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一、研究缘起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而发展则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命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发展往往又优先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个问题必然会导向对发展理念的追问与思考。传统的发展理念往往以人为中心，将经济发展置于自然保护之前。历史已经证明，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自然的发展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人与自然绝非对立的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了生命共同体。要想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现实要求，力图做到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并重。这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中国自身生态问题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1]对人类而言，实现发展与保护自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两者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良好的生态环境“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2]，有益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党和国家正式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无疑是在关键历史节点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厘清。在这种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展开研究，具有时代的必要性和现实的紧迫性。具体来说，选择这个主题展开研究主要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第一，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着生态困境，亟须转型。传统发展模式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以粗放的工业化为引擎，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早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或受制于技术，或受制于资源，一般会通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道路实现最初的经济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采取了这种发展模式，以生态为代价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不断累积的生态问题最终爆发出来，成为一切采取传统发展道路的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生态困境。具体来说，这一困境主要表现为危及人类长远发展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问题。

面对这一生态困境，中国亟须转变发展模式。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适应这一需要，其要求做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并举，逐步改变传统的发展道路，解决发展面临的生态困境。因此，对这一理念展开研究和阐释，有利于促进中国转变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适应中国绿色发展现状阶段性总结和展望的需要。绿色发展理念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阶段，从对人与自然问题的朴素理解到科学发展观在人与自然方面的贯彻，到2011年“十二五”规划正式提出绿色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全面推进和落实。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绿色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进入了加速阶段，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例如，为了改善空气质量，深入推进蓝天保卫战，我国不断调整能源结构，并通过低排放改造打造出世界规模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这些实践的成就和经验，迫切地需要系统性总结。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色发展联系在一起，提出要“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3]。党的二十大则正式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4]，明确要将绿色发展推进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阶段。这表明，中国的绿色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的经验和成就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和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征程赋予绿色发展的全新目标和使命，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三，学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系统性阐释存在欠缺。党的二十大将绿色发展推进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阶段，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存在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然而，由于该命题的提出时间较晚，目前学界已有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研究十分有限，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结合并未予以高度重视，将其看作一个主题进行系统性阐释的研究十分欠缺。其一方面表现为缺乏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全面阐释，即对这一主题的内涵与外延、主题中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全面分析；另一方面表现为缺乏对绿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理论视野、时代要求、历史演进、总体方略、现实困境、实践路径和价值意蕴的系统性分析。除此之外，目前学界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存在理论与实践融合度不够、整体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秉持系统思维，针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充分把握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这一全新命题的意蕴。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理论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是对“发展方式”这一时代问题的响应，是对“如何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困、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回应。中国的绿色发展不仅具有充足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广阔的影响领域，涉及经济、社会、生态领域等。它所具有的内容需要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本书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大维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进行了阐释分析，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基本逻辑，全面分析了研究主题的理论视野、时代要求、历史演进、总体方略、现实困境、实践路径和价值意蕴，形成了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完整思想体系。

第二，明晰了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过程。绿色发展概念正式见之于中国官方文件是在2010年，但在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对绿色发展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其既包含早期朴素的环保思想、人口协调思想等尚不全面的思想，也包含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较为完善系统的思想，它们之中蕴含着绿色发展的萌芽，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本质上与绿色发展是同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根据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升华的理论成果，是最新的成果和时代精华。本书注重梳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历史脉络，对各个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行了概括总结，有助于对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进行学术化的梳理。

（二）实践意义

第一，有利于宣传绿色发展理念，践行绿色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5]。一方面，绿色发展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是每个人迎接未来应当了解的正确发展理念；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宣传越深入人心，越有利于在全社会推行绿色发展。本书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基本逻辑，全面系统地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进行了学理性阐释和分析，宣传了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和认知，客观上畅通了绿色发展道路。

