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霍顿·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自我”的深入考察，库利用“镜中我”“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等概念创造性地剖析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在传播中生成的自我观，使“传播”成为库利的社会学思想的中心，并贯穿他的社会学三部曲——《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和《社会过程》（1918）。其中，第一部作品《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影响最大。在这本书中，库利提出社会存在于个体间的想象性交往中。他还将想象性交往扩展到初级群体以及规模更大、社会关系更复杂的次级群体中。从自我的社会交往到竞争、敌对、冲突等社会过程，想象性交往无处不在。由此，库利全面、仔细地阐释了“传播”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奠定了其传播研究先驱的地位。

一、成书背景

库利的早期灵感来自爱默生、歌德和达尔文。爱默生强调人的价值，他的人类本位哲学和先验唯心论，始终对库利有巨大影响。库利从歌德那里吸取了有机整体和生命统一的观点，并视他为理想的科学家。库利深入研读过达尔文的著作，很快成为一名进化论者，其对个体间相互联系的重视以及“社会与个体是一体两面”的观点即建立在社会有机体论的基础上。

但库利对社会进化论者斯宾塞缺少热忱，对其教条式的类比推理十分反感。斯宾塞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由具备独特功能的不同成员组成。这种观点倾向于将个体比作砖块，而社会就是一堵墙。社会和个体由此都丧失了个性。对此，库利写道，“斯宾塞使用的术语在我看来，仅仅具备生理学的意义，而用来描绘意识的社会的或道德现象则行不通。问题在于，他的思想体系中，生命的生理意义被扩大了，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库利，1999：90—91）。相比之下，库利更倾向于德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舍夫勒的观点：是精神的相互作用，使社会成员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的方式来源于想象性交往，即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想象。

不过，有学者评价，“社会学家给予库利的影响远不如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给予库利的影响深刻”（科瑟，1990：354）。对库利影响最大的两位哲学家，恰好都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山鼻祖。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那里，库利吸取了他关于心理实质和自我实质的观点。詹姆斯反对当时德国心理学界所推崇的原子论。他认为，社会中的个体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备相同的特点。受詹姆斯影响，库利认为：“正是通过与他人相互交往我们才丰富了我们的内在经验。”（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260）此外，通过建立自我的社会性，即将自我与其他人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库利扩展了詹姆斯对心理学的定义，将心理学视为研究意识状态的一门学科。

约翰·杜威曾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893—1894年，库利在密歇根大学辅修社会学时选过杜威讲授的政治哲学课，他们还都是当时密歇根大学萨莫瓦尔俱乐部（Samovar Club）的成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杜威关于传播的经典之谈——“社会不仅通过传播存在，而且存在于传播中”与库利关于交流的观点一脉相承。杜威从民主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交流的意义，库利则更多地从个体的人性的角度出发，得出交流使得人性更完备这一结论。库利从社会个体的角度出发回应了杜威的问题，使杜威的交流理论更加完善。

库利之所以从个体间的想象性交往的角度出发研究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小养成了内省和沉思的习惯。库利1864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小镇的一个富裕的家庭，青少年时期体弱多病，患有口吃，性格腼腆孤僻。“父亲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的为成就而奋斗的形象，儿子只敢在想象中仿效。库利喜欢骑马奔驰、爱好雕刻及木工似乎都可解释为是一种典型的阿德勒式的企图，以补偿体力的衰弱和社交的无能。”（科瑟，1990：346）

他不善交游，是个地地道道的隐居者。博士毕业后，他留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学术生涯顺风顺水。母校为他营造了一个安宁的学术环境，贤惠能干的妻子让他免受世俗凡务的侵扰。安宁、沉思式的生活帮助他深入微观层面，思考人类传播的普遍问题。他在家中观察三个孩子的日常行为举止，研究他们的想象性交往，并坚持做笔记。他的著述基本都来自他长期积累的笔记。他一生很少离开出生地，终身信奉歌德所说的“愉快就在你自己的心中”的原则（殷晓蓉，2008）。

库利在20世纪前后倾力研究人际互动理论也是对现实的回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美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隐忧。对此，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以非常形象的语调评述道：“19世纪90年代似乎是这样一个关口，人们突然脱离过去，脱离了他们魂魄所系的生活老路，他们急于创造，却不知方向所在，也不知道前路如何。”（殷晓蓉，2008）凯瑞认为，库利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创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传播学思想。库利的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建立在家庭、邻里、社区基础上的传统社会正在被一个大型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所取代的时候，社会秩序将以怎样的方式构成？他希望借助大众传播，使工业化社会恢复此前社区那种良好的关系。“新的传播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穷的可能。社会组织的机械和专制形式消减，随之兴起的是更加人性的社会样式。总之，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赖于更高的才能、知识和同情而不是权威、身份和惯例有了可能。这是库利的预见。”（黄旦，2005）

