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性新进展[1]
石源华
【内容提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逐步上升为中国外交全局的“重中之重”地位。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性新进展体现在推行了中国周边外交新战略，主要包括倡议建设“命运共同体”、绘制“一带一路”新宏图、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主导创设“亚投行”四大战略性新措施；走出了中国周边外交新路径，主要包括提出“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实行中美两安全体系的“兼容共存”、构建与俄印日地区大国新型关系、推行“友邻外交”新特色、运用“底线思维”保障中国和平发展和统筹“六大板块”和“印太两洋”新路径；提出了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新课题，主要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的周边大国外交、谋划“大周边外交”顶层设计、明确中国周边争端国家和争端问题的战略定位、注重陆海统筹、海海统筹的布局和方略、大力推进周边外交人才工程建设等新课题。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战略、新路径和新课题，对于理解中国外交的发展全局和周边外交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周边外交 新战略 新路径 新课题
【作者简介】石源华，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学分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逐步上升为中国外交全局的“重中之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中国领导人主动出招，好戏连台。中国周边外交一系列政策、措施、行动与倡议的出台，“有时让人产生一种前一个行动还没有被完全消化，后一个行动就接踵而至的感觉，从而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冲击，也让人更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气象”。[2]研究十八大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性新进展，对于理解中国外交的发展全局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战略
“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亚投行”四大战略性新措施，构建了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战略和主攻方向。
1.倡议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最早出现于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概念。习近平执政后，进而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共同体”等，将其提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举措，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亚洲的复杂性超过任何一个大洲，亚洲同时存在几大宗教，不同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各国之间领土纠纷多而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政治制度各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来自周边地区的牵制和阻扰呈现增多之势，既有周边国家“内乱”或次地区紧张波及中国，也有中外间发生领土、领海争端，成为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借口和抓手，给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造成重大障碍。中国崛起能够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是否善于与亚洲国家分享发展机会，拓展合作共赢的空间。习近平本人对于“命运共同体”内涵做了深刻而完整的理论阐述和政策概括。[3]
第一，“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主张“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强调“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要共同维护亚洲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和良好发展势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
第二，“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认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强调“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认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强调“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第四，“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强调“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中国积极推动使“亚洲命运共同体”成为区域内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搭建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赢平台，为各国汇聚共同利益提供更多的支点，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评价说：“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逐步形成的概念，宏观世界更是一种哲学。它提醒我们亚洲人，我们曾经是多么分裂，被各种战争、各种制度、各种分歧所分裂；而今天，命运共同体这个具有哲学高度的概念唤起亚洲人的共鸣”，“亚洲应该迈向一个新未来，忘却历史恩怨、追求和平发展的未来”。[4]
2.绘制“一带一路”新宏图
“一带一路”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又一重大战略大动作。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5]
外交部部长王毅评价“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时说：“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古老得多，又年轻得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说古老，是因为“一带一路”传承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精神。要把这条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路走下去，并让它焕发新时代光芒。说年轻，是因为“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它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6]
中国不会通过“一带一路”谋求霸权和对外扩张，没有谋求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意图，不做侵犯别国主权或强人所难的事，中国强调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非“一家独大，赢者统吃”。中国也无意在沿线国家间搞政治结盟，“不结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强调自愿参与、协商落实、积极沟通、相互尊重的特征，以“政策沟通、道路沟通、贸易沟通、货币沟通、民心沟通”为五大任务。中国也不将“一带一路”单纯视为多余资本和产品输出的机会，而是以经济合作与经贸交流为沿线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强调顺应世界潮流、符合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望，不仅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且让沿途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共同推动中国和各国经济的发展步伐。[7]
“一带一路”战略还是应对和化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国不正面对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遏制，不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通过对抗实现更替的传统老路，不重犯苏联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正面争霸招致失败的错误，积极倡导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8]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你做你的“霸权稳定”、“日美联盟”、“颜色革命”、“TPP”，我做我的“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亚投行”等。你在中国近海频频搅局，我则冲破第一岛链，巡航南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甚而与俄罗斯联合在西太平洋和北约门户、美国后院的地中海进行军演，展示中国的存在和海军的进步。你在中国东部海上挑起各种事端，制造紧张气氛，围堵压迫中国，我另辟新路径，向西部积极发展，在广袤的、长期不稳定的欧亚大陆，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开辟新的战略方向，进而着意在中国周边实现全方位合作和互利共赢。在“一带一路”战略方针下，中国周边合作已经基本形成合围：北方，以中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为核心和重点，以“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俄蒙经济走廊”为两翼，奠定北方阵线的稳定大局；西方，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作为推行“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和样板；西南方，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一带一路”往印度洋方向发展；东南方，以中国与东盟“10+1”升级版为核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构筑通往南太平洋的海上网络。2015年5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重庆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国际论坛上对来自36个国家的客人表示：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9]这六大经济走廊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布点和主要骨架，对于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实施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带一路”推行进程很快，2013年是提出年，2014年是布局年，2015年是实施年。在不长的时间里，从俄罗斯到蒙古，从印度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到APEC北京会议、菲律宾会议，习近平主席多次就“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理念在国际上的理解和认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沿线国家中，已经有近60个国家（截止到2015年2月）明确表示支持和积极参与建设，贸易投资项目迅猛发展，金融合作已经起步，人文合作陆续展开，生态环保合作已经启动，一系列合作已结出早期果实。[10]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订对外承包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达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新签合同额的44.1%，完成营业额达692.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11]“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引发各国长期关注、跟踪与研究的中国版国际发展设想，为沿线各国对外战略提供了新的重大选项”。该倡议的实现，“将进一步加速欧亚大陆的复兴尤其是沿线国家的共同崛起，巩固亚洲崛起势头，开创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平等化的全球化”。[12]
3.构建“亚洲新安全观”
“亚洲新安全观”是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大战略性举措。
“新亚洲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对外战略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冷战思维决裂的产物，并在与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碰撞中发展起来。有些美国学者鼓吹：将通过支持中国周边地区的一些较小国家（和地区）（从韩国到中国台湾，甚至到越南）的办法来抵消中国在力量上所占的优势。[13]这显然是残存的冷战思维。习近平在第四次亚信峰会的主旨发言中，针对此种过时的冷战思维，引用哈萨克斯坦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坦言：“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14]为此，习主席提出了“创新安全理念”的重要命题，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强调“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亚洲地区形势主流。亚洲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习近平主席亲自对亚洲新安全观逐条做了精辟而细致的理论阐述和政策概括。[15]
