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概况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洛邑，自此开始东周时代。其中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自公元前475年起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止，为战国时代。

中国古代经济最发展处均在黄河流域，但同样是黄河流域，其经济重心在春秋与战国时有所不同。大体言之，春秋时代之经济重心在黄河下游（山东半岛）之齐国，到战国时，经济重心即转移到黄河上游（即今陕西）之秦国。

春秋时代有所谓“五霸”，其中齐国最强大。齐桓公称霸诸侯，其军力之强与其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经济力量雄厚方能配合军事发展，故成为“五霸”之首。到战国后期，齐国军力虽强，但秦国已成为经济中心，故能配合军事力量来统一天下。于是秦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秦始皇成为天下之领袖。

1.春秋时齐国发展之情形

周初，周王封齐太公（即姜太公）于山东半岛。他发现该地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未能善加利用当地的经济资源，于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故齐太公为首先开发山东天然资源者。此外《史记·货殖列传》亦记载曰：“太公劝其女功（纺织业），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又云：“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以上为齐太公在山东时的经济发展情形。

其后到春秋时，管仲相齐桓公，助齐发展，并“修太公之业”，即继续齐太公之经济事业。由于管仲之努力，齐国因而富强，成为“五霸”之盟主。

盐为日常必需品，人赖盐以生存，但盐非任何地区皆有，距海远之地不能以海水制盐（除非如云南、四川有井盐），故各国不得不向齐国购盐，因此齐国与各地之间发生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由于盐的销卖，齐国商业得到极大发展。

海洋交通对齐也有大帮助，靠海运可运盐至多地售卖。齐国在山东，北至渤海，再上去为朝鲜及东北，向东为琉球及日本，为多岛海的地理环境。古代人民生产技术落后，航海船只极为简陋，航行距离不能太远，且速度慢，续航力短，故不能在大洋中航行。而多岛海因中途多休息之地，故原始时代之船也可航行。故山东拥有适宜发展早期海洋交通的有利环境，最宜于古代人民发展航海事业。

因齐靠近海，故较早有航海事业。例如齐国的邹衍，地理知识极丰富，提出“大九洲”（即九大洲）之说。此殆指齐国沿海有大海岛，故名曰“大九洲”，此学说即为“多岛海的宇宙观”，以多岛海为地理背景，发挥对于宇宙的看法。自邹衍之学说可判断齐国沿海已有人航海，不然此“大九洲”说即无产生之可能。

由于齐国航海事业发展早，故齐太公、管仲能先后发展工商业，其理由在此，故齐国成为春秋时代之经济中心。

齐国有两大商业都市。

其一为陶。春秋时在南方有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争战，越国失败，其后范蠡助越败吴。后范蠡辞职经商，地点即在山东南部之“陶”，范蠡遂有“陶朱公”之称。《史记·货殖列传》曰：“陶，天下之中。”此并非说陶在天下之中间，而是说该地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便于货物运输，故而成了商业中心。范蠡在陶经商，自称“陶朱公”，可见当时山东南部的陶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

另一商业大城为临淄。《史记·苏秦列传》曰：“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以上说明临淄城有七万户，以每户男子三人计，则男丁不下20万，连女子则有40多万，可谓极盛。又曰：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春秋时代有数十万人之城市，已可称为工商业中心之大城市。如此大城市，人们不可能都耕种，则粮食何来？城市中人多靠工商业为生，赚了钱购买粮食以消费，故外地粮食需运入临淄，因本城不能自给自足也。该城人民娱乐丰富，可见其生活富庶，人们快乐，故志高气扬。

2.秦国的兴起与强盛

齐国经济一度大盛，但后来渐渐被西方的秦取而代之，故卒由秦统一中国。据《史记·秦本纪》所云，秦国老祖宗非子善养马，周孝王知之，请其养马，马遂大增。周孝王以功封其一邑，即秦，为游牧部落，后来发展成秦国。至秦孝公时（前361—前338年），商鞅管国政，助秦富国，其政策称“商鞅变法”。其变法内容中与经济有关者如下：