二、社会何以可能与想象性交往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库利提出了这样一个经典问题：社会何以可能？对此，库利的回答是：社会建立在个体间的想象性交往中，存在于彼此观念的联系中。

库利开篇就提到，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库利，1999：6）。人的生命有两条传递线，即以遗传为中心的动物传递和以交流为中心的社会传递。二者相辅相成，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

以交流为中心的社会传递正是以“想象”的形式进行的。库利没有对“想象性交往”做出严密的理论建构，其更常用的词语是“想象”，散见于他的著作和笔记中。他通过观察儿童的社会交往，发现了想象性对话的普遍性。这种想象性对话贯穿我们一生。只是到了成年以后，随着我们的语用经验越来越丰富，这种对话越来越不容易被觉察。在这种对话中，他人的表情、姿态、声音等可感特征刺激我们的想象，形成对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观念，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同时，他人也在形成对我们的观念，从而影响他的行为。在这种互动交流中，个体与社会得以共同生成。由此，库利从人际传播角度出发，阐释了社会的形成过程。

通过对库利的想象性交往的阐释，可以归纳出两个基本命题：自我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社会。个体的情感、思想、观念都与他人相联系，都具有社会性（切特罗姆，1991：101）。正是通过想象他人所想，个体的人格才得以形成。由此，社会与个人不过是同一事物的集体方面和个体方面。同时，对自我和他人的把握都通过想象成为可能，个人和社会也因此主要作为精神现象而存在。

库利关于想象性交往的命题有很多经典的阐述：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有的事实；社会在它最现实的方面，是人的观念之间的联系；真正的社会存在是人的观念；真实的人和想象中的人没有区别（库利，1999：69—87）。这是库利的思想精华，也是其理论的基点。在此基础上，全书通过四个环节回答“社会何以可能”：

（1）社会存在于现实的互动交流中，交流来自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把握；

（2）对自我和他人的把握来源于对自我和他人的观念，而自我的观念来源于我对他人眼中的我的想象，对他人的观念来自自我的想象；

（3）想象来源于人类本性中的同情和理解能力；

（4）同情的能力在初级群体中得到培育，并随着个体进入更大的群体得以扩展。

库利对美国社会借助想象性交往实现真正的民主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对交流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如何实现民主这一基本视角。这在他的后两部著作《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中有更详细的阐释。实现民主的前提是公众在精神上的联合以及在现实中的参与。美国思想传统的根基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源于洛克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学说。库利反对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秩序或在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社会秩序得到健康的发展，自由才可能增长”（库利，1999：300—301）。通过想象性交往的建构，库利旨在说明：自我的形成离不开他人，离不开与社会的互动；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实现社会民主的必由之路。

三、“镜中我”与“观念灯墙”

自我如何理解自我，以及自我如何理解他人，这并非两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库利创造了两个概念——“镜中我”与“观念灯墙”——来说明自我如何理解和想象自己与他人。

“镜中我”是库利社会学说中最著名的概念。他借鉴了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将“我”放在日常的思想和谈话中来讨论其意义，即社会的自我（social self）。库利观察到，这个最初的观念很少指向身体，而更多地指向“我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本能的，常常伴随着对经验的某一部分的专有、限制和保护，同时，“我”的意识中含有相应的对你、他或他们的意识。

他将这种社会自我称为“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库利，1999：131），即我是按照我认为你怎样想象我的方式来感觉自身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我们想象在他人眼中自己的形象；第二，我们想象他人对这一形象的评判；第三，我们体验到某种诸如骄傲或耻辱的自我感觉。由此，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成为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他人也通过这面镜子来调整自身的行为，由此形成了社会互动。

这个过程体现了自我的社会性，将自我与其他人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库利还提到了群体自我，正如个人的自我只有在与其他个人的关系中才能被感觉到，群体自我（如民族自我）只有在与更大的社会发生联系时才能被感觉到。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对他人的观点的想象。库利曾坦言：“用镜子比喻几乎没有显示出第二种成分。”（库利，1999：131）“镜中我”的生成并非自动和顺畅的。换言之，并非每个个体天生具备这种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判的能力，这种想象能力的高低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这种能力，库利称之为同情或理解。无论是形成对于他人的观念，还是对于自我的观念，都需要具备这种同情的能力。