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要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尊重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对“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
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亚洲和平稳定。欢迎各方为亚洲和平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要聚集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安全政策。2015年5月，中国颁布《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概念，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顶层设计层面对“亚洲新安全观”做了进一步具体的阐述，强调要统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美国智库学者蒂莫西·希思评论道，中国领导人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说法和五个“统筹”原则，“体现了中国领导层决策集权化的趋势、对战略和政策自下而上的设计以及将所有领域都视为密不可分部分的政策观点”。[16]
4.主导创设“亚投行”
“亚投行”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又一战略性大举措，是中国经济从产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的标志性大事件，也是中国改善现有国际体系不合理性的一次重大“战略试水”。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节点。1966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英国，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于当时成立。如今GDP和外汇储备双双位居亚洲第一的中国也正推动着另一家巨型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17]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创建70余年，亚洲开发银行也已成立50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各国竞争力的巨大变化未能在其中得到如实反映，造成战后快速成长的许多新兴国家的不满。[18]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亚投行”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中吸取教训，成为一个更完善的国际开发金融组织，“相对于竞争性，更应该成为具有补充性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19]
“亚投行”将更多显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意愿”的开放式和“合作共赢”新思维。尽管美国反对中国的提议，并阻挠其他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盟国加入，然而，经过中国的努力，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其中包括美国传统盟友“七国集团”中的4个，美国的重要盟友韩国、澳大利亚也不顾美国的反对和施压，加入“亚投行”。中国学者屠海鸣指出：“亚投行”的出现，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一件大事，它是为“一带一路”建设“输血供氧”的“营养库”，是发达国家参与亚洲基础建设的“逐利场”，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一极”，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工程”。[20]
中国提议建设“亚投行”是中国对现行世界金融体系进行补充性变革的一次成功尝试。中国对于“亚投行”的战略定位一方面是“新的一极”，会引发与西方金融霸权体系的一定程度的相互竞争，发生有利于新兴国家利益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对既有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并非取而代之。[21]这将为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对待既有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样本。实际上，在“亚投行”启动前后，中国已经主导提议成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筹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类似的金融机构和基金，具有同样的意义。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签署。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签字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说：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展示了各方对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各方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共谋发展的务实行动”。相关成员国都表示将共同努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确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中务实、高效的一员。相信在亚洲发展过程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22]
二 中国周边外交新路径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主动性大大增加，比以往展现更多的独立性，形成实施中国周边外交的新路径。如周方银所指出的：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目标和手段不能轻易为他国的行动所动，由他国决定中国的行为节奏，而是更多地坚持自己的战略筹划，有时候，即使是在不利的环境下，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出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以往被动应付为主的局面。让那些挑衅中国的国家更清晰地感到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以这样的新路径，“更好地实现进取与克制之间的平衡，形成一种在本地区有作为但很亲切、令人安心的中国外交形象”，“有助于从长期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使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崛起的积极推动因素”。[23]
1.推行“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
中共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等新概念、新理念，还是“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新举措，其核心理念都是“合作共赢”，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24]这是中国实施周边外交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思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15年3月23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发表题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演讲，集中论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他指出：“每一段国际关系的形成，每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必须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完善。”“中国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这是习近平主席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王毅论述“合作共赢”理念的基本内涵是：“政治上，要树立建设伙伴关系的新思路，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着眼时代发展潮流，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经济上，要开创共同发展的新前景，真正树立起利益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安全上，要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局面，更有效发挥好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作用，提升预防冲突能力，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文化上，要形成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新气象，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
王毅特别强调，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中国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为了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中国外交将继续立足国情与世情，从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使和平发展道路越走越通畅，让合作共赢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25]
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奉行“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努力经略周边，成为中国塑造全球外交战略格局的重要内容。“做守望相好邻居，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做来常往的好朋友，是和平发展的中国对发展同所有周边国家关系的期许。实施‘合作共赢’，履行大格局细落子，导致中国对邻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邻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重要性，也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26]
2.实现中美两大安全体系“兼容共存”
在中国周边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安全合作体系，中国、俄罗斯等国主张多边安全合作，认为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应该是平等友好的，不赞成并认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等双边同盟体系为冷战残留的产物，但鉴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也“兼容”美国的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的存在，不挑战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美国则坚持双边同盟合作体系，主张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美新同盟、美泰同盟等双边同盟体系为基础，但同样鉴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兼容”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主张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容忍中国的发展和在地区发挥重要影响力和作用。两种安全合作体系的基础和侧重点是不同的。在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美两种安全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将是中国周边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格局，也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