（一）鼓励人口移民到秦国。当时三晋（即韩、赵、魏，在今山西省）人口相对多，田地相对少，有人口过剩现象。商鞅鼓励他们到秦国开垦荒地，并准外来移居秦国者三代免服兵役。

（二）废除大家族制，提倡小家庭制。《史记·商君列传》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即每家超过二男子而不分家者，租税要加倍。因为大家族不易发展生产，易产生互相依赖心理，小家庭则可鼓励人努力生产，故要改革为小家庭制度。

（三）鼓励农业与纺织工业发展，以增强国家经济力量。《史记·商君列传》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可免役）。事末利（即投机取巧）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即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也）。”

（四）改革土地制度，破坏井田的阡陌封疆。过去的井田制是每一方里分成九百亩，当时井田有阡陌封疆，即在田与田之间有封记的的疆界。商鞅将其破坏，使井田制度不复存在。因为井田制度实行时，一家人耕百亩，但有的人能多耕而无机会多耕，使生产不能增加。为了尽量发挥劳力，故将井田制度废除。

对井田之改革，非自商鞅始，其实鲁国之前已有改革也。据《左传》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即“履亩而税”，即按照田地亩数多少而收税。此表示在春秋时代，井田制度已有问题，鲁宣公时准许出卖土地，有的人土地增加了，可见井田制已被破坏。因为人人租税相同已不公平，遂按照土地多少来收税。据此推想，商鞅实为顺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当时已非平均百亩式的平分土地，故不如废井田之封疆，使赋税公平。《史记·商君列传》云，商鞅之法“行之十年”，使秦国“家给人足”，可见商鞅的政策使秦国经济力量大为增强。

在战国时代，秦国的水利工程有大发展。秦国强大后，常入侵山西南部的韩国，韩王遂委派水利工程专家郑国为秦兴建水利，以消磨秦之过剩精力。秦政府命郑国指导建设大沟渠，果然为建渠而征调壮丁，秦便无力外侵矣。后来秦发现郑国为特务，欲杀之，郑国承认此事，但说明开渠后对秦有大益处，结果不杀。渠建成后，可溉田四万多顷，因此使每亩田可收一钟（六石四升）。从《汉书·食货志》看，战国时李悝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当时黄河流域的主要作物为粟，只能亩收一石。但郑国渠建成后，灌溉农田使亩收增至六石四升，较原来生产量增加数倍。故此渠之筑成，与秦国农业生产之增加有密切关系。

《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由此可见，关中占天下土地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30%，而财富却占到全国的60%。可见秦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之所在地。

3.春秋战国时代农业情形

上面讲齐、鲁及秦国，已涉及农业问题。到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生产工具已大有进步。如果说周为铜器时代，则战国已进步到铁器时代。在春秋末期，长江下游之吴、越两国已知用铁铸剑。如干将为铸剑专家用铁做成，作战效率特别高。可见当时铁器乃先用于军事，正与商代铜器之由贵族先使用相似。亦即等于今日之原子弹，先用于战争，然后才用作和平用途。故而可以想象得到，由铜器进展到铁器后，也是先作军事用途也。

据《管子》所记，当时耒、耜均用铁来做，《孟子》中也记有“以铁耕”。当时已有铁斧，对耕地面积之增加有大贡献，因其较铜斧锐利也，甚便于伐木。故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有了铁器，便可将丛林辟成土地以从事农耕。《左传·宣公十二年》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另一处称楚国先王“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昭公十二年）。“筚路”即用柴车运输，“蓝缕”即穿破衣，“启山林”即开发之用以谋生和居住。又《左传·昭公十六年》记子产言其先辈“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由上述可见，春秋战国时代农业土地面积之增加，可能是由于进展到铁器时代的缘故。

在铁制的农具中，由耒、耜再发展便是犁，因犁重，故开始用牛拉。牛耕问题之证明有下列数点：

（一）《论语·雍也》中有“犁牛之子”，有人认为“犁”与“牛”连在一起，即用牛拉犁也。但何晏注云“犁，杂文也”，是一形容词，“犁牛”即有杂文而玄色的牛。证明此处的“犁”并非耕具，故不能用以证明用牛耕田。

