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赈贷之源起

一、灾赈的初始印记

中国历史上的灾荒赈贷制度源于何时，是个有争议、需要严肃回答的学术问题。金融学家在追述历史时期农贷制度运行逻辑的过程中，曾将其界定为西周时期设置的“泉府”[26]，该观点得到了灾荒史学者的接受、默认或盲视。但如果对泉府的信用性质、信贷业务和活动范围进行审慎的辨析，恐怕难以将其与灾荒赈贷制度或农贷制度直接关联。不过，如果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仍可找到灾荒赈贷更早的隐约之影。

相传在神农氏时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7]，反映出当时商业之萌芽，但借贷关系仍未显端倪。尽管《管子》在引《神农之法》时曾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28]但此处的“无种者贷之新”并不能看作灾荒赈贷制度的滥觞。因为，这很可能是断句造成的假象，也即“予陈贷新”是针对“谷不登”而提出的应对之策，而非神农氏之言或其实施的救荒举措。当然，商代卜辞和青铜铭文至今未发现借贷关系的记载（更不用说官方对贫民的赈贷），也是做出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

不过，传说时代关于王者“恤民”和“振民”的说教，折射了国家“活民”道义责任的明确和灾荒赈贷价值约束的铺垫。

最早因没有切实履行“活民”责任而遭受批评的君王是夏朝第三代王太康，因其“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而被羿所逐，致使“不得反国”[29]。随后，“太康不恤下民”也就成为典型的反面道德说教素材，不断提醒着君王要切实承担起“活民”责任。夏末，夏桀因“昏乱”、“不能常其德”及“不恤下民”，导致“民之危险，若陷泥坠火，无救之者”[30]的混乱状态，后被商汤以“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31]为由而檄伐，最终国破身裂。与之对应，“上承天，下恤民”作为王者必备的职责而得到普遍认同，正因于此，商汤“竞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使得“天下归汤若流水”[32]。至盘庚之际，商代君王一直“无不承安民而恤之”[33]。在字意上，“恤”在《周易》、《周书》、《诗经》和《礼记》等成书年代，已具有忧心、赈济和抚养之意。郑玄对“恤”的注解更为明确：“开府库振救之。”尽管这一注解并未指明“开府库”的“振救”是否包含“赈贷”，但二者的密切关系并不能完全排斥。

文字是记载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情况的有力工具。从文字发生的角度看，与彰显借贷关系较为密切的“借”、“贷”、“债”、“息”四个字，在文字演化中具有差异化的反映。其中，“借”字在金文中以“”的形式出现，但在甲骨文中却没有发现；“贷”字在篆文中才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发现；“债”（责）字不仅在金文中出现，在甲骨文中亦有其踪影，其中，前者为“”、后者为“”。与之相比，“息”字虽在金文中以“”的形式出现，但其还未有“利息”之意，而仅表示“喘气”。由此推断，商代以前债务关系已经出现，只是“债”（责）字所反映的债务关系是否发生在官民之间，尚不能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在西周“泉府”创建之前，最能真实反映官民债务关系的史料是周武王的“分财弃责”。据载，商纣王暴戾无道，不仅不恤下民，反而大肆“藏财为府，藏粟为仓”，周武王率兵伐纣之际，“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慷商纣王之慨，将商王朝蓄积的资财和粮食散发给众人，随而“天下皆悦仁服德”。[34]关于这一事件，《吕氏春秋》指出，周武王“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是着眼于“分财弃责，以振穷困”[35]；《史记》同样强调了周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赈贫弱”[36]的赈恤功能；孔安国在《尚书正义》的注疏中，也肯定了周武王“施舍己债，救乏周无”[37]的救助目的。依此，周武王无论是放弃周的债权，还是免除民众对商的债务，都表明商周交替之际官民债务关系的客观存在。如果这些债务是当时农业生产者欠下的，很可能印证了官方向农民放贷行为的实然。