美国依靠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实施与以北约为核心的多边同盟体系不同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亚洲一直占有包括驻军在内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美国在日、韩、菲、新、泰都有军事基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到处游弋，美国不会轻易退出这个地区；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日、韩、新、菲、泰等美国的盟国在经济贸易上与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美国又在亚洲一些与美非结盟国家积极开展活动，利用越南、印尼、印度、缅甸等国对于中国崛起的不适应与恐惧心理，或他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问题，离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给亚洲区域安全造成新的不确定因素。这是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现实。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紧密关系，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中国虽然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但是美国也不能不视中国为重要合作国家。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让美国退出东北亚不仅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也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亚洲政治安定的。
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战略成功实现“兼容”美国在该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既得利益，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正当利益，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更多发挥建设性作用，与美国和平共存，避免中美对抗。习近平主席率先提出“太平洋之宽完全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的共同发展”，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中美在亚洲“兼容共存”的局面。[27]如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双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避免了朝核问题产生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失控，基本确保了该地区的和平局面。然而，美国以武力威慑、经济制裁和期盼朝鲜“突变”为特点的压制朝鲜屈服的路线始终不为中国所赞成，中国倡导六方会议，主张和平对话、平衡朝鲜安全需求的立场，也不能为美国所接受，导致半岛局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又如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双方对于稳定台海局势达成了共识，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台独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然而，美国坚持对台军售，反对台湾与大陆走得过近，导致台湾局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中美之间的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及其可能达到的合作水平和深度，将对亚洲区域安全的发展形态和实际进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能否取得和平建设的安定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还是将强未强，中国在与美国共建亚洲安全的进程中，基本上处于弱势，或是在逐步增强中的弱势，因而在中美共建亚洲安全上能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但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强盛程度逐步赶上或接近美国，中国所能起的作用将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需要控制好自己行为的节奏，维持战略进取与战略克制之间的平衡，不激化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从长远看，中美共建亚洲安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中国将会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构建与俄、日、印地区大国新型关系
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地区大国除美国外，主要是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构建与美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重视和加大了构建与俄罗斯、日本、印度地区大国新型关系的力度。中国与地区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有三个层次目标，最低层次目标是“不对抗，不冲突”，中级层次目标是“互相尊重”，最高层次目标是“合作共赢”。就目前中国与三国的合作水平来说，中俄关系已经进入最高层次目标阶段，中日关系目前处于最低层次目标和中级层次目标阶段之间；中印关系则处于中级层次目标与最高层次目标阶段之间。
俄罗斯是中国周边最重要的邻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后，一些俄罗斯人士曾对中国发展表示种种疑忌：一是中国“人口扩张论”。由于俄远东地区人口稀少，截至2010年1月仅650万，而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人口达到1亿。部分俄罗斯人认为，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西伯利亚和远东，目的是实现中国对俄罗斯领土“事实上的占领”。[28]二是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武器装备的更新和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本是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俄罗斯国内有一小部分人苟同某些西方大国的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宣扬中国军力强大后会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或是进行军事威慑。[29]三是“掠夺原材料论”。俄罗斯国内少数人对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有所疑虑，担心俄罗斯会变成中国的“资源附庸”，大量的中国商品涌入俄罗斯，将挤垮俄罗斯的民族工业。[30]
然而，中俄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奠定了双边关系的厚实基础。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指出：“中俄关系是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中发展迅速、机制完备、覆盖面广、合作水平高的一对大国关系。双方有元首、总理和议会等高层定期会晤机制。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都是去俄罗斯，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显示了中俄友好的特殊性。两国互为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彼此成为维护核心利益、促进发展振兴的可靠战略支撑和主要外部积极因素，这是双方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选择。”[31]由乌克兰事件引起的美俄之间的“新冷战”，给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带来历史机遇，俄罗斯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地区之一。乌克兰事件发生后，美欧不断升级对俄制裁，已扩大至金融、能源和军事合作领域，不仅影响欧亚政治格局，而且牵动全球秩序重构。面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威胁，中国将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至中美关系之前，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俄关系取得了高水平、跨越式的重大发展，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以后多次与普京会面，达成了中俄在一系列重大事务上的共识和协调。签署或实现了4000亿美元天然气合作项目、1500亿中俄货币互换协定、2015年两国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双方在和平利用核能、大飞机制造、卫星导航、载人飞行等高科技领域开展合作，并在高水准军事演习、尖端武器买卖等方面实行全方位合作。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性倡议后，两国元首商定：“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俄方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从战略高度，以更广视野全面扩大和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扩大相互开放，深化利益交融，更好促进两国发展振兴，拓展欧亚共同经济空间，带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和稳定。”[32]同时，中俄联合举行黑海和地中海军演，此次军演尽管规模很小，却是中国海军参与距离本土最远的演习，展示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提升，表明中国打造一支走出近海、穿行世界的远洋海军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和帮助。[33]两国领导人经常在各种场合使用“高水平和特殊性”表述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十八大以来，中日关系面临重大困境和难题，日本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所起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三：其一是把中国作为战略和现实对手，获取先发制人的权利；其二是拉拢美国，挑动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战略举措；其三是拉拢周边国家“近日疏华”，渲染“中国威胁”，构建所谓“制约中国的弧圈”。日本对中国的上述战略基于中日之间综合实力翻转的大背景，日本企图通过这些措施压制中国的崛起，遏止中国影响力提升的势头，借此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扭转日本在中日战略竞争中的颓势。张蕴岭指出：“日本已经不具备主动犯华的实力，但日本对华采取的‘组合拳’战略会增加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特别是钓鱼岛争端，如果危机管控失败，引发军事风险极高。”[34]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大国，是中国能否实现战略机遇期延长的关键国家之一。推动中日关系实现从功能互利到政治互信和战略互惠的突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大目标。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违反中日两国政府达成的默契，推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错误政策，我方在东海被迫反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一，我国公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点，并向联合国报告、备案，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国对于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法律文件；第二，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单边控制，实现了对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巡航，向世界宣示了我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存在；第三，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迫使美日在事实上默认其存在，扩大了我国的安全预警范围，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目前，中日钓鱼岛及东海争端仍未见底，依然时有起伏，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但双方均感疲劳，冲突一线已趋和缓，有实现阶段性休战的可能。应在继续严密监视日本动向、积极应对的前提下，采取缓和策略，争取实现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转圜，在新的现状基础上实现“搁置”，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由于一系列复杂和具体的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中日钓鱼岛争端存在长期性、反复性的特点，美日强化同盟关系制衡中国也将成为长期趋势，但并不排除中日关系出现局部缓和，甚至出现逆转的可能。在APEC北京峰会前夕，中日达成“四点共识”，[35]随后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两次会晤，表明中日关系存在适度转暖的可能性。