（二）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有人据此言“牛”与“耕”发生关系。然而以此点证明牛耕之存在，亦有人质疑。因《论语》中并未说伯牛名叫“冉耕”，只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能汉代时已普遍用牛耕，司马迁著《史记》时便将“牛”与“耕”连在一起，故此证据也不够充分。

（三）《国语·晋语》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范氏、中行氏令其子孙去齐国耕田，用祭祀之牛到田中服役。此为春秋时已有牛耕之强有力证据。由过去之“耦耕”（二人合耕）进展到牛耕，可节省人的劳力。

除了铁器的发明和牛耕的使用外，农业其他方面的发展即为水利灌溉。如郑国渠之开发，使秦国亩收达到六石四升。韩国之所以有水利专家如郑国者，可能由于三晋为水利发展较早之地区。又，战国时魏人西门豹将漳水引到河北南部的魏邑邺（今河北临漳西），增加了当地的农产量。

由以上二事可见韩、魏水利事业之发达，秦国的水利亦相继地发展起来。后来秦占有四川（蜀）地区，派李冰为蜀守。据《史记·河渠书》载，李冰到四川后，发展当地水利工程，用以灌溉田地，结果使四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即不必靠天吃饭，而靠人之努力可也）。由于水的供应充分，故农产增加，生活安居了。大体来说，战国前后的水利工程，最先在河北南部及山西发展，再而到秦，再而到蜀。水利在国内渐渐普及，因此土地的生产相对地增加了。

又，关于战国时代的农业生产，据《韩非子》记载当时有“粪田”，可判知当时农民已知用天然肥料（粪）肥田，使生产量增加。且当时人已重视农业研究，《汉书·食货志》载战国时李悝“尽地力之教”，意即研究发挥地力之学说与理论。

由上述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生产进步之情形，可想象当时粮食生产增加，可养活更多人，故人口增加与当时农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山东的临淄一城便有数十万人，即为人口增加之一例证。

同时，战国时战争规模大，出兵多，如赵军40万人为秦军一次坑杀于长平战役中，可见双方出兵之多。此为人口增加之又一例证。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大为发展，则当时农民耕种所得是否自给自足？是否完全自己消费？

中国在战国时代，农民已非自给自足，因同时也为市场而生产。自战国开始，农民生产所得增加，有剩余农产品则拿到市场出卖，而不存留家中，此与农业生产力之提高很有关系。农民有剩余粮食到市场出卖，此可从《孟子》书中证之。《孟子·滕文公上》云：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此段《孟子》所载是孟子与其学生讨论关于“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的问题。许行主张自耕而食，不要靠他人，孟子驳倒学生所问。证明当时之农业生产者，并非过自给自足之生活，乃以粮食换布帛，一部分为市场而生产也，可见当时已是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了。

春秋战国时代农民并非自给自足，而是将农业生产品拿到市场出卖，故田地视离市场远近而价值有高低之别。《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为洛阳人，最初无官做，其嫂轻视之，后努力读书，晚上用锥刺股，终为六国相。再回洛阳，嫂重视之，苏秦问：“何前倨而后恭也？”嫂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遂喟然叹曰：“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负郭田”即洛阳近郊之田地，可见当时若有洛阳近郊的负郭田二顷，生活便可富足。由于洛阳为大城市，为商业中心，农产品多拿到洛阳出卖，运费省，成本低，收入便增加，故洛阳近郊之田价值较一般为高。反之，远离市场之田，价值便相对降低。

此外又有另一故事，《史记·货殖列传》云：“……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带郭”者，在大城附近的田地也。上述《史记》所载，意即假如有一人在万户之大城，有近郊之田千亩，每亩收一钟，又靠近城市，因城市消费大，便有良好收入，乃至与千户侯相等。

今有A田与B田，A田距大城近而B田距大城远，故虽生产量相同，但A田价值比B田为高。因B田距城远，生产物运费高，A田近城，运费低，成本减轻，故B田之价较低。同样，田租亦然，近城者田租较高。在春秋战国时有不少农民将生产物拿到城市去卖，并非自给自足，所以近城的田价值较高，由《货殖列传》可证明。