二、赈贷政策的肇始

与其他部族相比，活跃于渭水流域的周族从始祖弃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诗经·大雅·生民》就曾系统讴歌了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的历史功绩。后稷为周族的繁衍生息和生存空间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并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农耕始祖和农神，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后稷之后，“务耕种，行地宜”的公刘将周族从游牧生计状态引领到定居农耕的生业模式，“周道之兴自此始”。[38]后来，“率西水浒，至于岐下”[39]的古公亶父在占据肥沃的周原后，“贬戎狄之俗”，领导族人疏沟整地，为周族争取到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发展机遇和政治资本。至周文王之际，“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同样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推行“笃仁、敬老、慈少”的社会经济政策[40]，拓展周族的影响范围和权力基础。

对于所有主要建基于农业剩余基础上的政权体系而言，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应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祸对农业的损害和冲击。到周文王时期，随着以周人为主体的国家政权体系的建构和独立政治实体的形塑，亟须考虑如何维护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并争取更大的政治支持，进而实现西周国家精心设计的政治蓝图。于是，对缺乏农本和口粮的贫困农业生产者发放优惠性的借贷，就成为一个必然的政策选择。

向农业生产者发放救助性的赈贷，在周文王时期有了明确的记载。根据《逸周书·文酌解》，早在西周灭商前，周文王经常思量的九件大事不仅包括“农人美利”，即让农民多得利益，同时还包括“发滞以正民”和“贷官以属”。关于这两条记载，历来分歧较大。其中，潘振云曰：“发滞，发仓廪也。‘正’当作‘振’，谓振乏也。贷，假也。言官属有无相通也。”陈逢衡曰：“发滞以正民，救荒也。贷官以属，分任也。”[41]据此，当时周文王已经推行了开仓赈济和放贷救助百姓的救荒措施。从赈灾政策分野的角度看，此处的“发滞以正民”应是对特殊弱势群体的无偿给予。否则，“贷官以属”就没有必要与其相提并论，成为平行的国家大事。而“贷官以属”则与赈贷是相通的，具有制度上的传承性，但它们之间仍不可画等号。因为，结合周文王经常思量的第八件大事“农人美利”，“贷官以属”的惠及对象可能不包括乡野贫民，而是王畿内需要借贷的贫人。至于“贷官以属”是否像后来的泉府那样收取利息，则不得而知。

即使抛开这两条有争议的史料，周文王实施的五大政策仍然可以印证灾荒赈贷的实施。这五大政策，除“知率谋”、“武剑勇”、“工赋事”和“商行贿”之外，还包括“农假贷”。孔晁云：“假贷，振施者也”；潘振云曰：“假，借也。贷者，取物于人，出息以偿之也”；陈逢衡谓：“大农富于粟，故资之以假贷”；唐大沛又谓之为“假贷，谓粟米多，人资其借贷”。[42]与“发滞以正民”和“贷官以属”相比，“农假贷”显然更接近于后世的灾荒赈贷，因为它明确了放贷的对象，即从事农业生产的贫民，并且具有较为明确的农业生产指向。

中国历史上的灾荒赈贷制度始于周文王时期，还有一个印证。《逸周书·大匡》载：周文王在酆地时遭遇大灾荒，不仅实施了“官考其职”、“诘退骄顽”、“食均有赋”、“开关通粮”和“祈而不宾祭”等措施，还基于“资农不败务”的基本思想，通过“赋洒其币”这种放松银根的金融政策，广散公家钱币，并通过“乡正保贷”途径，使受灾民人得到官方救助性贷款。并且，周文王还认知到灾荒赈贷的道义性及效用的周期性，并不要求积极偿还，而是要求“成年不偿，信诚匡之类，以辅殖财”[43]，以救助民众并使社会财富最大程度上增殖。

由于史料信息极为有限，我们无法判定周文王时期赈贷的具体实施情况，也无法对赈贷规模、放贷标准、利息收取等做出肯定的回答。但周文王时期灾荒赈贷已经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应是可以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