第二，为制定绿色发展相关决策与规划提供学术支持。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充分重视绿色发展，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建设美丽中国，十年来创造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令世界为之瞩目。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6]，“十四五”规划为实现这一目标拟定了详尽的实践规划，表明未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本书建立在对党和国家的绿色发展相关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学习研究的基础之上，能够反映和体现党的二十大以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核心内容，能够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相关组织制定绿色发展规划与决策的过程中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能够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的提炼，提供理解中国绿色发展的有益视角。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考验着世界各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反思发展方式的能力。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在生态问题上“同此凉热”，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存在，更需要携手与共推动绿色发展。本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进行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成果进行提炼，以及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这有利于为同样面临生态问题，亟须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提供中国绿色发展的经验智慧。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尽管对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十分有限，但国内外学界对于绿色发展，包括中国的绿色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国内学界从多角度、多层次对绿色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外的生态发展理论聚焦西方自身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对中国绿色发展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但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理论视野。对国内外绿色发展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能够使本书在充分把握“绿色发展”的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进行更加系统完善的阐释。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02年，联合国发表《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首次提出“绿色发展”概念，这一概念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理念上高度契合，因而逐步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迄今为止，学界对“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第一，关于绿色发展的理论性研究。这类研究从绿色发展的内涵、渊源、历程、路径、价值等角度展开，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这其中既包括《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褚大建，2008）[7]、《绿色发展》（刘德海，2016）[8]、《中国：创新绿色发展》（胡鞍钢，2012）[9]、《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金瑶梅，2018）[10]等理论著作，也包括许多选择从特定角度展开研究的理论文章。例如，霍艳丽和刘彤（2011）关注绿色发展的现实路径，提出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目标和途径，必须以此为着力点实现绿色发展[11]；王玲玲和张艳国（2012）聚焦绿色发展概念问题展开研究，提出绿色发展内含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12]；方世南（2016）聚焦绿色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展开研究，指出绿色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论、发展价值论和发展方法论[13]；陈勇（2019）深度解读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伦理价值，并提出了贯彻和实现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的实践路径[14]。

第二，关于绿色发展的实证性和指向性研究。这类研究大多选择特定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或总结其绿色发展的优秀经验，或针对其实现绿色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和指向性。例如，郑文含（2019）以徐州市贾汪区为例总结了资源枯竭型城市通过绿色发展实现转型的经验对策[15]；颜文华（2017）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总结其通过休闲旅游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经验[16]；聂弯（2018）以黑龙江省大庆市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其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17]；黄素珍等（2021）学者对安徽省黄山市各区县的绿色发展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具体建议[18]；王建勋、刘岩和任亮（2021）选择河北省张家口市展开绿色发展的问题和对策研究[19]。这些实证研究是对我国绿色发展实践的阶段性总结，对于未来更好地落实绿色发展具有现实的价值。

第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相关思想的研究。中国的绿色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都对绿色发展进行了探索和推进，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念。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视角出发对绿色发展理念进行发掘与总结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有的学者以历史分期为线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绿色发展演进历程，例如冯留建和管婧（2017）[20]刘志阳和庄欣荷（2022）[21]、陆波和方世南（2021）[22]等学者都是按照不同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探索绿色发展的进程进行凝练；也有学者以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为线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绿色发展经验，例如魏聚刚（2018）[23]、崔青青（2019）[24]、左雪松（2019）[25]等学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绿色发展的相关论述，力图理清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的演进脉络；黄志斌等学者分别深度挖掘和凝练了毛泽东[26]和邓小平[27]关于绿色发展的相关论述，指出他们的观点中具有绿色发展的思想意蕴。在这之中，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的相关论述的研究尤为丰富和深入，学者们从生成逻辑、理论特质、哲学基础、实践价值、时代价值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实质上是对当代绿色发展理念的新特点和内容进行时代性的归纳。

可以说，目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逐步形成了多角度、多层次、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这不仅为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绿色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和范例。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仍然具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学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研究仍然有限。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表述将绿色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需要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另一方面，目前许多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融合度不足。尽管许多研究同时包括了绿色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内容，但两者往往呈现出孤立状态，未能实现融洽转换。这需要研究秉持系统思维，充分把握绿色发展具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二、国外研究现状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西方社会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生态理论由此兴起并形成独特的发展脉络和丰富的理论流派。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生态危机，并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展开了一定的研究。