印度是亚洲和世界人口排名第二的国家，也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大国。两国有很多共点，其一，综合实力都处于快速提升的过程中，对于对方崛起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印度视中国为其发展的合作对象国，中国视印度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大国，发展互相关系具有一定的战略基础；其二，两国都希望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对于建立国际秩序的基本看法相似，印度希望中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希望印度不参加美日制衡、遏制中国的行动；其三，两国都反对武力干涉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国际行为准则的认识具有共同性，中印在国际多边舞台的共同话语较多，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G20、金砖国际机制等重大问题上态度接近，步调比较一致；其四，两国边界虽有严重分歧，但没有外部势力介入，通过双边解决争端的外部干扰较小，双方经过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以协商解决分歧的默契和共识，形成分歧管控的“制度性保障”。
然而，两国关系也面临许多挑战：其一，“印度是一个综合实力上升较快的大国，与中国有着战略竞争的情结，与中国抗衡和竞争是印度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设计”；其二，领土争端问题和西藏问题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分歧，印度对中国“有着挥之不去的战争失败记忆，加上中国与巴基斯坦保持特殊战略关系，印度的军力提升和军事部署有着很强的针对中国的因素，印巴的任何对抗特别是战争都会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直接威胁”，印度对华防范和猜疑并未消除，视中国为对手的心态未变；其三，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中国对美印、日印联手制衡中国利益，均有重大疑忌，双方战略互信缺失；其四，中印经贸关系也存在重大分歧，2014年中印贸易额接近700亿美元，增长潜力巨大，印度贸易逆差400亿美元，成为两国经济交流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总之，“虽然中印之间再次因领土争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但印度针对中国的战略性设计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将产生不可轻视的负面影响”。[36]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印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充分认识到中印战略关系具备的区域和全球意义，尊重印度的新兴大国地位，充分尊重印度对于印度以东阵营的主导地位以及其他南亚国家“跟随印度”的现实。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尤其是在推动建立与发展“金砖五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扩容的过程中，两国互相支持，使中印关系转化为对中国周边外交有利的因素。
2014年9月和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实现高调互访，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莫迪在访华前开设中文微博为其访问热身，中国网民好评如潮。习近平在他的家乡西安盛情迎接莫迪访华，也获得世界舆论高度重视。两国再次确认共同管控边界分歧，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有印度学者称，印中两国的两位首脑都是强势领导人，目前可能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时期。[37]中国外交部积极回应：“双方对于早日解决边界问题都有积极意愿，也都付出了积极努力。早日解决边界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期待，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印方继续坚持不懈推进边界谈判进程，争取早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在最终方案达成之前，双方将继续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38]中印在处理争议边界问题方面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范例，即可以用“两轨思路”处理两国争端问题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推动两国在经贸合作和战略互信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印度不再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负能量。2015年7月，中国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启动印巴加入的进程，世界媒体称，随即中国也有可能从南亚联盟观察员国家转变为正式成员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妥善应对美、日、俄、印四个大国对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影响，并努力与美、日、俄、印共同探索构建一条以尊重为前提、以合作为途经、以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4.创建周边“友邻外交”新特色[39]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重视周边外交，加大了与周边友好国家开展“友邻外交”的力度。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遍访周边友好国家，“大气从容，待人以诚”，“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自信坦诚的风采、灵活务实的姿态、朴实亲民的气质，熔铸为中国魅力，折射出一个底气深厚、朝气蓬勃、锐气昂扬的中国”。受到周边国家和世界的欢迎。
“好邻居，金不换”，中国大力推行元首外交，“走亲戚”、“交朋友”，与周边国家领导人建立私人友谊，为中国周边外交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习近平秉持和平发展理念，身体力行，以更加开放从容的姿态同各国开展友好往来，展现出睿智、坦诚、务实、亲和的国际形象，增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赢得各方普遍尊重。
“意气相投”、“很谈得来”，习近平与普京频频见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当俄罗斯契索冬奥会遭遇西方国家抵制之时，习近平开创了中国国家元首出席境外体育盛事的先河，并对普京说“按照中国习俗，邻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贺喜，同俄罗斯人民分享喜庆”。中俄关系由此进一步得到大幅提升。
习近平访问中国的全天候“铁哥们”巴基斯坦，在议会演讲中称呼巴基斯坦人民为“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表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巴关系，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位置”。30多分钟的演讲，议员们不时用他们传统的手掌击桌方式表示赞同，达50多次。[40]
2014年盛夏之际，习近平对韩国进行“点穴”式国事访问，以示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倡导两国互作“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期许“双方应该像走亲戚一样加强高层和各领域交往，重视相互核心利益和关切，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取得了极大成功。
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国家期间，分别与4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一对一”的坦诚、深入交流。习近平与中亚各国领导人敞开心扉，就双边关系、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看法。中哈元首同乘一架专机共进早餐，促膝长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举行家宴招待客人，习近平穿上当地的传统服饰以示尊重。
蒙古国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访问的第七个邻国，亦是一次走亲戚式的“点穴”访问，习近平热情表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不仅推动中蒙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高度，也在周边国家引发热烈反响。
2014年以来，习近平每到一国访问，必发表署名文章，如在俄罗斯发表《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在巴基斯坦发表《中巴人民友谊万岁》，在韩国发表《风好正扬帆》，在蒙古发表《策马奔向中蒙关系更好的明天》，在塔吉克斯坦发表《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在马尔代夫发表《真诚的朋友，发展的伙伴》，在斯里兰卡发表《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在印度发表《携手共创繁荣振兴的亚洲世纪》，在澳大利亚发表《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在新西兰发表《共同描绘中新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斐汶发表《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等，[41]“既讲‘中国故事’，又播‘中国智慧’；既凝聚共识，又解惑释疑；既讲故事讲理，又用数字说话；既搞‘配套顶层设计’，又兼‘具体施工’；既主题突出，又各具特色；既为出访定调，又展个人魅力”，[42]热情、坦诚地展现中国人民对周边国家人民“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友好想法，并在各种场合就地取材，引用当地谚语，如“朋友要老，好酒要陈”、“通往和平的方式只有和平”、“金钱易得，朋友难求”、“河有源泉水才深”、“诚信比财富更有用”等，拉近了与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中国的“友邻外交”创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和新特点。
5.运用“底线思维”保障中国和平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国周边外交在重视顶层设计的同时，十分强调“底线思维”。中国逐步改变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反应”模式，哪里出问题，就将精力投哪里；不是被动应对，而是强调主动出牌，设置议题，不断提出新倡议和新理念，引导国际政治按照中国的章法起舞，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千秋大业得到保障和实现。
中国的“底线思维”首先用于国家领土和海洋维权。中国官方亮出的底线是“主权在我”，中国在领土主权范围内的行动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2014年3月8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中国秉持以和为贵，以诚待人，人敬一尺，我还一丈”的基本立场，明确表示：“对于我们同一些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我们愿意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坚持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以和平方式妥善处理，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我们绝不会以大压小，但也绝不接受以小闹大。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底线思维”立场。[43]
针对菲律宾不顾中国的反对，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争端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行径，中国外交部发布文件，从法律上反驳菲律宾的无理主张，申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严正立场”。强调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的做法，“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有关争议以及与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政策和立场”。敦促菲律宾尽快回到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中国愿与有关各国一道，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妥处分歧，加强合作，追求共赢，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44]
