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长久以来，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全球企业的战略关注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响应了消费者和投资人的关注。随着中国社会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构建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的推进，履行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中国企业保持良好发展、建立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多次提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要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因此，规范和加强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引导企业正确看待履行社会责任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对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针对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讨论由来已久。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活动离不开具体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文化通过影响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社会规范和管理者的道德观念，影响企业的最终决策。在研究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时，作为一类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往往能解释一些个体特征及正式制度环境因素无法解释的差异。因此，讨论企业行为的动因，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内涵丰富的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因此是探究文化与企业行为关系的天然而理想的场景。本书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从内涵不同的文化出发，考察文化这一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以期为学术界更好地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差异背后的非制度性因素，从而为制定契合我国各地区文化环境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有效的实证支撑。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不断流传，现代文化的根基日益稳固。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现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本书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入手，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多个表现维度，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文化基因，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集体主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高层级的决策，也是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企业为社会集体做贡献的表现之一。本书从企业慈善捐赠的角度考察集体主义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集体主义文化越浓厚，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越高。在企业面临财务和经营困境时，如遭遇较多融资约束和较大自然灾害损失时，集体主义文化的作用更加显著，验证了集体主义的利他思想对企业捐赠的利他动机的促进作用。在慈善捐赠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一、二次分配机制不足时，即正式制度较为欠缺时，集体主义文化的作用更大。以上主要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使用Heckman两步法和采用降雨量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保持一致。

第二，社会信任从古至今都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通过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整体表现进行分析，本书的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表现越好。当企业内、外部治理水平较差时，即董事会女性占比较低、外资参股比例较低、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法律保护水平较低时，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大。此外，社会信任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绩效，如降低系统性风险以及减少融资约束，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改变社会信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标准，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使用语言多样性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论依旧稳健。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丰富了有关文化和企业行为的研究。本书的研究是文化经济学领域的拓展与应用。当前针对我国文化与经济、金融行为的讨论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挖掘更多的经验证据，以考察文化大国中企业行为背后的文化基因。本书通过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高阶梯队理论与烙印理论等文化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进行有机结合，较为全面、系统地将我国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拓展到了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丰富了文化经济学研究视角。

第二，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动因的文章，集中讨论了正式制度和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或经营状况的影响。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尚未被系统性地挖掘。本书结合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以及整体社会责任表现等多个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利用中国数据的独特优势，分析同一制度背景下不同文化及其内涵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拓宽了企业社会责任动因研究的思路。

第三，补充了有关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协同治理的讨论。非正式制度在治理中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本书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入手，为非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证据。我国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正在逐渐完善，寻找关键的非正式制度替代因素以弥补正式监管中的漏洞，从而加快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也至关重要。本书通过分析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揭示了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解释，这对于相关部门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因，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书的研究还具有以下现实启示：

第一，继续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企业经济与社会民生的共同发展。在监督和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从多方面约束管理层和企业的决策行为，如监督企业依法纳税，激励企业慈善捐赠，使公司在考虑经济层面对股东负责的同时，兼顾到环境和社会影响，有效激励企业加强社会责任的履行，实现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动态平衡，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第二，培养文化自信，让优秀文化思想助力企业和社会发展。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我们要坚持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优良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企业决策进行软性约束。同时，要积极发扬符合现代发展观念的先进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用新时代的先进文化观念，指导传统文化健康传承，引领企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着眼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使企业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

第三，重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治理。通过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执行环境有机结合，可以更高效地约束管理层和企业的行为决策。对于正式制度尚未完善的治理细节，以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对其进行补充，从思想道德层面对企业及其管理者进行软性约束，发挥制度间“1+1＞2”的协同合作作用。

本书的研究受到了“沱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课题”（项目号：TJGZL2024-06）以及西华大学人才引进项目“中国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项目号：w2420114）的资助。

蒯依澄
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