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生态理论形成了丰富的流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现实中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许多西方精英开始反思现实生态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呼吁人类关注现实生态问题。1962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描述了杀虫剂带来的严重生态危害，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与行动。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60多位科学家发表《增长的极限》，就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对全人类提出警示。学者丹尼斯·梅多斯第一次提出了转变人类发展模式，限制增长，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观点，为国外的生态理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大量的生态保护组织以及绿色政党开始出现，西方生态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学、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等理论流派开始涌现，赋予西方生态理论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之中，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生态理论关注的重点放在环境问题的预防和运用市场手段克服环境问题。这一理论被西方政府运用于实践，成为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生态理论之一。除此之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以自身独特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成为西方重要的生态理论流派。

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绿色发展状况展开了积极研究。首先，一些学者从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的绿色发展进行研究。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在对比中美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而“马克思对生态文明的赞同是真正引人注目的”[2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这使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模式朝着环境友好的方向迈进。他认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以贯之将有助于其实现生态文明，挽救人类文明。小约翰·柯布认为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是满足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双重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它在未来应当探索一种兼顾人与生物圈福祉的后现代的绿色发展理论，繁荣地方经济发展[29]。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也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提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智慧和过程哲学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30]。其次，一些学者从实践角度出发对中国的绿色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大卫·施沃伦认为，绿色发展是对“经济—生态二元对立”理念的超越，中国的绿色发展应当关注企业这一主体，大力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他也指出，中国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遵循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四大原则（自然资源的节制使用、限制难降解的人造化学品、限制垃圾制造、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31]。彼得·诺兰认为，如果将资源环境损耗情况计入GDP考量，中国绿色GDP的真正增长将非常少。粗放式发展将使中国面临巨大资源环境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在生态问题上放弃自由市场原则，以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对市场展开干预，解决发展与生态之间的矛盾[32]。英国学者杰拉德·陈聚焦中国环境治理具有的国际影响。他认为中国的生态与全球的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不仅自身拥有绝对的自然规模，而且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它对自身环境的治理将同样带动全球环境治理[33]。最后，一些学者对有助于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的积极因素进行研究。本·布尔强调“绿色法律”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国应当参考世界经验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制度，并指出能否真正落实相关法制改革，将成为中国能否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预期目标的决定性因素[34]。Hansen等学者同样关注法律因素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而推动中国的绿色发展[35]。Fujii、Managi关注可持续的绿色技术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建设性意义。他们分析中国多个五年规划，指出中国政府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扶持影响绿色技术研发的方向。政府的有效政策推动技术的快速更新，根本上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36]。克莱蒙林肯大学过程研究中心主任樊美筠聚焦教育因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认为现代的机械式教育是绿色发展的巨大障碍，实现绿色发展必须变革现行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倡导绿色教育。她认为绿色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亲和性，这将有利于绿色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助力[37]。

综合来看，目前国外的生态理论发展较为完善且多样，能够为本书提供多元理论视野。对西方生态理论的合理吸收与借鉴，将使中国绿色发展之路有所参照，更为顺畅。同时，目前国外学者对中国绿色发展现状的相关研究还处于零散化状态，许多研究仅停留在表面而缺乏足够的深度。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必将随之增加。因此，我们应当以辩证的态度看待这些研究，一方面要看到这些研究提供的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见解，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所具有的局限性。

第三节 研究的概念界定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进行研究，首先必须明确这一研究主题的基本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是一个复合概念，研究需要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以及两个子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以厘清研究范围。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在对既往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对未来人与自然理想关系的诉求和描述。其隐含的基本价值判断在于：一方面，人（包括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与人类）与自然界是平等的主体，应当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能够在维护自然生态完好永续的同时实现人类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概念的不同理解主要围绕着对“和谐共生”的解读展开。

有的学者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野，认为和谐共生的关系是指相互依存、彼此协调的同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38]；有的学者基于价值外化的角度，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现为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互促共进，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39]；有的学者从解决“不和谐相害关系”的反面视角出发，认为和谐共生的关系就是在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的前提下限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水平，并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消除一切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外部性生态影响[40]；有的学者通过挖掘和谐、共生的词源根基，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是指作为自然有机系统组成部分的人类，“以实现与其他生命及非生命环境的共同存续发展为目标（和），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谐），形成人类与自然共同繁荣的结果（共生）”[41]。这些解读是学者们视角选择差异的体现，它们为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提供了全面多样的参考。

