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整理国故运动
民国时期对古籍丛书出版影响最大的当属激进思潮后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辛亥革命后，民国名存实亡的局面，导致部分人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失望。“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返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7]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冲击引起了一些对传统文化抱有好感，提倡以恢复旧文化、旧道德、挽救世道人心的人们的不满：“近年来为学之士，竟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18]同时，世界大战的惨景和西方学者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亦引起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怀疑。因此，在思想界引起了对以孔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视。
1919年初，北京大学刘师培、黄侃等人成立国故社，提出了国故研究的课题。作为激进反传统思潮的主要支持者的胡适更是强调了整理国故的必要性。他在1919年8月写的《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中强调，“学术是平等的”，要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学术，要抛弃成见和“狭义的功利观念”。并进而提出，“我们应当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而不应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他甚至还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9]同年12月，胡适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把整理国故放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加以阐释，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念。对于为什么要整理国故及如何整理，胡适提出了四个步骤。第一步便是进行“条理系统的整理”，原因是“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原因是“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原因在于前人读书有以讹传讹的恶习；第四步则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的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20]此后，胡适接连发表了《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年8月4日《时事新报·觉悟副刊》）、《再谈谈整理国故》（1924年1月25日《晨报副刊》第38期）等多篇文章，对整理国故的方法、意义、目的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整理国故运动亦就此兴起。
20年代的整理国故之所以大盛于学术界，蔚然成为一场文化运动，是与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以及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大背景分不开的，也是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所必需。从形式上看，胡适等的整理国故与清代乾嘉汉学的古籍整理和近代国粹派的国学研究保持着历史联系，但从内容上细加分析，他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表现在研究范围上，乾嘉汉学和国粹派只把传统经史典籍视为“国故”，而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这就增加了“整理国故”的视野和领域。其次，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原则性的区别。从总体上说，胡适整理国故，主要是着眼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他在1919年给北大学生刊物《新潮》（英译名意为“文艺复兴”）作了题词：“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1]这是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的纲领，也是能否对其整理国故思想以及中西文化观作出正确评价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是同“再造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单纯地强调“整理国故”，或一味凸显“输入学理”，都有悖于胡适的本意，“整理国故”只有与“输入学理”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再造文明”这一主题，才能超越意气之争而得到恰当的评价。胡适要“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要人摆脱因长期封闭所造成的盲目自大心理，承认古文化有不足，从而产生学习新东西的愿望。推倒儒学正统，恢复思想活力，这是接受新东西、创造新东西的必要前提。使中国古文化中的“异军”复活，从这些异军中觅得以前被人们忽略、抹杀的某些近乎科学的、合理的东西，这对于吸收新东西和创造新东西显然是一种有益的知识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如果说胡适等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民国时期文化及相关实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舆论氛围，一些重要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商则在出版实践上印证了整理国故的意义。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掌门人，张元济既具有激进反传统的勇气：“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22]又不乏对中华国故的尊崇意识和使命情怀：“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23]1921年胡适到商务印书馆考察，曾在涵芬楼所藏善本书中见到一部原属黄丕烈“士礼居”藏书的宋版《前汉书》，购价2000元，他感叹道：“其实二千元买一部无用的古董书，真是奢侈。”[24]可见，在整理和保存古籍文献方面，商务印书馆领导人的国故意识和观念比胡适还要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