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的九品得人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虞翻曾孙虞喜撰），记载吴大帝少子，也就是吴国第二位皇帝孙亮当政时，山阴人朱育讲述的当年王朗（王景兴）问士于功曹虞翻，虞翻历数一大批浙江贤达名士的盛况。虞翻先述“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催发下，“是以忠臣系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接着，虞翻一口气列出可称“海内之英”者二十余人：

海内闻名的孝子句章董黯，粲然传世的太中大夫山阴陈嚣，清亮质直、不畏强御的太尉山阴郑公，孝家忠朝的鲁相山阴钟离意，上契天心、功德治状记在汉籍的陈宫、费齐，洪才渊懿、学究道源的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拔济一郡、让爵土之封的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三世死义的决曹掾上虞孟英，敦终始之义的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余姚驷勋，主簿句章郑云，济君于难的 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委身授命、垂声来世的扬州从事句章王修，列在八俊、为世英彦的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桓帝妻以公主的尚书乌伤杨乔，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的近故太尉上虞朱公，投水孝父的上虞女子曹娥，又有可为太伯之俦的越王翳、汉惠帝时出则济难的鄞大里黄公、王莽时抗节不行的征士余姚严遵。

此外，朱育再补充有：志怀霜雪的近者太守上虞陈业，聪明大略、忠直謇谔的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渊懿纯德的帝师儒太子少傅山阴阚泽，雄姿武毅、立功当世的后将军贺齐，探极秘术、言合神明的太史令上虞吴范;文章之士中，立言粲盛的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阳太守章安虞翔，弟犯公宪、自杀乞代的处士 卢叙，代父死罪的孝子吴宁斯敦、山阴祁庚、上虞樊正，丧身不顾、死不亏行的孝女烈女松阳柳朱、永宁翟素，等等。“皆著于传籍，较然彰明。”

以上所列诸人籍里，基本上都在今天的浙江境内。既有名传千古，至今为国人传为美谈的孝子董黯（句章即今天的慈溪，慈溪原名大隐溪，因黯之孝慈而更名），又有投水救父的孝女曹娥;既有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学识渊博的赵晔、虞翻、阚泽，也有品行高洁的严遵;既有忧国尽忠的钟离意，也有兴国明君越王翳。当然，虞翻和朱育之言，或也有部分溢美过誉之嫌，但至少说明一点，到三国时，浙江大地上已出现与中原文化并俦，可堪为国之栋梁，并在千年之后仍具有全国声誉的名流英杰。

如前所述，春秋时范蠡、文种等名臣，就是由齐、楚迁越的，是属于相对较早的一批。随着政治、经济以及避祸等复杂的原因，从外域尤其齐鲁中原南迁越地的人越来越多。《浙江通史》在综合先秦至汉末这一时间段的北人南迁活动时，有一个很好的概括：

秦汉时期，北方人口迁入，一是随着郡县制的推行，这里的郡县官员由北方人士担任，他们取代楚人、越人，成为这里的统治阶层;二是朝廷有组织地移民，发生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三是因功分封迁居于此;四是因各种原因避难到此。规模较大的移民有4次，第一次在秦始皇东巡之际，第二次在汉武帝时期，第三次在西汉末年，第四次在东汉末年。（《浙江通史·第3卷·秦汉六朝卷》第三章《秦汉移民与民族融合》第53—54页）

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一批华夏人迁入会稽郡的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诸暨、乌伤、太末等县为官。

据《浙江通史》统计，平帝元始二年（2年），会稽郡领县26个，有223038户，1032604人;丹扬郡领县17个，107541户，405171人。按平均计，会稽郡在今浙江境域18个县，计为154411户，714880人;丹扬郡在今浙江境内2个县，计为12652户，47667人。两者合计为167063户，762547人。按此，加上在山区没有编户的越人以及逃亡匿藏人口，估计当时今浙江地域人口在80万以上。从东晋至南朝陈的近200年中，北方的劳动者和豪门世族大量南迁。“据《通典·食货典》《晋书》卷二六估算，当时南迁至长江流域的总人数超过70万人，其中一部分流落到吴、吴兴及浙江东五郡定居。”（《浙江通史·第3卷·秦汉六朝卷》第271页）。

从秦到南朝，因为各种原因的人口南迁，尤其是东晋以后北方豪族的迁入，对浙江的文化发展以至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前文提到的东汉元城大族王充就是一例。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六五），大族纷纷避祸南迁。《浙江通史》将这段时期大族向会稽郡的迁入分为三个时段：（一）西晋怀帝至东晋元帝时期(307—322)。主要有北地泥阳傅氏、颍川鄢陵庾氏、高阳许氏、陈郡阳夏谢氏和袁氏等。（二）东晋成帝至康帝时期(325—344)。有陈留阮氏、太原晋阳王氏、陈郡阳夏袁氏、乐安高氏，以及出身琅邪王氏的高僧竺潜等。（三）穆帝时期(345—361)。主要有太原中都孙氏、江夏李氏、琅邪王氏、谯国戴氏、高平金乡郗氏，以及高僧支遁、帛僧光等。（第259—260页）

陈郡阳夏谢氏家族、琅邪王氏家族、陈留阮氏家族、高平金乡郗氏家族，这些在两晋南北朝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著名的簪缨世家的加入，对浙江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刘邦定祚后的这一道诏令，可以看作是开两汉三百年察举的先鞭。但确指与其对天下“共平之”“共安利”的“贤人”“贤士大夫”，显然是享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上层社会统治者。这使察举一开始，就带上浓重的特权光环。

到东汉末，各地豪强大族不断涌现，包括东南在内的经济蕃盛的州郡大邦崛起。同时察举运行两百年来，各种弊病和矛盾已清晰显露出来。范晔在《后汉书》卷六十一的“论”中，直陈其弊端：

论曰:古者诸侯岁贡士，进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土。升之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禄之。故王者得其人，进仕劝其行，经邦弘务，所由久矣。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

上文中的左雄，字伯豪，南阳涅阳人，汉顺帝时为尚书令。阳嘉元年，针对东汉察举唯重孝道，不重才学，士人虽饱读诗书，但无实用之才的严重问题，上书“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因左雄对察举的改制，“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嘉，察选清平，多得其人”。确实起到了广征贤才的作用，反过来正证明了通行多年的察举已不能起到真正选拔人才的作用。

汉魏之际的延康元年(220)，尚书陈群“以为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其武官之选，俾护军主之”。（《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三国至隋开皇间的“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所谓九品中正制，是在各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作为专门掌管选拔人才的主官。“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的大、小中正对所在州郡“贤有识鉴者”的人才，按德才等级分为九等（九品），铨次上下，依等荐举，他官不得随意干涉，选才结果最后由司徒任定并任命。

严格说来，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的考定权在主官（出自地方的现任官），在选拔标准上也力争以能力为主，兼重道德（“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较两汉察举是有进步的。但一是中正权力过大，极易造成权衡失当，妄用污人;二是九品之分，标准不清，全在中正裁量，这实际上给地方有权有势的大族提供了充分的寻租机会，极易造成西晋尚书仆射刘毅所说的“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损政之道一也”。这样具有重大缺陷的选人制度，在公卿豪族的把持下，“南朝至于梁、陈，北朝至于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带着它自诞生就具有的劣根性，走过了三百年的历史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