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沙孟海

同窗四年的好友，被女师校方的一纸“开除令”拆散了。陈逸仙同朱贻荫依依不舍地作别，她告诉朱贻荫，她已跟母亲、姐姐商量好，决定离开宁波，去闯外面的世界。她还将自己的书法老师、此时已在上海做事的沙孟海先生闻讯后写给她的一封信给朱贻荫看，内中有这样的话：“道希足下，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耳，何必与人争议过激？……”“道希”是沙孟海给陈逸仙起的名字，这位书法名家十分赏识陈逸仙的才智，一心希望自己的门生能传承中华书艺，将来当一名女书法家，因此劝慰她不要被社会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业，陈逸仙却回信给他说“今后恐怕不会写字了，因为书法不能救国”，她要走“另一条路”。为了感谢恩师的栽培，陈逸仙特地写了一幅单条和四幅屏条寄给沙孟海先生，作为纪念。沙孟海收到后，展读条幅上女弟子那娟秀又挺劲的手迹，十分喜爱，对她有如此功底而不再钻研书法之道，也备加惋惜。

不久，朱贻荫就接到陈逸仙从杭州寄来的信，得知她已考入杭州女中。在杭州女中只读了一个学期的陈逸仙，翌年（1926年）早春，又到了上海，考进上海国民大学文科就读，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浙区委委员兼小沙渡团部书记徐玮，由徐玮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从这时起，还未满十九岁的陈逸仙真正走上了“另一条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沪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名职业革命者。

这年夏天，朱贻荫从宁波女师毕业，经人介绍去上海一吴姓人家当家庭教师，也来到了黄浦江边。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大都会里，她自然想见已分别多时的老同学，一天有了空闲，便按着陈逸仙曾经留给她的地址，走进了戈登路715号。这是一座只有两间平房的小院，院子里种着三株石榴树，屋主人很风雅地将自己的寓所称为“若榴书屋”，因为他的名字里也有一个“若”字——他，就是陈逸仙的书法老师、本名“沙文若”的沙孟海先生。

沙孟海先生此时也很年轻，才二十六岁。他是赫赫有名的宁波沙氏五兄弟中的老大，出身于四明山下一个寒儒之家，由于严格的家教，自幼便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宁波四师苦读的五年中，在冯君木、洪佛矢等名师指导下，学业更加精进，尤以篆字书法闻名甬江。四师毕业后，沙孟海被宁波富商蔡琴孙聘为家庭教师，教授他的两个女儿练字，因这两位千金小姐又都在女师读书并与陈逸仙同班，由她们介绍，陈逸仙才成了沙先生的门下弟子。后来，沙孟海移居上海，任教于恩师冯君木执掌的修能学社，有机会结识康有为、吴昌硕、郑孝胥等前辈鸿儒，在文史与书画金石方面所学更多，兼收并蓄愈益深广，其书法篆刻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人才济济、花团锦簇的申城书坛崭露头角。

和沙孟海一心做学问不同，他照拂下成长起来的几个弟兄，受20年代中期国内政治形势的激荡，早在学生时代就投身于宁波地区的反帝爱国斗争，并且成了CP（中国共产党）和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成员。曾任宁波学联主席、到女师来声援陈逸仙她们的四中学生沙文威，就是沙孟海的四弟。比陈逸仙还小两岁的沙文威，此时也奉中共江浙区委之命调来上海，年仅十七岁的他在上海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小沙渡担任中共江浙区小沙渡部委的组织部部长，和陈逸仙的上海国民大学同学徐玮在一起工作。沙孟海的二弟沙文求，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于1925年冬天回宁波老家鄞县沙村，发动贫苦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反封建、打土豪”的革命活动，半年后斗争转入低潮，孙传芳的军阀政府下发悬赏通缉令要捉拿“乱党”，他才又回到上海，在大哥的“若榴书屋”暂避风头。

做过沙孟海学生，又是沙文威战友的宁波姑娘陈逸仙，1926年早春到了上海以后，自然是恩师家的常客。此时正值暑假，她和文威、文求、徐玮合租了沙孟海寓所隔壁的房子，那里实际上成了上海党团组织的一个活动地点，经常进出的还有冯定（冯君木之子，后来成为中共党内著名理论家）、庄炯、徐雪寒等来自宁波、绍兴等地的旅沪青年革命者。他们利用沙孟海的合法身份和社会名望做掩护，“若榴书屋”满屋满墙挂着的书画条幅和进出的文人雅士，常常使英租界上跟踪的“狗眼”迷惑不解地望而止步。