“底线思维”兼具“主权在我”、“后发制人”、“适时还击”、“弹性回防”等多重含义，具有“维稳不损害权益，维权不引发冲突”的特点。“主权在我”，为中方原则立场，始终不动摇。“后发制人”，即中国不主动挑衅，而是在相关声索国挑起事端后，“后发制人”做出还击。如钓鱼岛问题，是日本政府推行“国有化购岛”挑起事端，中国再做出连锁反应。“适时还击”，即对于声索国的挑衅行动，断然做出反应。对于钓鱼岛冲突，中国在坚持和平的前提下，宣布钓鱼岛中国海基线，实现中国维权巡航常态化，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军地联合海上维权军演等，保护中国的主权和权益，赢得东海战略方向的战略主动权。出于同样的理由，2014年，中国企业所属“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内开展钻探活动，以应对越南颁布“海洋立法”，将中国南沙和西沙均列为其管辖海域的举措，“981”钻井平台遭遇到越南船只的围攻和干扰，中国派遣公务船到现场保护作业安全，有效维护了海上作业秩序和航行安全，也宣示了中国维护主权、权益和管辖权的决心。同年，中国出于菲律宾、越南等国早已在南海扩建岛礁、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决定进行南海岛礁建设工程，其规模之宏大，速度之迅捷，态度之坚决，前所未有。一方面是中国南海主权显示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显现了中国领导人的维权气魄，不动则已，动起来一气扩建七个岛礁，势不可当，引起域外大国美国以及声索国的强烈反响。“弹性回防”，表明中国对于争端的应对有了新的特点，张弛有道，进退自如，掌握反击的适当节奏。如“981”钻井平台在完成钻探任务后，借台风来临之机，主动宣布撤离，使世界性的围攻舆论不攻自破。对于南沙岛礁建设，则着重解释中国进行岛礁建设目的，强调除提供军事防卫功能外，更具民用和履行国际责任的功能，并公布填海造岛礁的进度，以较透明的方式回应外界的质疑。近期也适时宣布造岛工程结束，转入基础设施建设，应对以美国为首国家的抗议风潮，向国际社会释放善意。然而，“弹性回防”具有阶段性和间歇性，一旦条件成熟，或维权事业需要，中国将继续推进必要的维权行为。2015年6月24日，中国“981”钻井平台重返南海，在海南三亚东南方向海域进行油气勘探，说明中国在自己领海进行的能源开发工程仍将继续稳步推进。
中国的“底线思维”还用于维护周边区域的安全建设。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上述同一场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表示：“朝鲜半岛就在中国的家门口。在半岛问题上，我们始终有一条‘红线’，就是绝不允许生乱生战。”并确信“这也完全符合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45]中国决不容许任何国家在中国的家门口“闹事”、撬动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底线。这话既是说给朝鲜听的，也是说给美韩听的。[46]如果朝鲜坚持核武政策，进行新的远程导弹和核试验，或者韩美坚持美韩军演大规模升级，或采取其他可能激怒朝鲜的举措，半岛局势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的利益关切，中方绝不允许半岛生乱生战，希望有关各方着眼大局，谨言慎行，显示灵活，多做有利于局势缓和的事，采取实际步骤为推动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应“将朝核问题重新纳入可持续、不可逆、有实效的对话解决轨道”。中国态度坚定而明确，指明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方向。没有国家可以取代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对于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搁置争议，表现出富有弹性的立场。但是日本一意拒绝，并对中国在钓鱼岛展开的维权屡屡加以阻挠干扰。如果日本想动武的话，中国就一定会坚持捍卫，用武力还击。[47]
中国形成和实施中国周边外交的“底线思维”表明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中国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将给对手划出底线，实施威慑，并且在内部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绝不允许个别国家勾结域外大国蚕食中国的主权利益。[48]
6.统筹“六大板块”和“太印两洋”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向外延伸和海外利益的扩大，中国逐步树立了“大周边”的外交理念。本文所指的“大周边”概念是相对于“小周边”概念而言的。“小周边”通常是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蒙古、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诸国。而“大周边”概念则超越传统的地理范围界限，涉及同中国海上、陆上有相同战略利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49]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六大板块”应该作为中国的“大周边”地理范畴。与传统的观点相比较，在中国“大周边”范畴中增加了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西亚地区是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该地区的局势与中国的能源安全、边疆稳定和西部发展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是中国东南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地区，确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地区领军国家的对华友好是中国海上安全的关键所在。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可或缺的“六大板块”。中国应根据不同“板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中国的周边政策，如中国的东北亚外交，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以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重心应由近20年来所奉行的以经济外交为主，以战略保证和谨慎被动的“搁置外交”为辅，逐步调整为经济外交与积极主动的安全战略并重。中国的南亚外交应高度重视印度崛起的战略意义，坚持中巴传统友谊，加强与美国的南亚政策协调。中国在制定中亚政策时需综合考虑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在促进中亚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中国的西亚外交，应采取“积极参与、有所作为”的“西进战略”，将以中亚、西亚、北非为核心的大中东地区塑造为中国的战略纵深区域和经济战略地带。中国的南太平洋外交既要重视发展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地区领军国家的关系，也要努力化解美、日、欧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南太平洋外交政策的干扰。[50]
中国将“六大板块”看作一个利益高度相关、互动极为频繁的整体，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平洋“六大板块”，打破不同“板块”之间、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分割，形成陆地与海洋事务、中国边疆与周边区域的联动机制。中国需要统筹“东线板块”（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与“西线板块”（西亚、中亚、南亚），实现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比如，当“东线板块”出现岛屿和海洋领土划界争端和矛盾时，中国的“西线板块”地区形势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缓转，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统筹周边“六大板块”，实现战略回旋，摆脱危机，化被动为主动。[51]
同时，中国周边外交开始兼顾“印太两洋”，加速从传统的太平洋“一洋战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战略”转变，逐步建立一个包括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在内的“印太两洋战略”，特别是印度洋战略和南太平洋战略。
由于中国在西太平洋遭遇美日设置的“第一岛链”封锁，并存在威胁中国能源通道的“马六甲海峡困局”，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在中国海洋战略中的地位骤然上升。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贯通亚非欧与大洋洲，紧靠中国南海，并通过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通向广阔的太平洋，北靠南亚次大陆并深入“世界心脏地带”中亚，西北角有波斯湾和中东，通过亚丁湾、红海、苏伊士运河通往西欧，西临非洲大陆，直至好望角，与大西洋相通，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为此，美、俄、法、英纷纷进入印度洋，印度更是将印度洋视作印度的“印度洋”。加速经略印度洋的进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
南太平洋也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地区，是美澳同盟、美新同盟为主导的围堵中国的太平洋第二岛链的重要地区。因此，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城，南太平洋地区是突破口，澳大利亚是关键。“中澳关系不同于美国对华的瑜亮情结，也迥异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冲突。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上配合美日制华，但也有着符合本国核心利益的弃保底线”，“在中美日‘三国演义’中澳大利亚起着战略缓冲期的作用”。中澳、中新关系的升级，在提升中国南太平洋影响力方面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中国强化对于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则能“向全世界诠释中国‘大块头’和南太‘小不点’亲诚惠容的和谐关系——国家分大小，平等无障碍。在中国战略力量提升引发一些小国特别是邻国对中国充满猜忌的现实下，中国和南太岛国的融洽关系具有新示范效应”。[52]加大经略南太平洋的力度也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印度洋外交战略和南太平洋外交战略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中国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蓝图包括了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地区在内。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设计的五条发展路径中有两条以印度洋为终点，一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沿海港口达南海到印度洋。此外还有一条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中国正积极推动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共同建设通向印度洋的海陆安全高效运输大通道，这是实现中国印度洋战略的关键性举措。
在中澳、中新的共同努力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了“亚投行”，又分别在西方国家中首先与中国签署FTA协定，对于中国进入南太平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14年11月，习近平在赴斐济出席G20国领导人会议时，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升了与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首次对南太平洋岛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当地引起轰动。习近平与8个南太平洋建交国的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共同决定建立互相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宣布支持岛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包括为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今后5年为岛国提供2000笔奖学金和5000个各类研修培训名额，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等，还就加强农林渔业、矿产、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拉近了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的距离，使中国大周边外交的布局日臻完善。[53]
三 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新课题
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戏刚刚拉开大幕，更为波澜壮阔、震世惊天的大场面将在未来徐徐展开，至少有以下六大课题值得关注。
1.建设中国特色的周边大国外交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的历史性任务。习近平强调我国的外交工作应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必须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出发，努力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对外工作更好服从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大局”；“必须坚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和综合实力，为实现对外工作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支撑”；“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正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互利共赢，推进经济外交，共同应对全球面临的诸多挑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发展，不断开创我国对外工作新局面”。[54]三个“坚持”为新时期中国周边大国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准则。
