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与话语条件

一切社会生活、社会现象与社会存在总是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表现，人的活动可区分为思言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个体的思言行与社会思想体系、话语体系与文明体系的关系，以及个体思言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关系上。社会发展表现为这一关系的演变，社会治理就是解决这一关系演变发展中的矛盾。人们的思想观念（思）不仅需要通过文明事物的创造呈现（行），也需要通过语言交流和表达（言）。社会思想体系的构建不能脱离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一集中体现需要体现在个体的思言行与社会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与文明体系的关系上，体现在个体的思言行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关系上。

无论《旧约》的通天塔故事，还是孔子对“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的认识，寓意中西方对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话语条件的自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设，即是文明体系的建设，还需要文化建设，即需要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人类社会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思想需要在交流中发展。我们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一方面，需要能够满足国内外不同思想观念交流与争论的功能，不能成为自话自说的封闭体系，要具有开放性；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有立场与话语权，要能表达中国人民对现代化性质、目的与原因的认识，能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科学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构建了不同的治国理政学说。我们既要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交流往来，也要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西方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民主、法治与自由提供思想与话语条件。

西方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通过法律制度为其社会变革与发展提供合法性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为其社会变革与发展提供合理性的过程。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重农学派，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在边际革命基础上所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历史学派的非主流经济学，西方学者都会在认识论上自觉阐释对科学性质的不同认识，将通过分析市场经济运行所遵循的规律，认识社会治理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转变发展的合理性作为基本问题，由此贡献着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理论。西方通过分析语言认识思维规律的学术传统，使得西方学者高度重视在概念与逻辑上阐释自己对科学性质的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表现为市场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分析这一关系的不同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对社会发展的理性、逻辑与真理的认识不同，形成的社会治理思想不同。

自甲骨文起始，汉字延绵不绝发展三千多年，作为承载中国文化的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社会生活的性质、目的与原因的博大精深的认识。中国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上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中国现代化是中国人思言行与中国思想体系、话语体系与文明体系关系的重构，也是中国经济体系与政治体制，即中国文明体系的重构，是中国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即中国文化的重构。文明与文化是在流动和交流中嬗变的。例如，发端于意大利的现代金融经由安特卫普和英国，成就了今天美国的金融霸权；佛学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的现代思想、话语与文明，及其经济、政治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还取决于中国人在自身历史条件下如何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现代化。我们需要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国与世界思言行的交流互动中，认识中国相应的思想、话语与文明体系，以及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转变与发展。

中国现代化是中国人的思言行与中国思想体系、话语体系与文明体系关系的重构，这一重构在文明体系上表现为市场经济运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上，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世济民学说，也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我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也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成为我国经济学者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不同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就涉及我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综合西方经济学，与时俱进地创建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