朱贻荫来拜访的那天傍晚，几个年轻人正在那庭院里的石榴树下乘凉，有说有笑，老同学的到来，更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大半年不见，圆脸庞的陈逸仙好像瘦了不少，人也变得成熟了，镜架后面的目光也因为生活与斗争的磨炼比过去更加坚毅、沉着了。她将朱贻荫介绍给院子里的几位男士，沙文威并不陌生，当年在竹洲岛上就见过，文求和徐玮是初会，久闻大名而又不难辨认的是年纪较长、风度儒雅的沙孟海先生，陈逸仙笑着说：

“孟海师，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我最要好的女师同学朱贻荫，她是镇海的名门闺秀，书读得多，字也写得比我好，早就想跟先生学字了，可惜晚了一步，先生离开了宁波。”

“现在学也不迟呀，不是都到上海来了吗？”快人快语的徐玮插了一句嘴。

朱贻荫有些腼腆地笑起来，向沙孟海行礼后说道：“逸仙妹谬奖了，我的字哪里比得上她，拜沙先生为师的愿望是有的，就怕沙先生不收我这个徒弟。”

“哪里哪里。”沙孟海望着这个身材修长、仪态文静的女青年，心里已有几分好感：“既然是道希的好友，当然也就不是外人……”

听到“道希”这个沙孟海为陈逸仙取的别号，朱贻荫不觉心有所动。她早就觉得“贻荫”二字太陈旧、太俗套，希望有所改变，因此也大胆地向沙先生提出为自己取新名字的请求。她没有多加解释，其实这在那个新旧裂变的年代里是常有的事。上了几年女师，受到新思潮、新文化的熏陶，特别是经受了“五卅”以来反帝爱国斗争和民主运动的锻炼，她恨不得能摆脱封建大家庭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束缚，能像陈逸仙一样去追求自由和解放，取一个新名字，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沙孟海答应了这个初次见面的新徒弟的要求。

让朱贻荫想不到的是，她同陈逸仙刚刚在上海重逢却又要分手了。陈逸仙不无兴奋地告诉她：“贻荫姐，你再晚来一天就见不到我了，我明天就要和文求一起去广州——”

此时的南国花城，正是国民革命波澜壮阔的中心。陈逸仙和沙文求都是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南下受训的青年干部，但陈逸仙只对朱贻荫说，他们是去广州的广东大学文科读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东西。在陈逸仙的眼里，像朱贻荫这样的富家女要完全同旧家庭、旧传统决裂，投身到革命营垒中来，恐怕还有许多路要走。因为她知道朱贻荫来上海当家庭教师的那个吴姓雇主也是一户有钱人家，同朱家是世交，吴家有心娶个门当户对、知书识礼的媳妇，请朱贻荫来家教书，也是想让她同吴家公子互相熟悉，培养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向老同学暴露自己革命者的身份。

一向为朱贻荫所羡慕和敬佩的陈逸仙，这回真的要远走高飞了，此行的迢遥和艰难恐怕连当事者本人也难以预料：前方等待着她和他们的，是一条跨越千山万水，也跨越新旧两个世界的盗火者之路；也是一条挟带着闪电与雷霆，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勇敢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海燕之路……就像当时的红色歌手、年轻的无产阶级诗人殷夫在《血字》这首诗中所宣言的那样：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风云急剧变幻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小小年纪、满怀理想与激情的优秀知识分子，的确以稚嫩的肩头和坚定的脚步，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和同辈人的前头。

陈逸仙到广州后，即在广东大学受训并担任了广东省共青团宣传部委员、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编辑。1927年年初培训结束，随少共中央书记李求实赴湖南长沙，做宣传和干部培训工作，同年4月去武汉，列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由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推荐，担任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并在那里转为中共正式党员。7月中旬，“宁汉合流”，形势突变，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省委书记张太雷为保存革命力量，安排一批青年干部赴苏联学习，陈逸仙作为这批青年干部中的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于同年10月带队从上海港出发，先到海参崴，再从那里坐火车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原野，去莫斯科。1927年深秋，一个雪霁初晴的北国之晨，二十岁的年轻姑娘、优秀的共青团干部和共产党员陈逸仙，走进了向往已久的“红都”，当上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原名中山大学，简称“中大”或“劳大”）的一名新生。

陈逸仙在莫斯科一住四年，在这里，她接触到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来苏联出席中共“六大”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聆听了他们的教诲和指导。在“劳大”，她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孙冶方、陆定一、钱瑛、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等党内重要干部都是同学或校友，有过许多密切的交往。1929年冬，苏共“清党”运动波及“劳大”的中共支部，陈逸仙也“领教”了当时已经毕业、做了米夫校长秘书的王明等人的极左嘴脸，与他们打击迫害中共学生、制造“江浙同乡会”冤案的丑恶行径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要不是她在1930年7月，同邓中夏、陆定一等同志奉调回国，她很可能难以逃脱王明等人已经为她准备好黑材料的“清党”之灾。