未来中国周边外交首先需要构建健康的大国心态。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不缺大国情怀，数千年的朝贡体系曾使中国一直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而视周边国家和民族为“蛮夷戎狄”，万邦来朝是中国人心中期盼的“盛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百年来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经历了太多的冤屈和欺辱，又存在浓烈的受压迫心理阴影。这两种心态都不符合新时期大国心态的要求，中国不可能再次掉入封建式的帝国自大，重返朝贡体系的旧思想范式，也必须从受辱阴影中走出来，以健全的心态应对新时代和新世界的挑战和使命。走向时代前列和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不断在精神上走向强大，“这种强大绝非仅仅来自领导层的意志，民间的心理成熟构成了它决定性的底蕴”。中国人的胸中应装下一盘中国与外部世界共赢的大局，勇于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让公众的主流思想方式和集体视野与大国使命相匹配，这是中国社会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也是中国周边外交首先需要解决好的问题。[55]
在周边外交工作中体现大国外交特色，更多表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周边治理和国际规则的重新制定。中国虽然已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主持六方会谈，推动“10+1”、“10+3”、东亚峰会，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主导的作用，并开始倡议“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核安全观”、“中国版新文明观”等创造性国际新议程，在中国周边国际治理中发挥了开拓性的积极作用，但这远远不够，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往往是美国和西方设置规则的“被治理者”，缺少议题设置、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中国的周边外交应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出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方案、中国的建议，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提出和阐述中国“合作共赢”的新主张和国际关系新理论，彰显中国的大国外交的新风范。
2.谋划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和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需要不断从整体谋划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
一是在远洋和深海底层、外空、极地、网络等全球公域[56]拓展中国的“战略新边疆”。在“全球公域新战略”的旗帜下，美国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军事资源，审慎却有选择地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部署在海洋、外层空间、极地、网络世界等不为任何主权国家所有，却维系着全人类安全与繁荣的区域之地。在美国的影响下，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和大国集团也把对全球公域的治理与控制视为自身安全的命脉。面对世界大国对全球公域的争夺，中国如何树立防范意识，加快自身能力建设？如何构建中国的公域战略，以谋求在未来新一轮的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又应如何与美、欧、俄、日、印等大国和大国集团密切合作，携手为全球、首先是周边公域安全治理贡献力量？这些已成为中国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已经明确将海洋、太空、极地和网络列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这是对中国公域防卫战略和安全战略的重大突破，提出了新的历史性任务。[57]中国应在东海、南海海洋领土争端中突破域外大国和某些海上邻国对中国的联合“封锁”，在确保加强和发展中国在西太平洋“自由航行”和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南太平洋、东印度洋国家关系不断发展，建立前进基础，逐步在“太印”两洋公域建立中国的“战略新边疆”。
二是实现中国周边合作全覆盖。在继续大力发展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合作、建设“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积极“西进”亚欧大陆，实现与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国家的“合作共赢”，将该地区塑造成为中国的战略纵深区域和经济战略地带，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开辟广阔的战略空间。王缉思认为，“西进”是中国内部经济再平衡所驱动的，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此外，中国在西部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展现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58]
三是构建国家安全新理念、新机制和新规则。中国已在中央层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取代先前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下处理外交与安全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将有效整合内部外交（安全）资源，解决跨部门协调的难题和外交决策面临的复杂问题，从而确保在面对外部紧急事态时反应迅速，决策有力。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国家安全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构建了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整合为一体，将中国安全建设推到一个新阶段。[59]今后，中国将全面落实这些新理念、新机制和新规则，进一步提升中国周边外交的应对能力和管理水平。
四是在更为广阔的拉丁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区拓展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联系。中国周边外交与全球外交紧密相连，相互促进，体现全方位的特点。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全球外交的基础和拓展资本，而中国在拉丁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区的活跃外交也将推动中国周边外交的深入开展并取得成效。
中国“大周边外交战略”顶层设计需要在整合上述各种思路的基础上，进行整体谋划，形成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架构。
3.明确对中国周边争端国和争端问题的战略定位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分歧和争端，是一种“新常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将难以避免。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分歧和岛屿争端有所升级，加上域外大国的积极挑动和教唆，使我国周边海域安全出现某种紧张的态势。“中日必有一战”和“南海必有一战”的说法，广见于舆论界，然而是不符合实况和违背中国现行战略方针的。
未来的周边外交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对这些与中国有争议的周边国家的战略定位。日本是中国的重要周边大国，菲律宾、越南也是中国周边的合作伙伴国，需要明确它们不是中国的敌国，而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伙伴国、合作国，有的国家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中菲关系等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双方化解争端、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所在和基本出发点。
同时，需要界定中日钓鱼岛争端及东海划界争端、中越、中菲南海争端等争端问题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明确这些争端只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历史时段的问题，而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2014年8月27日，习近平在会见越南总书记特使黎鸿英时说：“近几年，两国关系发展总体良好，但近期受到很大冲击，引起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又说“邻居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和处理”，这表明中央领导是将中越友好关系与中越海上冲突分开观察和处理的。中越冲突并非中越关系的全部，双方应该并且可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处理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争议”，留待历史条件成熟时再去解决。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和习近平主席实现了互访，中国认真说清说透利害关系，将有助于中越冲突的缓解。鉴于越南执行在对美、对华间平衡的政策，其高层存在分歧，我国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工作，广交朋友，有助于越南的“近华派”在越共十二大后继续执政，这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有益于我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成为解决南海争端的重要推手。中国应大力宣传“海上丝绸之路”，这将是一条和平、安全、合作、共赢之路，以经济合作带动沿线国家走向全面合作。应着意宣传日本、菲律宾、越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定位，以实际行动使他们相信可以从共同经营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而不是从与中国的争执中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东海、南海、黄海都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习近平主席曾就中美关系，提出“太平洋之广阔足够中美两国发展”的观点，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是否也可提出“东海、南海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各国可以找到和谐共处的良策”？使我国处于舆论高地，推动争端走向稳定，和平共处，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4.注重陆海统筹、海海统筹的合理布局和运作方略
中国地大海广，中国周边陆海维权，需要注重陆海统筹和海海统筹，才能确保中国周边的安全和稳定。
首先，是陆海统筹。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塞防与海防之争，说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陆海防兼顾。目前，中国除与印度、不丹未划定陆地边界外，同其他国家的陆地边界相对稳定，有利于更注重海防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西进”的战略，无疑将减轻东部海疆的压力。
其次，是海海统筹，除渤海为中国内海外，在黄海、东海、南海问题上中国均与他国存在分歧和争端，此外还有台海的特殊领域。同时，还应该打通图们江入日本海的通道，建设珲春深水港，从而加大中国在日本海的存在和发展，形成“五海联动”。一处紧张，可在他处动作，减轻矛盾点的压力，平衡各方势力，形成有利于我国的战略布局。
目前，黄海局势稳定，中韩海域划界谈判已经开始，双方基本保持积极友好合作状态，应争取中韩黄海海域划界谈判取得历史性进展，为东海、南海的海域划界做出榜样。日本海基本风平浪静。台海之间由于台湾实行“总统”换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目前尚无大的动静。中国与周边国家海域和岛屿的冲突矛盾主要集中在东海与南海。南海是现阶段中国与周边国家海域冲突的关键地区。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为巩固其在同盟国中的地位，挽回其在乌克兰问题上失分，同时为了牵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菲、越等国进行鼓动、为之打气。日本为转移在东海的压力和围困中国，也大肆鼓动和以实力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加紧向中国挑衅，使得南海局势不断紧张。菲律宾抓捕我国渔民迄今未释放，越南曾发生严重骚扰我西沙“981”钻井平台事件，目前又在中国填海扩岛问题上兴风作浪，人为制造紧张氛围。
应把南沙问题和西沙问题分开处理。在西沙问题上，应坚持西沙不属于争议领土的主张不动摇（西沙“981”钻井平台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严防西沙问题南沙化，充分利用海洋执法力量优势，在西沙海域构筑军警民船共同防御的体系，将越南入侵的船只拦截在传统海域之外。