4.春秋战国时代工业情形

春秋时山东的齐国早已发展工业，齐太公煮海为盐，并发展纺织工业。除山东外，别处也有盐的生产和出卖。如《管子·地数》中说及当时的煮盐工业，除齐国外，尚有今河北辽东地区的燕（近天津，在渤海旁），也煮海水为盐。

又，《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到山西有池盐，当时称为“盬盐”。山西有人叫猗顿，靠制盐发财。又说到有齐国人刁间煮盐卖，利用“桀黠奴”（即狡猾而聪明的奴隶），命其煮盐去卖。

春秋战国时代，冶铁工业也极发达。当时的农民需铁做农具耕田，故铁的使用量极大，开矿冶铁的人生意极好。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冶铁工业家发了大财，如四川卓氏：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又如四川程郑：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又有河南孔氏：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此外尚有山东曹邴“以铁冶起，富至巨万”，河北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以上为《史记》所举当时冶铁工业家，并可见其发展地区。春秋战国时，最早发展冶铁业的地区在黄河中游（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如河南、河北之间的赵国。依上述所记，河北、河南、山东、四川等地冶铁工业均十分发达，其中尤以河北、河南为冶铁工业中心之所在。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可得出下列三结论：

（一）春秋战国时代已由铜器时代进展到铁器时代，铁器成为农民之必需品（作耕具、烹器）。故冶铁业大盛，生意好，使冶铁者发了大财。

（二）当时冶铁业发展地区在魏、赵之间（即河南、河北等地），山东也有，即黄河流域为最先发展冶铁的地区，同时秦国到落后地区（如四川）去开采铁，故冶铁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大为发展。

（三）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除以农业谋生者外，有一部分人靠工业制造及矿产开采谋生。

5.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与货币

山东的齐国多海岛，易于航海，故商业最早发展。此外，因齐最先发展煮盐工业，运销各地，故商业发达。因此有大城市如临淄，有40多万人口，与其商业之发展大有关系。

又如山东南部之陶，范蠡以之为“天下之中”，因其交通方便，商品容易集中。范蠡隐退后到陶经商，成巨富（见《史记·货殖列传》）。又，孔子学生子贡经商成功，孔子极为赞赏。可见在齐鲁从事商业活动十分流行。

稍晚，在黄河中游，商业也有发展。在河南（近黄河地区）有郑国，为大平原所在，交通便利，商品交换发达。此可自郑国名商弦高故事见之。据《左传》载，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兵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运商品到外地卖，见秦来攻，便伪装为郑国使臣，以十二条牛、四张熟牛皮慰劳秦军。并说：我们郑国君主知道你们已来，故送礼物来慰劳你们。一面派人密告郑王秦军来袭，以做好防备。秦知偷袭之阴谋已破，只得撤兵。由此可推想，当时在河南北部的郑国，因为交通方便而成为商业中心。

又，洛阳（东周国都）亦为商业中心地区。苏秦曾说在洛阳近郊有负郭田二顷便可生活富足，表示洛阳为大市场所在地，故亦为大商业中心。此由于其人口多，且交通方便。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洛阳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即师史为运输业领袖，靠运输业发财，交通工具（车辆）极多，财富达七千万。

又，《史记·货殖列传》载：“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此说在洛阳活动的白圭，从事投机生意，喜见市场的变化，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丰年收购粮食，抛售丝漆等，因此时谷贱而丝漆贵，荒年时则收购帛絮而抛售谷。白圭善于观察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投机买卖。

可以想象，洛阳为当时的大商业中心。

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已十分常见，且种类繁多。《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中云：“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今照太史公所记数种货币略谈之。

（一）贝：自商周始已为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流通甚广。后来演变成另一种钱，叫作“蚁鼻钱”，用铜制成，春秋战国时在河南南部流通。