“自我”存在于我对他人观点的想象中，而他人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无论是认识新的人还是回忆已结识的人，我们的认知都离不开想象。这种想象建立在遗传本能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他人的表情、姿态、声音等感觉印象，我们建立起对他人的观念。库利用“观念灯墙”来比喻对他人的想象。观念灯墙中亮起的灯越多，对他的认识就越完备。

库利提出，他人的形象是我们进入别人的意识并由此丰富自己的意识的桥梁，仅起到媒介的作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真实的他人其实就是由他赋予我的那一部分思想，就是他的出现或对他的回忆能唤起的那一部分感情。一个人在我们眼里的真实性只能按照我们想象其内心生活的程度来衡量。由此，对他人的观念在于把他们作为想象中的事实去观察。真实和想象的人之间没有区别。在社会意义上，被想象了的实际上就成为真实的了。如果一个有肉体存在的人不被想象，即没有社会性的真实。

对人的观念来自对人的可视可听的外部特征的感觉。由此，人的这些外部特征成为交流的载体，无怪乎库利给传播下了个逻各斯式的定义：“这里我所指的communication，是人们为了发展彼此间的关系依靠的一种机制——包括心灵中的一切符号，加上在空间里传达这些符号的手段，以及在时间里保存这些符号的手段。包括面部表情、姿态、声调……”（库利，2013：48）

四、同情及其社会源头

同情是“进入他人的意识和共有他人的意识的能力”，是“积极的意识的同化过程”（库利，1999：97—98）。与“怜悯”意义上的同情不同，“理解”意义上的同情是个中性词，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在敌视和友善的情感状态下都可能产生同情。例如，我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忍受痛苦——在这个意义上同情他——但我可以不去可怜他，而是厌恶他、蔑视他或者崇敬他。而怜悯，这种往往导致友善行为的有益和善良的感情，有时却因陷入廉价和暴力而缺乏真正的同情。

交流意义上的同情绝非一件简单的事。例如，看到一个人的手指被扎疼就回忆起自己的手指被扎疼的感觉或者想象自己的手指被扎疼。这种同情产生的前提是这个人与自己有联系。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同情很难产生；而如果是对自己的孩子，则再容易不过了。通过“同情”这个过程，个体纯粹的感觉或原始的情感能够升华为一种感情。例如，自己的孩子手指被扎疼，唤起的是强烈的父爱或母爱。除了想象，同情还需要智力的参与。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精神错乱的实质是个体不能和其他人就日常事务或基本共识进行交流，智力低下者则被概括为个体对较为复杂的同情完全不能领会。

同情无处不在。与一位朋友、一位上司、一个反对者接触或者读一本书，都是同情的行为，而社会正是由这样一些行动的总和构成。个体的同情反映了他面临的社会秩序。作为社会的成员，个体参与的所有社会组织的活动都必然与其同情相关，所以他的意识是他真正从属的那个社会的缩影。由此可以看出，库利的同情概念还具有共情和社会认同的内涵。

库利认为，一个人同情的能力是对他的个性、能力、道德水平及心智状态的综合衡量。他揭示了权威的实质：“一个理解我们的思考方式并且有确定的个性和目标的人肯定能对我们施加影响……因为他理解我们，他就能用语言、眼光或者其他特征联系起我们共同的感情或观念，使我们也能理解他。”（库利，1999：101）

同情心作为一种普遍的人性，与其他情感一样是在社会交往中逐渐产生的。库利认为，“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性不是生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科瑟，1990：340）。初级群体，是指成员间有亲密的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的群体，包括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体。这个相对于“次级群体”的概念是库利社会学说中与“镜中我”相媲美的重要概念，在美国社会学中被广泛应用并流传至今。初级群体是培育人类同情心最重要的原点，在这些群体中，人们为了整体的最大利益可以放弃个人利益，同情心和情感纽带将彼此联系在一起。库利在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时，也是在回答“自我何以可能”。库利通过自己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反省发现了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他通过研究儿童的社会交往，发现想象不是偶尔为之的练习，而是思想的必要形式。这种用想象来弥补的交往，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也是真正的同情的起点。正如库利所说：“我们的意识不是隐居者的草棚，而是待客和交际的客厅。”（库利，1999：70）

库利的社会哲学正是以这样一种思想为基础，即人的发展包含人的同情心的不断发展，因而初级群体的观念会从家庭传播到区域共同体、国家和世界共同体。正如菲利普·里夫所说的，库利的观点的确是一个“小城镇人性的理论”（科瑟，1990：340）。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认为，库利的社会观念正是对美国共同体的写照，而且这个共同体被假定为经历了健康的、正常的发展历程。由此，库利完成了想象性交往的逻辑建构。社会建立在个体彼此间的互动交往之上，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想象。通过想象性对话，个体获得对自我和他人的观念，并及时作出反应，调整自身行为。社会正是由这种互动交往建构而成的。

