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词亦有史：表达动机与实质用意

“词史”是传统诗学研究中的批评概念，不同于“文学史”理论框架中的“宋词演进史”或“流变史”。这一概念的明确出现，虽早见于明末清初的词家，如尤侗为徐釚《词苑丛谈》所作序中即云：“夫古人有‘诗史’之说，诗之有话，犹史之有传也。诗既有史，词独无史乎哉？”[1]但停留在“本事诗”“诗史”等固有的概念范畴之内，并没有任何区别于传统诗学的新质素出现。常州派词学家周济那段著名的“词亦有史”说，则是别开生面的，具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蕴藏独立的理论价值与意义，甚至可以称为传统诗学理论的一次“突破”。据笔者所见，曾用“突破”来形容周济“词史”说的是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尽管他的读解仍是从与现实之关系来立论的，但严先生将周济的这段话提升到了“词的重大社会功能”“文学创作的命脉，生命活力的由来”的高度；称赞周济有“顺应时势的清醒的文艺观念”，并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中具体批评的一例，说是“很精彩的文艺与‘时势人心’的考辨之说”，是对张惠言“比兴”说的“突破”，“对传统词学观的狭隘的表现功能观念的突进上，是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并在理论的自觉性上极清醒的努力的”；批评了周济之后的学者出现的理论上的倒退。[2]严迪昌先生自成一家的观点，是与他通过“词”来展现清代文人的“生存时空与生态环境”[3]的用意分不开的。虽然严先生这个“理论突破”的提法与这里要论述的结论有近似之处，但对周济的“词史”说究竟是在哪个方面出现的理论“突破”，则笔者与严先生的看法又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还是有必要回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的这段文字中去，厘清其中的意脉并探索其可能有的未能明白表露的意蕴：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渖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4]

从意脉上看，这段话是很清晰的，但细致地理会起来，又会有几个疑问：如开头所谓“不过盛衰”的“盛衰”与下面“由衷之言”的关系如何？换言之，从意脉上讲开头的八个字是直贯到“莫不有由衷之言”，还是独立自成意义？更为引人疑惑的，是随后出现的“见事多，识理透”这一句，这句话的指向究竟是作者还是读者？作为这段话主题出现的“词亦有史”的“史”，是说“词”本身具有独特的“史”，还是移用了“诗史”的“史”而没有任何区别呢？这些问题大多是经得起深究的。对此，我们应该警惕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作为这段话作者的周济本人可能存在主观意愿与实际表达的不协调，简言之，这段话本身就存在矛盾。如果我们仅仅是抓住这段话中的“知人论世”与“诗史”等几个意义显豁的字眼，当然是不必有更多的疑惑了——上举严迪昌先生以及多位学者的理解都是就此立论的——但如果我们照顾到这些意义明确的概念周围的文字语句，甚至认为它们也可能会形成某种“概念”，或者更有可能把握住这段话的意蕴所在。

以不遗漏每一个细微之处为标准，最合适的方式无过于注释与解说相结合之“笺说”。先看开头的八个字。人心之动，物使之然。所感哀乐，即“感慨”，则是由盛衰之事——不只国家时事，亦有一己之升沉荣辱——所触发。这是首先会对此获得的理解。但细绎“感慨所寄，不过盛衰”的关键点，无疑会在“寄”字上。由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提出的“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理论为学者所熟悉，因此总能让人联想及此。不过，这里的“寄”，是它的字面意。周济这里表述出来的，只是一个传统诗学中单纯的“反映论”，但周济想要说明的，或者并不局限在客观的外界，即作为外物的“盛衰之事”，而是关联到了已经形诸笔墨的文章所传达出的“盛衰”——人心对外物的所感，进而“托”诸文字传递出来的“盛衰之感”。因此，“感慨所寄，不过盛衰”的言外之意应该是说：借文字的形式（即“寄”）所传达出来的感慨，总不过是“盛衰之感”吧。周济所举出的四个例子，表面上看也是个人的处境与感慨问题，但其实无论周公作《鸱鸮》、贾谊作《陈政事疏》、孟子论禹稷与颜回，还是屈原自述本志，无不有文字上的依托，即“寄”。接下来说的“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以落脚点在“由衷之言”上看也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由衷之言”与“盛衰之感”这两者之间是一还是二呢？如果“盛衰之感”是作者对外在所有的感受并能借着文字传递出来的，即作者有所感，读者亦能有所感，文字是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么，所谓的“由衷之言”就是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吗？这个问题，在这段话的意脉分析中是不会存在的，即通过作者的“性情、学问、境地”来判断文字的指向，也就是依据作者及其背景来理解作品的“决定论”，确实是周济这段话中明确表述出来的。但由于“不过盛衰”中“不过”二字的存在，将暗示这样一种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盛衰之感”易于感知，因此与之相呼应的“莫不有由衷之言”中“莫不有”三字则意在强调“由衷之言”具有的个体性差异。

