但是，每一种特定的语言都有其相对固定的语音、文字、词语、句子构成和变化的系统规则。尽管现代语言学把语言系统划分为语言、言语、话语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已然是一个具有内在规则和逻辑的整体。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命题在当今现代语言学的语境中被重新审视时，就应该考虑这三者的逻辑关系。语言系统规则是话语意义生成的内在机制，人类的言语活动和话语意义生成都必须根据这个内在机制，而言语活动遵循语言系统规则进行，就是为了生成话语意义，所以，话语意义生成是语言实践的根本、核心、指归。因此，只有把文学概括为话语实践才能够真正实现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言语—话语”的整体逻辑，才能够以“话语实践”把文学的话语意义生成，生成交流、沟通、对话文学意义的言语活动，话语意义生成和言语活动根据的语言系统规则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如实、合理、全面地揭示文学作为艺术生产的本质和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