本书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要求在于实现人与自然都能够实现自我存续的目标：对于人来说，自我存续的核心在于实现发展，因此人需要不断从自然界获取满足人生产发展需要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自然生态环境；对于自然来说，自我存续的核心要求是保持健康稳定的状态，包括保持资源的永续、生态系统的完好与环境的健康。当两者的要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时，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共同发展，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包括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与人类）与自然，在考虑人的发展需要与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实现两者的共同存续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

二、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的概念是工业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附属品，它起源于人类对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生态问题的回应和反思，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与觉醒。因此，最初人们总是基于经济与生态视角，针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提出绿色发展。但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继续进步，人们不断根据现实需要的变化拓展绿色发展的概念，使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充。总的来说，学界对于绿色发展的定义有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作为发展方式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被看作对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辩证否定，它针对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环境资源等问题，强调绿色发展基于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通过发展绿色经济、降低资源消耗、修复生态环境等方式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学界对绿色发展的认识大多以此为开端，例如国内学者最早对绿色发展做出的界定，即“绿色发展就是在保障自然资本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造资本代替环境和自然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逐步向低原材料消耗、低能耗的方向转变。”[42]这一定义表明，早期绿色发展概念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性。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绿色发展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弊端，通过创造新的绿色产品市场、绿色技术、绿色投资以及改变消费和环保行为来实现经济增长[43]。除此之外，李佐军[44]、蒋南平[45]等学者都通过与传统发展方式的对立明确绿色发展的定义。

第二，作为价值理念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46]，一些学者以此为起点，认为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达到理想状态时的价值理念综合体。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绿色发展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价值标准、价值目标和规范[47]。有的学者就绿色发展理念体系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具体的价值理念进行总结分析[48]。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表现为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绿色发展，深刻把握绿色发展的内涵[49]。这种概念界定通过将绿色发展抽象化为价值理念的方式，使之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影响范围。

第三，作为有机系统的绿色发展。一些学者将绿色发展看作更加具有动态性的有机复合系统。这之中，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绿色发展看作涉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复杂系统。例如，有学者认为“绿色发展就是绿色的系统观”[50]，这种绿色的系统观包括了绿色生产观、绿色消费观、绿色发展观，最终要实现经济、社会、自然三个系统的和谐发展。有学者则认为绿色发展系统包含了环境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各子系统[51]。此外，也有学者将绿色发展看作包括了总体观念、重要途径、行动领域三个层次的体系[52]，将绿色发展描述为从理念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系统。

除了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念外，党和政府也基于政策实践的角度，对绿色发展做出定义。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53]这一定义具有突出的政策指导性和行动指向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的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54]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绿色发展是一种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相区别的新型发展方式，它强调通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协同推进，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力图实现经济创新增长。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概念的把握，需要建立在对两个子概念关系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目前学界对两者关系的认知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的目标。大部分学者秉持这一观点，认为绿色发展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道路。学者们或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的理想目标[55]，或指出绿色发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导向[56]，或强调要通过绿色发展迈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标志的绿色经济社会[5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58]，其中亦不乏将绿色发展看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的含义。

第二，绿色发展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容。有的学者着眼于对单个概念的解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理念最核心的要素[59]，反映出绿色发展的价值指向；有的学者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底色[60]；有的学者认为绿色发展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选择[61]；有的学者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看作绿色发展的一个基础要求[62]，认为达到该要求意味着绿色发展的实现；有的学者认为绿色发展理念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围绕它展开实践[63]。无论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看作绿色发展的要素、要求还是主题，实质都认为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以通过实践转换为绿色发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属性，将绿色发展看作一种发展模式，并基于这一语境，认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的践行会自然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实际行动[64]。从这个意义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色发展是辩证统一、一体两面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方案[65]。

综合本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色发展概念的界定，本书认为，研究主题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而“绿色发展”则是一种新型发展道路，前者构成了后者的目标，后者是通往前者的现实道路。同时，由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新征程赋予绿色发展的使命任务，这种理想状态就成为绿色发展进入新征程后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而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困、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本书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两大核心范畴为依据设计研究思路，通过历史、理论和实践三大维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展开学理阐释和论证。首先，从历史维度溯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理论视野和历史演进，明晰中国过去的绿色发展的内容、目标及实践的探索，并结合当今时代对绿色发展的要求回答为什么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其次，从理论维度凝练总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这一理论系统，回答什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再次，从实践维度聚焦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从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两个方面展开研究，揭示和论证以绿色发展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格局，展望怎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最后，总结提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价值意蕴，充分阐释本书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系统研究方法

