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魔幻现状

当所有的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来统筹的时候，如何发放和配给这笔教育财政的款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当前县域教育的一些“魔幻现状”。

第一个魔幻现状就是“撤点并校”。这个政策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它原本叫“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是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这个政策的初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后却被执行成了撤点并校，把教学点撤掉，把村小合并，大部分学生全面集中到镇里，变成镇中心学校。如果我们用经济的视角来理解这件事就会很简单——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学校那么分散，很难管理，每一笔钱花到每一个村小，也看不出效益。因此，对规模效益的追求使撤点并校在乡村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很多村小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直到2012年，国家审计总署开始审计过去的十年到底撤了多少学校，撤掉的村小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甚至有人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村小消亡的速度。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在肯定布局调整“改善了办学条件，优化了教师队伍配置，提高了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的同时，也看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幅减少，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问题”。

撤点并校带来的这些现实问题中，第一个是县里的中心学校超大班额。一个小学动不动就上千人，我调研时去过一些镇里的小学，一年级的一个班可以达到90—110人。在这样拥挤的空间里面，一个6—7岁的孩子怎么学习？教师又怎么上课？第二个问题是村里学生上学路途遥远。当城市正在倡导就近入学的时候，农村正在实施撤点并校，这些乡村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应该实现就近入学？当孩子们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需要坐校车的时候，校车由谁来提供？回顾一下就知道，2011年的11月至12月媒体曾报道过时间间隔非常短的三起校车事故，首先是甘肃正宁县，然后是江苏丰县，再就是浙江杭州。三起事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最后人们都转向质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孩子为什么上学这么遥远？家校之间路途上的安全谁来负责？2012年，国家出台校车质量标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有需求的学校几乎都配备了校车。第三个问题是低学段学生寄宿。撤校并点后学生上学路途遥远，谁都能想到，解决的方式就是实施寄宿制。然而对于小学甚至是更低幼阶段的孩子来说，他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几年，就得投入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环境中去受教育和生活，这不但不符合教育心理学的要求，不符合伦常和常识，也容易导致家庭教育过早缺位。

第二个魔幻现状可以简单地总结为村里“躺平”。我去过一所县中，校长说：“中考结束之后前100名只剩15个学生留下了，好学生全都走了，再怎么教都没有办法体现我们的工作价值。”所以老师们也不好好教了，学生也不好好学，每天都在混日子。这种情况直接往下复制和波及，一直漫延到村里的学校。我曾路过一个村里的小学，顺便进去看看，看见大冬天的一个老师就穿着毛茸茸的睡衣睡裤坐在讲台边上打瞌睡、烤火。还有的学校，课桌椅、黑板都很新，配备了电视机和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室里的物质环境跟城里学校差别很小，但是这个学校一个人都没有了。是家长不愿意送过来吗？因为很多家长都去城里打工了，把孩子也带走了。学校也觉得冤，我把一切都配备好了，是你自己不愿意来。但是何为不愿意？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每次看到条件这么好却人去楼空的学校时，我似乎看见了一种人心的“塌陷”。人们不再信任一个村小可以安稳地扎根在这个村子里头，能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一种稳定的对未来的预期。

第三个魔幻现状是县里“内卷”。其实这个当下时兴的词还不足够准确，我还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内耗”。通过撤点并校把散落在村镇里面的学生集中到县城来上学，把所有人都放在一起，很激烈的竞争就开始了。县里面的班级之内和班级之间，甚至是县与县之间，都开始了非常严苛的竞争。这种竞争给市场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很便利的机会。在过去十几年中，很多县都在努力引进外部名校资源。外部名校输入品牌，县政府根据本地土地财政给出一些政策优惠，结合房地产开发，三方一拍即合，就能迅速地在一两年之内崛起一所“新贵高中”。通过学校优越的经济条件，提供学费减免或者奖学金，把优秀的学生都集中到这个学校，再重金聘请几位知名教师，一下子就能让这个学校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而县里其他学校的重要工作就变成了留住生源，过不了两年连这个举措都变得非常困难。在有的县甚至明确规定，县里中考前600名的学生给某所新建的高中，剩下原来老牌的两所高中就只能招收上了普高线但是在600名以后的学生。可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好并不表明整个县域的教育好，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很繁荣，教育竞争的活力被激发了，但是整个县域的教育生态可能就被破坏了。原本一个县里的几所学校可以基于本地的民情风尚相安无事而踏实地办学，但是现在所有人却要被迫参与这种人为制造的竞争当中，突然多出来好多事情，也多出来好多要处理的问题。

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下，县里的学校是不会眼光向下关心村里、镇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他们只会眼光向外向上，去看城里的学校是怎么搞的，看北京、上海的教育改革是怎么做的，派学校的骨干教师去一线城市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不知不觉地就成了城市精英教育的追随者。但是精英教育其实是不太适合县域的，这种教育理念一旦进入县域，就全面地忽略了类似富士康工人的教育需求。这些工人的存在时时刻刻在挑战这种县域学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沦为精英教育追随者的正当性。而县域学校也逐渐在这种追随当中，变成了被帮扶或淘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