在南沙问题上，首先要牢牢把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南海各国行为准则》的诠释权，充分利用这些法律和文件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其次要加强外交公关，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积极争取各国政府理解和支持；最后要深刻认识到争取舆论和各国民意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国际广播和网络争取各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还宜在日本海有所动作，加大批判日本侵略军1938年破坏图们江出海口罪行的力度，将此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对待。努力尽早打通图们江入海通道，在那里对日本形成一定的威慑和压力，将大大减轻东海和南海的压力。尽管中国在日本海并无领海，但可以利用目前难得的国际机遇，尽快启动并实施打通图们江出海通道，不仅可以解开阻碍长吉图战略实施和大图们江开发建设的“地理死穴”，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同时可以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海域之外增加我在日本海的存在与活动，就像美国在南海没有领海，却可以要求自由航行权，干预南海事务一样。中国启动打通图们江通道的活动，将大大便于中国海军进入日本海，起到牵制美国和日本的作用。一可增强通过日本海进入西太平洋的强度和力度；二可使日本首尾难顾，不能顺利实现其东北战略向西南战略的转移；三可干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减轻南海和东海对我之压力。
5.推行“双轨思路”，和平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
2014年8月9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时表示，中方赞成并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找和平解决，南海的稳定和和平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这实际上是主张以“双边+多边”的模式来处理南海问题。
除此以外，“双轨思路”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可以广泛使用于应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的分歧和争端。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谈到中印边界冲突时曾经讲过，对于中印友好关系与中印边界争端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60]高屋建瓴，显现了大国领袖的气度和智慧，不仅为今天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留下重要而必要的空间，而且也为处理周边海洋争端及重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个基本分析依然适用于处理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有那么多周边国家，相互间发生分歧与争端在所难免。除中外海域和岛屿争端外，中国与印度有陆地边界分歧，与日本有历史问题分歧、与韩国有萨德导弹在韩部署的分歧、与朝鲜有朝核问题分歧，与缅甸有建设水电站和铜矿的分歧，与斯里兰卡有港口建设的分歧，等等，而且旧的分歧和争端得以解决或缓解后，新的矛盾和分歧还会不断发生，这是邻居相处的常态，难以避免。从战略上说，这些分歧和争端一般由国家利益争端而起，但比起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双边友好关系来说，应该都只是“一个指头”的关系。中国完全可以实施“双轨思路”，将化解这些分歧争端与建设全面双边友好关系适当分开处理，超越争端，绕道争端，务实推进双边合作，并在务实合作中淡化、化解这些争端，共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如果双方在这些分歧和争端问题上死扣不放，必将导致双边关系走入迷途，甚至是死胡同。
6.大力建设周边外交人脉工程[61]
2015年，新加坡卓越的政治领导人李光耀仙逝，引起世界的关注和悼念。习近平主席致电悼念李光耀，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政界故友的最高评价。[62]李光耀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知华派、亲华派已经实现了世代替换。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周边国家老一辈领导人都陆续谢世，或退出政治舞台。新一代领导人大部分为战后出生的新人，他们没有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亲身经历，对于当今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观察也与前人有所不同，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导人之间历史上形成的交谊和联络渠道出现了断层，这会为中国与周边争端问题的解决和周边外交的开展造成一定的难度和负面影响，也会为周边海洋争端的解决造成极大困难。
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建设周边外交人脉工程，尤其是加强各国知识阶层和青少年的交流，建立民间友好的深厚基础，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项长期的任务。中国与周边国家需要在第一渠道和第二渠道的不断交往中，着意培养新的知华派和亲华派，这将是未来处理好各种可能发生的周边海洋争端及其他争端的重要缓冲力量。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原则，要实现这些新理念和新原则首先需要建设中国周边人脉工程。不管是“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洲新安全观”的实施，还是“亚投行”、“上合行”、“金砖行”以及“丝绸之路基金”的建设，关键都在于人。中国亟须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人脉关系，如此才有希望将中国的宏大计划付诸实施。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的良好关系，不论该国哪个党派上台，都能持续发展中巴友好关系。习近平主席重视周边国家人脉工程的建设，已经与普京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朴槿惠总统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些私谊对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以及国际事务的合作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然而，中国周边外交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周边有些国家的国内政局一经变动，就会影响两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一些已经签约的协议便会遭遇挑战，出现反复，使中国无端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中国领导人与周边国家政治领导人要建立起类似老一辈领导人之间那样的“老朋友”关系，还有待努力。交结和培育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建设中国周边外交人脉工程，将成为当今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性任务之一，需要予以高度的关注和有意的努力。
在政府层面，中国政治领导人应与周边国家政治领导人，包括执政党、在野党等在内的各界著名人士建立起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广泛而密切的关系，形成一大批能够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的“老朋友”。真心实意地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命运共同体”，应是中国“交友”的战略目标。实行“亲诚惠容”的重要理念，着力进行感情投资，应是中国“交友”的主要方法。
应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尤其是加强知识阶层和青少年的交流，建立民间友好的深厚感情基础，越是与中国有分歧和争端的国家，越是有政府层面冲突和纠葛的国家，越要积极深入开展民间外交，以民间外交来推动和助力政府外交的实施。中国需要在与周边国家第一渠道和第二渠道的不断交往中，着意培养民间的“老朋友”，这将是未来处理好各种可能发生的争端和提升双边关系发展水平的重要缓冲力量和推进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精彩描述中国应有的周边交友之道，强调“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只要坚定地遵循此道而行，“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获得裨益和助力”，[63]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必定能赢得更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好朋友，使中国的朋友和伙伴遍周边、遍世界！
New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since CCP’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Shi Yuanhu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s been gradually uplifted to the status of “the Priority of All Priorities”. The historical new developments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re embodied in the four major strategic measures：an initiative for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a new grand plan outlining “the Belt and Road”，an effort to establish a “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and a leadership in building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lso，a new path for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has been pioneered，which includes the proposal of a core idea of “cooperative win-win pattern”，the practice to try a “compatible coexistence” of the parallel security systems led by China and U.S. respectively，a work to construct a new type of big power relations with Russia，India，and Japan，an effort to promote a fresh “good neighbor diplomacy” with new characteristics，a “bottom-line mentality” to guarantee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and an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six major new diplomatic paths that include “six big tectonics” and “the binary of Indian Ocean and Pacific Ocean”. At the same time，new themes for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have been clarified，including the following six major new themes：a construction for peripheral big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top-level design for “Grand Neighboring Diplomacy”，an effort to clarify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disputed issues and disput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a macro arrangement and strategy emphasizing the land-sea coordination and sea-sea coordination，and an endeavor to carry forward the project of training talents for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 research on the new strategies，new paths，and new themes for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since CCP’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is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and the future trends of its neighboring diplomacy.
Key Words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New Strategies；New Paths；New Themes
Author Shi Yuanhua，Professor，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t Fudan University，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a’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CICTSMR）.
