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是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坎，就是经典文本的翻译”[1]，翻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语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是近三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随着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概念界定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关问题的研究，首要前提是确定什么样的著作才能称得上为“经典著作”。《辞海》中对“经典”一词的解释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二是古代儒家的经籍或宗教的经书。《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一书，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基本部类，列于首位”[2]。当前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范畴界定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学术观点（按照经典作家从多到少的顺序）：一是“六作家说”，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及其著作；二是“五作家说”，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及其著作；三是“四作家说”，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其著作；四是“三作家说”，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等。

可见，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概念界定标准都有自己的独特认知。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与创始人的著作及列宁的著作”[3]。有的研究者则认为，经典著作一般包含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层面[4]。从该研究者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包括基础理论（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的著作），也包括应用理论（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的著作及党的重要文献）等。还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实质性要件进行深入探讨，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有三个：一是应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二是应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或指导重大现实问题的功能，三是应具有一般著作的文本存在形态[5]。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众多领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基于此，从本课题的具体研究层面来讲，因为主要是探讨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和传播，所以本课题涉及的在中国编译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包括其他对经典著作进行阐释的研究性著作，重点探讨这些著作在近代中国的“编译和传播”情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等。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重要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等，则不在本课题探讨范畴之内。

（二）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系统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的编译与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初步编译和传播阶段；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系统编译和传播阶段；三是自改革开放迄今（1978—　）深入编译和研究阶段。当前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成熟，成果丰富，而对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该问题的研究则较为薄弱。

1.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编译与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事业成就辉煌，相继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和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文选》（上下册）、《斯大林全集》13卷、《斯大林选集》（上下册）和《斯大林文集》（1卷），《马列主义文库》中文版21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列宁专题文集》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95年版、2012年版），《列宁选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972年版及1995年版，2012年又出版第三版修订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预计出版70卷，截至2017年已经出版27卷），以及各种版本的文选、选集和专题汇编[6]等。

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是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出版的最为系统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汇总，它是依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德文版翻译的，在卷次划分和文献编辑原则方面，中文版与俄文版相同，于1985年出齐。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除了部分重点著作依据原文版翻译和校订外，其他的基本上是以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的，难免存在资料不够翔实，一些注释涉及的历史事件缺乏确切的考证和介绍等问题。为此，中央编译局以MEGA2为蓝本，制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译计划，计划出70卷，截至2017年已经出版27卷，该版收文更全面、准确。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于1953年启动，到1963年出齐，根据俄文第四版编译。中文第二版60卷于1990年出齐。新版《列宁全集》与旧版相比，收藏文献丰富，该版本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收载列宁文献最多的版本，“文献总量达9289件，比中文第1版多21卷，多收列宁文献5009件；比俄文第5版多5卷，文献总量也大大超过了俄文第5版。新增加的文献大部分写于十月革命以后，内容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科学文化、对外关系、国际共运等方面”[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首次采用按年代编排与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编辑方法，“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8]。《列宁专题文集》也采用全新的编辑思路和框架结构，主要是满足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列宁思想的现实需要，该文集是从60卷《列宁全集》中精选115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章、报告、笔记和书信等汇编而成。

此外，为普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央编译局还编选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单行本，《马克思恩格斯论法》《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等专题文集，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学习导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等干部学习辅导读物及《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等大众普及读物，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种类。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特点，如前面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出版了50卷，而德国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出版了正卷39卷和补卷4卷，共43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也是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全面的版本等。

2.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深入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编译与广泛传播，学界对此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除了发表大量研究性论文外，还有许多代表性专著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以中央编译局和社科院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素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语义学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在中国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作者把传播史研究和概念范畴史研究相结合，从理论源头上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规律和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历史经验等。庄前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的文献的出版和传播进行了专门论述，尤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文献在世界其他各国的传播进行了详细研究，该著作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传播、出版和考证的基本情况等。

此外，还有中央编译局俞可平主编的《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以论文集的形式向读者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成果，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译和研究工作的基本经验，认真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程”[9]，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进行了分析研究，等等。