（二）龟：即龟壳。《周易·爻辞》云“十朋之龟”，“朋”即贝的多数，一连串的贝叫“朋”，正如钱之“贯”或“缗”，为货币之计算单位。

（三）刀：用铜做成之刀形货币，在齐国流通。

（四）布：非今日做衣之布匹，而是一种用铜做成的铲形货币，在三晋流通。

（五）金：即黄金，为价值较大之货币，自《战国策》及《史记》中可得证据。《战国策·齐策》中云“象床之值千金”，意即象牙做的床价值千金，可见价值贵重者用“金”表示，作为价值标准。又《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云“狐白裘值千金”，“家富累万金”，可知金在战国时代已是一种价值贵重之货币。“千金”者，千斤金也，“万金”即万斤金。古之一斤小于今之一斤，汉代时一斤金等于一万钱。

（六）钱：用铜制成，最初叫“圜”（内外皆圆），后来变成外圆内方，叫“钱”，周秦时在河南西部及山西流通。《国语·周语》中记有周景王铸钱之事：

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王弗听，卒铸大钱。

日人加藤繁认为此传说颇可怀疑，可参看其《周景王铸钱传说批判》一文。其实照当时的情形看，此应为可信的货币制度。铸大钱所用的铜，照倍数比例看，并没有比小钱多（小钱一文，大钱十文或百文）。可能因为当时通货膨胀，铸小钱对财政无好处，故由于财政困难而铸大钱，因用铜比铸小钱省也。于是无形中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因流通的钱数量增加了，但同时也无形中使钱的价值降低了，人民的购买力也减小了。故此种大钱是为弥补财政亏空，不必怀疑其不存在也。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各种货币，据《管子》记载，当时尚可见到实物货币。《管子·治国》云：“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束，十匹），是又倍贷也。”可知春秋战国时，粮食的收购用布帛为交换媒介，即实物货币仍存在，与铜制的刀、布、钱等金属货币并行。大体上说，经济落后的地区用实物货币，而在工商业较发展的地区则用金属货币。

春秋战国时代的货币之所以不统一，乃由于当时政治上不统一，即战国时有“七雄”，不同的政权货币也不同。

“九一八”前后，上海出版的《读书杂志》中有“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其中有多位作者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已有规模极大的工业，但此时中国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则值得讨论。

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将“资本主义”一词定义为“以使用资本为特点的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精神即拼命赚钱，何以故？大公司要设法赚钱，才能维持下去，否则便要倒闭，即每一企业要合理化，计算投资的盈亏。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其特点为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管理权由董事长或经理掌握。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关系是自由的，劳动者有自由的身份，与企业间通过契约发生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为基础，以科学技术进行生产，其特点为机械化与自动化。而资本主义以前则是由师傅传授徒弟，技术偏重于个人经验。

了解资本主义的内容后，再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则可知那时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因当时并无股份有限公司，而是由奴隶进行生产，如齐国利用“桀黠奴”去做买卖，并非自由的劳动者。此种奴隶生产所得为奴隶主人所有，并无与资方签订的契约，而是在强迫之下为主人做工。此外，当时在生产技术方面并未科学化，也无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故中国在两千年前并未进入资本主义之社会阶段可明矣。

6.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的讨论有一很大特点，即对赚钱不屑一提，大家均持消极反对态度。

《论语》曰“子罕言利”（《子罕》），孔子对物质生活很淡泊，大赞颜回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孔子又轻视富贵，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故无资本主义的营利精神。又反对樊迟学稼，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子路》）

又，孟子答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故孟子亦不在乎“利”，而主张清心寡欲。

墨子提倡“节用”“节葬”和“非乐”，对“利”也持消极态度，主张“桐棺三寸，服丧三月”。

老子提倡“知足”“寡欲”和“无欲”，对物质生活的情形也很淡泊，如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又说：“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经》十二章）

可见上述三大派思想对物质欲望皆不敢拼命追求，造成对后代之影响，如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宋明理学家则将“天理”与“人欲”分开，认为“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人欲尽净，然后天理流行。此均为受先秦思想之影响也。

而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最大目的便是满足物质欲望，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原富》，主要便是讲生产财富以满足欲望。故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为冒险投资，而先秦三大派领导学者对经济均采取消极态度，故不易使经济繁荣。