五、评价与反思

库利一再声称，人们之间的想象是可靠的社会现实，此举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批评。他的学说被许多人说成是超验论，彼得斯干脆说库利是一位唯心主义者，“库利拒绝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唯物主义，他把社会化为一个布满哈哈镜的大厅，或者把社会化为一个没有肉体流动的符号场所”（柯泽，2014）。米德也曾指责“库利将社会置于意识当中，而不是置于心理经验所由产生的社会世界当中”（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264）。然而，这些批评并不公正，库利所言人们之间的“想象”并没有脱离其心理学上的本义：人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这种“已储存的表象”正是来源于外部存在。

库利谈到，作为思想和生活的一部分的假想的对话者是从实际环境中选取的。在形成对他人的观念时，可感的外表刺激我们去想象。我们的感情和想象大多数是在交流中产生的，必然联系着人的形象。这种观点类似于现象学所说的“意象性”，并因此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划清了界限。对此，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在《发现社会》中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库利主要是依据他个人的观察能力，通过他特定的视点而提出他关于社会的想象性构建之洞见，因此，客观的社会科学家无法在经验上对他的结论进行检验……不管怎样，库利开创了将自我置于意识中而非置于行动中的先河，从而在精神上卸下实证主义的包袱。对于他来说，方法论上的精确远不如理解的宽广重要。”（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264）切特罗姆更是对库利做出了高度肯定的评价：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做出了成功尝试的人，也是第一个为探索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切特罗姆，1991：110）。

库利第一次明确阐释了传播对于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正是通过传播，个体得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与伙伴的谈话、书籍、信件、旅行、艺术等等（传播的形式）唤醒我们的情感和思想，引导它们在特定的轨道里发展，为个体的成长提供刺激和框架……传播改变了每个个体和组织……传播革命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库利，2013：50—51）传播技术的发展可以带来思想的自由表达，有助于民主共同体的建立。从这一点来看，库利先于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以及麦克卢汉，开启了传播技术主义的思想源头。

库利的传播思想成为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基石。其在想象性交往中建构的“镜中我”直接启发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也能看到库利思想的影子。库利对人际传播如何建构社会的论述直接影响了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后来对“群体”的定义与阐释（参见胡翼青，2012：77）。其“初级群体”的概念对于后来的小群体研究也有重要贡献，同时对二级传播理论、创新扩散理论的产生具有启发意义。二级传播理论重新发现了初级群体在传播中的作用，认为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初级群体发挥出来。创新扩散理论认为，新产品总是有较早的使用者，在这批先行者之后，更多的人也会采用新产品。此外，库利阐述了社会的本质和社会学研究的要义。研究社会，首先要研究人的观念。任何没有紧紧把握住人的观念的对社会的研究都是空洞无用的——只是教义而根本算不上知识。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的事实，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就应当是观察和解释它们。这对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的界定有重要的意义。想象作为一个普通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术语，与“交往”结合后，在新的语境中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毋庸置疑，与“镜中我”“初级群体”这些概念相比，“想象性交往”的抽象化程度更高。它从整体上解释了社会互动的机制。学界对此概念的忽视主要源于库利并未将其单独成书，而“镜中我”“初级群体”则由于被重点论述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与其他三位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相比，库利及其学说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这与他不喜社交、恬静平淡的一生是紧密相连的。他谢绝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选择留在密歇根大学。詹姆斯·凯瑞曾说：“如果库利接受了这一邀请，他极有可能成为美国领先的传播学经验学派研究领袖。”（柯泽，2014）有学者这样评价：“库利的具有朴实和谦逊特点的著作，现在被证明，对于未来的社会学发展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它们经受住考验被留存下来，而另外一些社会学前辈筑起的庞大的拜占庭式建筑，今天不过是景色别致的一片废墟。”（科瑟，1990：366）这一评价甚为精当。

（陆伟晶）

参考文献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组织（英文原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2版）》，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胡翼青主编：《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8版）》，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柯泽：《库利的传播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新闻爱好者》，2014（5）。

殷晓蓉：《库利：生性腼腆的传播思想家》，《今传媒》，2008（1）。

拓展阅读

Jandy, E.C.，Charsles Horton Cooley, His Life and His Social Theory, New York：The Dryden Press，1942.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过程》，洪小良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