系统研究方法是指秉持系统观念，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系统的整体，通过分析系统与构成系统的诸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知对象的系统特性、主要内容和运动规律，从而真正把握并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因而具有其外部发展环境、历史演进过程、总体内容、内部逻辑、现实困境、实践路径及价值意蕴，必须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作为相对独立完善的理论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因此，有必要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分析其在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领域中的外化方略及其影响。

（二）文本研究方法

文本研究方法是指从一手材料即文本本身出发开展研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研究必须借助丰富真实的历史文本，把握绿色发展理念演进背后的现实基础，从而平衡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理论性和抽象性特点。本书对绿色发展的历史脉络、总体方略、实践路径等的研究，立足于不同时期相关的思想理论、政策、文件等一手文本材料。因此，研究要充分运用文本研究方法，分析和思考材料背后的逻辑和意涵，以此为基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就是将逻辑推演充分融入历史分析之中，从客观的历史结果出发，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分析历史演变的过程。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进行研究，必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认识到绿色发展是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最为成熟的理论成果，在此之前，绿色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历程。因此，本书一方面注重运用历史分期的叙述方法，对中国的绿色发展的演进历程进行概览式归总；另一方面注重采用逻辑分析方法，从历史资料文献中抽丝剥茧，寻求绿色发展背后的问题意识、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影响因素。

第五节 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一、研究的重点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归纳概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内容与路径，回答“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以及“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66]，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发展业已进入更高的阶段，肩负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任务。因此，必须明确这一阶段的绿色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实践指向，使之与既往的相关理论相独立，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明确方向。本书从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绿色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出发凝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所具有的内容方略与实践路径。

二、研究的难点

本书的第一个难点在于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概念阐释。这是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方面，绿色发展作为一种理念，本身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政治、生态等各个领域，作为理论、政策，抑或价值观念的绿色发展存在着区别，需要斟酌厘清。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全新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是概念阐释不可回避的问题。用明确的概念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关系到本书的整体走向和基调，因此需要参考多方，斟酌考虑。

本书的第二个难点在于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这个系统进行完整全面的总结概括。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绿色发展日渐成熟，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绿色发展理念的影响范围不局限于生态领域，而是朝着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全方位渗透。同时，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凸显，绿色发展日益呼唤多区域多主体的合作。绿色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复杂性不断增强，因此需要清晰地把握这个系统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进行概括。

本书的第三个难点在于对过去文献资料的整合与利用。中国的绿色发展经历了从理论萌芽到全面实践的漫长过程，相关的认知经历了从质朴粗粝到全面科学的进步。在这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一手材料和文献，体现了不同时代中国对于绿色发展的认知与探索。一方面，早期绿色发展并未被予以充分的关注，大量相关的论述以环保、生态等主题出现，需要对材料进行细致的甄别和整理；另一方面，早期的材料纷繁复杂，其中有些材料反映出当时人们认知的局限，有些材料则体现出超越时代的价值理念，因此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材料，并审慎地提炼出不同时代对绿色发展的总体探索情况。这增加了资料搜集与整理的难度，同时影响了对不同时段绿色发展理念演进状态的概括难度。

三、研究的创新点

本书吸纳了前人的理论和探索精华，尽可能全面地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可能在研究主题与研究内容体系上存在一定的创新之处。

一方面，本书聚焦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绿色发展，在研究主题上可能有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67]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时代命题。它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困、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日渐成为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是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与以往相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更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性，凸显了现阶段绿色发展的新的目标和要求，有必要对其展开专门性研究。然而，目前学界尚未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研究专著，因此本书在研究主题上可能有所创新。

另一方面，本书系统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在理论内容体系上可能有所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新成果，而且是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各个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绿色发展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分散于不同领域和层面的文献、讲话或资料之中。本书将对这些分散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必要的总结整合，系统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理论视野、演进历程、时代要求、总体方略、现实困境、实践路径和价值意蕴，全面阐述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提出其实践方式，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

注释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35.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35.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58.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9.

[5]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59.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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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