“经济循环”（economic cycle）者，即经济情况周而复始地在变化，由繁荣时期到恐慌时期、不景气时期，再经复原时期而回到繁荣时期，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恐慌时期是生产品多，卖不出，工厂倒闭；不景气是指物价低，工人失业，人民贫穷；复原时期则是价格由低而提高，转向繁荣。此即现代经济社会的变化。

在春秋时代，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经济也是循环式的变化。《货殖列传》中说到白圭，曰：“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即白圭根据每年不同的经济情况而处理经济事务。又有范蠡之师计然，归纳历年情况为：“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即每隔六年有大旱，隔十二年有大饥荒。照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所说，“计然”为范蠡著书的篇名，则上言为范蠡所说。至少可见当时社会经济有天时循环的周期性变化。

春秋时代为农业社会，大多数人为农民，故农业收成之好坏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故当时对农业经济有兴趣者，便对农业社会进行观察和讨论。可以想象，虽然大多数人为农业人口，但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人。然而不管任何阶层的人，农业人口对全体人民都有深切影响。因为当时主要所得均从农业得来，工商业虽不从事农业生产，然而丰收与否对工商业也有深切影响。农人从事生产，便有钱可购买多种东西来享受，市场便可大加繁荣。如遇旱灾，农业收成不好，农民所得便大减，在市场上便无购买力或购买力很低，买不起工商业品来享受，工商业便衰落、亏本，便引发经济恐慌及不景气了。故在农业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是基本因素，此为白圭与范蠡对农业收成的好坏特别加以观察研究的主要原因。

不过中国古代的经济循环，不能与西方的相比，二者并不完全相同。西方经济学者是根据今日西方社会研究所得作出结论，故与中国古代之实际情形不同。

以物价言，如工商业品价格涨了，工商业经营者便赚钱，便繁荣。反之，生产过剩，产品则销路不好，价格便跌低。在以农业为主的春秋时代，物价变化与今日不同。当农产品丰收，粮食太多时，价格便降低，但农民收入所得仍是增加，农民仍可繁荣。反之，如遇灾时，农业收成不好，粮食产量大减，价格便上涨，但对农民却没有好处，因收到的粮食太少。故粮食价高对农民亦无好处，对于农民而言为不景气，此情形与现在工业社会不同。

在农业社会中，除农民外尚有工商业人口。可以想象得到，农产品价高时，工商业者之所得也减少，也非好事。因为工商业者主要的主顾为农业人口，由于收成不好，农民购买力低，买不起工商业品，故工商业者收入便大减。因此农业也可影响及于工商业者。

此为中国古代社会周期性变化与今日西方工业社会最大之不同。

7.春秋战国时代的家族制度

春秋战国时社会经济情形约如上述，今再略谈家族制度。

春秋战国时，大家族制度日趋衰落。大家族的维持依靠两大观念，即丧服与子孙繁衍，然而在当时都开始动摇了。

春秋时代，“三年之丧”的观念渐趋动摇。孔子极力提倡“三年之丧”，然而孔子弟子宰我对“三年之丧”表示怀疑，认为一年便够了。《论语·阳货》中记载：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

此即代表当时人对丧服之礼的新观念，是大家族制度要破坏之象征，因为丧服之礼是维持大家族制度的基本要素。

子孙繁衍的观念也开始动摇。大家族中的子孙，依赖性极强，自私心亦大，不努力生产，故不免于衰落。尤其在都市中的家庭，人口更有减少情形。《孟子·梁惠王上》载：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说明当时人口普遍无增加，因为当时大家不愿繁殖人口，以免负担增加，故大家庭没落，有变成小家庭的趋势。

至于家族财产继承办法方面，周代的王位是长子继承，财产也是长子继承，变成家族私有之情形。可是到春秋时，在楚国是由少子继承家产。因为楚有不少天然资源尚未开发，土地未曾开垦，故家族中之长子成为壮丁后，便向外去开垦耕地，去开发天然资源。大儿子出门去了，故父母死后，由少子继承家产。楚国王位亦由少子继承，与周代传给长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