[1] 本文是作者撰写的《中共十八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的节选本，收入本学刊时，做了校订和补充。原书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内出版。本文参考、吸纳了作者和祁怀高合撰的《未来十年中国周边环境的新挑战和周边外交新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3期）、《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两文的若干观点，感谢祁怀高对本文做出的贡献。
[2] 周方银：《中国外交走向主动将重塑周边关系》，〔英〕《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12月27日。
[3]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4] 《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让“一带一路”沿线国跟上中国节奏》，《参考消息》2015年4月1日。
[5]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6]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问（2015年3月8日），《文汇报》2015年3月9日。
[7] 参见李少惠、李世勇《“一带一路”重心是经济合作与经贸交流》，《参考消息》2015年6月9日。
[8] 〔英〕菲利普·蒂芬斯认为：中美“双方都不想冷战，更不用说军事对抗了。不过，形势会变得严峻，最好的局面可能就是一种十分冰冷的和平。”参见英媒文章《中美维持“冷和平”是最佳选择》，《参考消息》2015年5月6日。
[9] 《一带一路“六大走廊”启动规划》，《东方早报》2015年5月28日。
[10] 参见新华社《“一带一路”已获近60国响应》，《解放日报》2015年2月4日。
[11] 《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极——党的十八以来推进三大战略述评》，《解放日报》2016年2月21日。
[12] 王文：《“一带一路”：追求国际最大公约数》，《文汇报》2015年2月27日。
[13] 夏立平：《论亚洲新安全观与中国》，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研究中心编《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1辑。
[14]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5月22日。
[15]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开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5月22日。
[16] 《美智库文章：中国国安战略更重“顶层设计”》，《参考消息》2015年6月22日。
[17] 张鲲：《亚投行启动中国资本输出》，《南方窗》2014年第24期。
[18] 以“亚行”为例，“亚行”是亚洲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拥有1650亿美元资本金，美、日是最早成员国和最大股东，两国出资各占约16%。并各自拥有12.82%的投票权，居绝对主导地位。中国为“亚行”第三大出资国，资本份额占6.46%，投票权重为5.47%，均不及美、日两国的一半。这种地位与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地位极不相称。
[19] 〔韩〕韩升洙：《21世纪的东北亚与韩中关系》，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九辑，第8页。
[20] 屠海鸣：《亚投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一极”》，《新闻晨报》2015年4月29日。
[21] 前世界银行行长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网撰文指出：“美回避亚投行是个战略错误。”指出：“亚投行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加强美国创造和维护的国际经济体系”，“亚投行可以帮助世界银行和各个地区银行分析它们的管理和控制如何增加了成本、程序和延误。竞争可以是健康和有启迪作用的。美国需要从这种令人尴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中国正在提供机会来支持全球经济，并提供大量资金来支持它自己的计划。美国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在塑造一个不断变化的国际体系时错过这个机会，美国应该善于将新的愿景同现有秩序相联系，从而满足新的需求”等。参见《美回避亚投行是个战略错误》，《参考消息》2015年6月9日。
[22] 《习近平会见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各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网，2015年6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29/c_1115756477.htm。
[23] 周方银：《中国外交走向主动将重塑周边关系》，〔英〕《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12月27日。
[24]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3月24日。
[25]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华网，2015年3月13日。
[26] 《中国周边外交展新篇》，《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8月24日。
[27] 《中国欢迎美国“重回”亚太区》，《东方早报》2014年1月10日。
[28] 李静杰：《跨入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
[29] 钱洪良主编《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反应》，军事谊文出版社，2010，第116页。
[30] 李静杰：《跨入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
[31] 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我的快乐记忆》，中信出版社，2014，第66页。
[32] 《习主席今出席红场阅兵，丝绸之路对接欧亚经济》，《解放日报》2015年5月9日。
[33] 《香港经济日报》评论，中俄海军黑海和地中海联合军演，显示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借“一带一路”延伸出去，而中俄加强合作，战略上抗衡美日同盟的意味也十分明显。中国国防大学乔良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的初始全球化，中国必须有能够跨出国门远征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才能使“一带一路”在安全上获得可靠保障。参见《中国军舰驶入黑海引各方解读》，《参考消息》2015年5月8日。
[34] 张蕴岭、任晶晶：《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2014～2015）》，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5] 四点原则共识包括：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36] 张蕴岭、任晶晶：《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7] 《印高官：印渴望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环球时报》2015年2月1日。
[38] 《外交部：早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两国的共同期待》，中国网2015年5月13日。
[39] 参见《让我们共同的世界更加美好——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开创外交新局述评》，《文汇报》2014年1月26日；《中国周边外交展新篇》，《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8月24日。
[40] 《习近平座谈会演讲会 巴议员拍案点赞》，《新民晚报》2015年4月22日。
[41] 《习近平的大外交》，《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2月19日。
[42] 文秀：《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的风格及特点》，中国新闻网，2014年12月29日。
[43] 《王毅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14年3月9日。
[44] 《中方发布立场文件，从法律上反驳菲律宾无理主张，不接受不参与“南海仲裁”》，《文汇报》2014年12月8日。
[45] 《王毅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14年3月9日。
[46] 笔者曾发表《中国对朝政策须实现八个平衡》，系统阐述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安全政策的基本看法，参见《世界知识》2014年第15期。
[47] 曲星：《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9月16日。
[48] 祁怀高：《关于周边外交顶层设计的思考》，《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4期。
[49] 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
[50] 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
[51] 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
[52] 《中国在南太平洋纵横捭阖打破美国战略围困》，中国网，2014年11月26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_115604.html
[53] 《习近平南太之行：诠释共同发展繁荣的亚太梦、世界梦》，新华网，2014年11月24日。
[54]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55] 参见《构建大国心态是中国的一场硬仗》（社评），《环球时报》2015年4月1日。
[56] “全球公域”是美国为未来安全量身定做的新概念，是为顺应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所推出的重要举措，也是美国促进自身安全转型、维护其霸权地位所采取的关键步骤。2010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全球公域”范围明确化，指出“全球公域”是指不受单个国家控制，同时又为各国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它们构成了国际体系的网状结构，主要包括海洋、空域、太空和网络空间四大领域。另一说法是海洋、太空、极地和网络。
[57] 《全局性视野构建国家安全法体系——全国人大决议通过国家安全法，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解放日报》2015年7月2日。
[58] 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
[59] 《全局性视野构建国家安全法体系——全国人大决议通过国家安全法，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解放日报》2015年7月2日。
[6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9页、201页。
[61] 参见石源华《中国周边外交须更多“老朋友”》，《世界知识》2015年第13期。
[62] 曾有人统计，经《人民日报》称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的国际友人多达600余人，大部分都是各国政要，其中相当大部分是周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后继者江泽民、胡锦涛等曾经与周边国家领导人胡志明、金日成、西哈努克、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伊东正义、布托父女、叶利钦、金大中、李光耀等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对于双边关系发展、区域合作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推行周边外交的传统和特色之一。如李光耀曾与中国几代领导人亲密交往，不仅是中新建交的创始人和中国与东盟国关系的开拓者，而且对于改善两岸关系和发展中美关系，也做出了独特贡献，成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老朋友”。
[63]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