在莫斯科，陈逸仙还意外地见到了1929年来苏联、在少共马列学院学习的宁波同乡沙文汉。沙文汉是沙孟海先生的三弟，排行在老二沙文求、老四沙文威之间。早在“五卅”那年女师学潮受挫、陈逸仙被校方“除名”时，她就从沙文威手中读到当时还是宁波甲种商业学校四年级学生的沙文汉写的一首诗：“一波未息一波生，要路多从险处争；百折千回流到海，几时曾见大江平？”诗中深邃的思考和纵横的才情，给逆境中的陈逸仙带来很大的鼓舞。异国他乡的会面，更使这两位年龄相仿、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见如故，彼此都非常兴奋，有说不完的话题。当陈逸仙关切地打听国内友人的近况，问到同自己一起赴广州、担任团市委秘书长的沙文求时，文汉沉痛地告之：1927年年底由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沙文求临危受命，寻找失散战友、援助牺牲者家属，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不幸于1928年8月被捕。受尽酷刑的他没有向敌人屈服，二十四岁的年轻生命同周文雍、陈铁军等烈士一起，在广州红花岗上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逸仙明亮的大眼睛里溢满了晶莹的泪水，她的心已不止一次地经受这样的震颤与哀恸了。她所熟悉的向警予、李求实、徐玮等领导同志和革命战友，此时都已经因蒋介石的背叛革命，倒在“四一二”政变所袭来的腥风血雨中。她和沙文汉互相勉励，一定要接过这些牺牲同志手中的红旗，早日学成回国，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就在陈逸仙远离家乡和故交、奔赴新的人生彼岸的时候，同窗好友朱贻荫仍然徘徊在原先的生活轨道上。她在上海吴姓人家当家庭教师，工作很尽责，日子过得很安逸，吴家对她也很不错，但同吴家公子的“感情联络”始终没有得到发展。也许是两家长辈“剃头挑子一头热”，也许是当事人双方接触后觉得不适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女师毕业后的这次“沪上有约”，在朱贻荫个人的情感履历上留下的只是空白。

填充她有些单调、寂寞的教书生涯的，倒是每两周一次去戈登路“若榴书屋”接受书法指导。沙孟海先生非常欣赏这位态度认真、练笔勤奋、悟性也高的女弟子，他看到朱贻荫临摹王羲之的《圣教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等法帖都有一些功底，但笔锋还比较柔弱，便启发她多临汉碑，要不拘一格地汲取各家之所长，用心揣摩，才能融会贯通，超越自我。半年下来，朱贻荫的楷书和行书都有了较快的提高。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沙孟海名满天下成了一代宗师，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还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

……一位幽静的姑娘写出一手端秀的小楷，我极口称赞她，她也更加努力。

她是浙江镇海人，原名贻荫，自己感到字面平凡，要我更取典雅的名字。我给她取名谌之，字弥明。她从此改用新名字，并请我刻名字两印。不久她要结婚了，远嫁到沈阳陈氏。我另刻一方“弥明欢喜”四字象牙小印作为贺礼。她也曾为我写过一张小楷册页。

这里说的“取名”一事，便是前面提到的“沙孟海答应了这个初次见面的新徒弟的要求”。从此，我们的主人公便有了“朱谌之”这样一个新名字。“谌”者，相信、诚然也；字“弥明”，则有永远光明磊落之意。

从1926年夏天到1927年初春，在上海生活的大半年，对这位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姑娘来说，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拜沙孟海先生为师了。这是她与陈逸仙同窗之谊的延伸，也是她同沙氏兄弟进一步结识的开始——日后，我们还会看到作为革命者的朱谌之同沙文汉、沙文威（改名史永）等地下党负责人的交往。她继陈逸仙之后，虽然相隔多年又历尽曲折与蹉跎，但同样毅然踏上了那条千山万水和疾风骤雨之路……正像“谌之”和“弥明”这新名字所内涵和预期的那样。

追求真理、拥抱光明成了她人生的信念、前进的方向，成了她战胜困难、闯关夺隘的巨大精神动力。尽管她后来因革命工作需要又有了一个流传更广，且简单易记的化名“朱枫”，但在许多重要场合，包括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和1983年国家民政部两度为她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上所用的名字仍然是朱谌之。[2]

同样难得的是，沙孟海先生将朱谌之当年赠送给他的墨宝也保存了下来。1950年闻听烈士在台湾牺牲的噩耗后，他出于对故人的颂扬和永远纪念，将珍贵的烈士手迹送交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因此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目睹这件跨越了时空、记录着20世纪20年代一位年轻知识女性才情焕发的小楷册页《前赤壁赋》：那端秀、清丽又遒劲的笔触，那力透纸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浓重书卷气，展现出传统文化在一个革命者成长过程中所留下的金石可镂、寸心可镌的点点印痕，不言而喻地说明了一个完美人格和崇高精神世界的塑造与形成，需要经过怎样的熏陶和砥砺，也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长期的知识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