（三）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初步研究

与对新中国成立后经典著作的系统编译和深入研究相比，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取得的部分涉及该专题的代表性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主要有：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与《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中央编译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63年版），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唐宝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东主编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彭继红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蔡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多元性探究——以共产国际、国民党人为对象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及邱少明的《文本与主义——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为今后继续加强对本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其中，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部分列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编译和发行情况，对继续深入研究本课题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从书目学的角度，“汇集了1980年以前出版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本517种”[10]，并详细介绍了每一种经典译著的译文来源、译者、出版时间、出版地点等，对今后的学术研究有重要史料参考价值。1983年中央编译局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分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回忆”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两部分，在以较大篇幅呈现各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和出版者所撰写回忆录的基础上，按历史年代顺序简要介绍了各个时期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情况，并配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插图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第一版书目。该著作由于出版时间早，且有着其他著述所难以企及的权威性，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一书，在引用丰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详细情况及国民党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等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初期传播研究较为翔实的一部学术专著。彭继红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探讨了189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路径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影响等。蔡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多元性探究——以共产国际、国民党人为对象的分析》，主要从多个角度详细探讨了苏俄、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及其评价等。邱少明的《文本与主义——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1949）》，对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进行了认真梳理、考证和阐释，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生成的客观逻辑，并在研究的整体理论架构、理论观点与研究视角等方面有所创新，这也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还有国外部分学者从思想史角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早期编译与传播问题。尽管国外学者研究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受到政治立场、文献资料等方面的限制，而且有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他们在研究中采用的新的研究视角，提出的一些独到见解、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对于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积极意义”[11]。如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出版社2006年版）是国外第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专著，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贡献较大，有研究者认为，这些贡献主要有：“一是用大量不可撼动的史料，基本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日本这条线传到中国来的。书中《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等基础性的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二是利用日本档案和其他史料，较清楚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旅日早期组织的情况。三是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范式”[12]。还有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德里克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这些著述也部分涉及了经典著作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问题。

（四）对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

如前所述，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研究著述。但客观地讲，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这些研究著述中，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中许多著述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叙述和对中央文献的通俗解读与宣传层面上，对许多问题的研究缺乏新角度和新观点，研究深度尚待加强，研究领域有待拓展。

从研究内容方面讲，有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个别章节有对经典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某个具体时期的编译与传播的一般性简单介绍，研究略为粗糙，缺乏详细史料支撑和必要理论阐释，而对其在整个新中国成立前阶段（1919—1949）的编译与传播则尚未做出专门系统研究。从研究方法方面讲，有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历史学角度对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展开论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涉及多门学科领域，除了历史学外，还需要整合运用党史学、文化学、传播学与翻译学等学科知识进行系统性与综合性比较研究。例如，从中共党史学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是中共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文化史的角度考量，它又属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今后需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综合比较研究，等等。因此，无论从中共党史学角度来看，还是从传播学和翻译学等学科角度看，本课题还存在很大继续研究和探讨的空间。

总体来讲，当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1919—1949）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还是初步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整体考察视域较窄。

当前学界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史展开简要论述，而对经典著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编译与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编译机构、编译方法及传播途径等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需要从翻译家的翻译实践方面来研究和论述经典著作编译历程。总的来说，呈现出广度不宽、深度不够的特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亟待加深。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主体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

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主体不仅有领袖人物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主要由知识分子群体开创的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和提供的较为系统完整的编译成果，对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主体问题的研究呈现“重领袖人物群体、轻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未全面展示知识分子群体在编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具体研究视角上也缺乏对他们的深入研究，如时代背景、生活阅历、知识结构等因素对他们编译与传播经典著作的影响等。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领域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涵盖领域广泛，涉及哲学、经济、军事、文学、民族、工运等内容。当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多涉及哲学领域，有一定学术价值，但难以反映其整体情况，对其他领域如经济学、史学、文艺学、军事学等方面则缺乏深入细致研究，今后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当前学界忽略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关系问题的研究，这在今后研究中需重点关注并不断加强。

第五，经典著作版本比较、文本研究及名篇解读等方面研究有待加强。

当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经典著作的版本选择、名称翻译、文本主题、主要观点解读、理论主线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够深入和不够全面的状况，今后在这些方面需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第六，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有待提高。

当前研究在资料收集和利用方面尚缺乏权威资料，表现在对原始文本掌握不够全面，研究成果呈现以政治宣传和叙述类居多、学理性探讨较少等特点。此外，学界对本课题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缺乏综合性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等等。

综之，当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本课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一般性介绍，偏重于史实叙述，对于“编译与传播”的客观性分析与论证不足，特别对编译种类、基本特征、传播途径等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研究，对于其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也少有理论概括，等等。为此，本课题在全面分析当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力图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力争在对新中国成立前该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进展。

注释：

[1]薄洁萍.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记奋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线的中共中央编译局优秀翻译家群体［N］.光明日报，2011-06-26（2）.

[2]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1.

[3]刘友田.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三维审视［J］.思想教育研究，2012（6）：60.

[4]刘小兵.凝视经典：关于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的思考［J］.桂海论丛，1998（4）：49.

[5]朱建田，谭希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界定标准探讨［J］.理论与改革，2013（2）：13-15.

[6]专题汇编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挑选有关某专题或某知识领域的著作、文摘和语录汇集而成的，如《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论战争与和平》《斯大林论青年》等等。专题汇编也有几个经典作家作品的合编，如《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巴黎公社》《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研究历史》等等。

[7]俞可平.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编辑说明1.

[9]俞可平.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

[10]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说明部分1.

[11]蔺淑英.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研究述略［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6）：91.

[12]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