这种个体性差异的存在，会导致在“不过盛衰”的文字表象之下存在高下深浅的不同。这是理解这段文字最为关键的一点，紧接着所说的“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也是就此而发的。很多学者径直将这里的表述划归“知人论世”的范畴，虽然我们不否认从周济在此处的文字表达上看确是传统诗学的重复，但疑惑仍旧是不能免除的，即所谓“见事多，识理透”——姑且总称为“识见”——它的主语如果顺承上文的“莫不有由衷之言”来看，应该毫无疑问是指作者，而后半句“可为后人论世之资”则又交付给“后人”，即读者。如此，也就成了两截的话，即前半句讲的“识见”是作者的“识见”，后半句讲的“识见”是读者的“识见”，一句话中出现了主语的“暗中偷换”。这又如何解释呢？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这里周济的言外之意。这可以举他所作的《存审轩词》“自序”来参证：

词之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竞出，晋卿集其成。余与晋卿议论，或合或否；要其指归，各有正鹄。倘亦知人论世者所取资也；既刻诗，乃并平时所为词刻之。两先生往矣，聊以质之晋卿焉。[5]

在这段自序中，“倘亦知人论世者所取资也”是一个前提，句意没有到此结束；它的言外之意是，“词”本来是并不为知人论世者所取资的，但现在是可以的，是可以与“诗”同样为知人论世者所取资的。为什么本来不行而今又可以了呢？这是因为“词”的“面目”是“温韦”，是“周辛”。这里虽然举出辛稼轩来，但实际上要说的是从文字表面看“词”不过是言情之作，即所谓的“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事，是不关作者的性情、学问与境地的。若此，则如何为“知人论世”传统诗学理论所取资呢？但周济这里说不能被“取资”的不过是“面目”，是文字表面上的，那么，有“面目”，就有与之相对的“精神”与“内心”，是较表面要深一层次的，即所谓的“衷”。这深层次的存在，旧式的词学家除了用“比兴寄托”，即所谓的“《国风》《离骚》之旨趣”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概括。但毕竟这种存在于“面目”之下的“词”文本的深层次内涵是已然有确定性的认知的，只是在论说文字的表述上没有更具发明性的“概念”而已。

周济所谓的“见事多，识理透”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主语转换问题，据此也就较为容易理解。其实，周济意在说明的是有一种不必局限于文字表面的内涵。但也正因无法通过文字来判断，那么它是否存在，又如何存在，是大成问题的。周济选用了“识见”这样含糊的主语设计试图作一解决，即这样的存在是由作者的“识见”得以发生的，那么也自然要由读者的“识见”来将它掘发出来。从后来的学者对这段话的接受来看，周济的这个颇费些周折的设计，显然没有成功。但退一步讲，成功与否，对周济来说也并非最为紧要的。换言之，他这个含糊设计的出现，主要缘于他对“词”这种文体独特性的感知，但就这段文字所表述出来的意思来看，周济更为关注的是如何让“词”的这种独特性进入传统的知人论世理论当中，而不让它成为“异类”——也就是“尊体”——抬升词体，使其与诗文处于同等位置。也正是出于这种再着意不过的动机，周济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概念。然而，如上所论，由于表述动机与用意之间的距离，这个概念同样具有不能避免的矛盾。从词文体的“面目”与“精神”的差异来看，这个“词亦有史”的“史”显然是不同于“诗史”之“史”的，后者完全适用于“知人论世”的传统理论，但前者由于所谓的“精神”不与文字的“面目”相关，因而具有隐约幽微、难以坐实的特征，实际上也就不具备“知人论世”理论施展的直接条件。正如对词体“精神”的独特性也不免要用“比兴寄托”来概括一样，周济同样借用了“诗史”这样的传统理论。周济选用这个概念可以实现他的目的，即“词史”既然符合传统理论的要求，则也必然可以与“诗史”比肩而获得同等地位。但词体的这种独特性仍旧让周济生出了“自树一帜”的企望，即由于“词史”毕竟与“诗史”存在差异，因此在他也是不能满足于成为“诗史”的附庸——虽然这层不会成为这段话的主要用意，然而，却是对传统诗学理论有所“突破”之处。

周济的表述动机与实际用意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会导致这段话在结束之际产生两种读解。但也正是由于这个距离的存在，才得以蕴藏对传统诗学理论有所“突破”的可能。这段话是以一个具体的例证来结束的，如果依据传统诗学（亦即“知人论世”与“诗史”）的理论，则这个例证不过是为了说明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创作，是不能为后人论世所取资的。但如果循着对传统诗学的理论“突破”的思路来审视这个例证，其意旨所在不但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显然更具理论价值：所谓的“离别怀思”与“感士不遇”都属于文字表面的内容，综合到这整段的文字之内，可以说是属于“盛衰之感”而并非“由衷之言”。既然处在表面，其结果自然会发生“陈陈相因，唾渖互拾”的情形，也就是相互模仿而不牵动个体差异性。但“温韦”显然这里已经不是停留在“面目”之上了，而是用于说明那些相互模仿者终不过获得的是“温韦”的“面目”；至于“温韦”所具有的“精神”，超出文字之表或深处文字背面，即具有隐约幽微的特征的一面，则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触及。

至此，则传统的“知人论世”以及“诗史”理论将不再能够牢笼住“词史”的实质性指向。虽然周济一再着意借用“诗史”来说明对词的理解也没有离开“知人论世”的范围，然而结果是这种特殊性质的存在已经使得传统理论在此不能发挥效用；如果真的可以“自树一帜”，那么也就需要有新的概念与体系的出现。显然，周济以及常州派影响之下的许多词学家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