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概述

20世纪30年代金代文学逐渐进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迈入新世纪，金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化，成果丰硕。基础文献整理有序推进，诗、文、词总集和作家别集陆续出版。诗歌方面，出版了薛瑞兆和郭明志编纂的《全金诗》[1]，阎凤梧和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2]。金文方面，继清张金吾编的《金文最》[3]和庄仲方编的《金文雅》[4]再版后，当代学者阎凤梧主编了《全辽金文》[5]。金代词作则有唐圭璋编的《全金元词》[6]。别集方面，金人元好问著作的校注整理是学界的一个焦点，主要成果有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7]，张静的《中州集校注》[8]，赵永源的《遗山乐府校注》[9]，狄宝心的《元好问诗编年校注》[10]和《元好问文编年校注》[11]。其他金代作家别集整理有张正义、刘达科校注的《河汾诸老诗集》[12]，胡传志、李定乾校注的《滹南遗老集校注》[13]。其他金代别集还有待于广大学者进一步整理研究。

金代文学史类型不断丰富，尤其断代文学史取得长足发展，代表性的有张晶的《辽金诗史》[14]、黄兆汉的《金元词史》[15]。金代文学编年史方面有牛贵琥的《金代文学编年史》[16]和王庆生的《金代文学编年史》[17]。金代思想史方面有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18]。金代学术史研究有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19]，刘静、刘磊的《金元词研究史稿》[20]等。

此外金代作家作品研究不断涌现，在传统各体文学研究方面，如诗、文、词、戏曲、小说研究均不断深入拓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金代文学研究范畴不断拓展，在深入研究金代文学本身的基础上呈现出学科交叉、对比综合的研究倾向。有的探讨金代文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如詹石窗的《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21]、左洪涛的《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以全真教王重阳和全真七子诗词为中心》[22]、刘达科的《佛禅与金朝文学》[23]等。有的将文学与科举制度进行探讨，如裴兴荣的《金代科举与文学》[24]。还有学者将金代文学和南宋文学进行对比关照，如胡传志的《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25]。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学界正以一个整体、全面、综合的态势展开金代文学研究，可谓成果丰硕，角度多样，欣欣向荣。

金代文学研究有两个焦点问题难以回避：第一是金代少数民族的政权属性问题。这个问题属于历史学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正统”问题。金亡之后，如何修《金史》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宋为正统，金为宋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耳。”还有一种观点肯定金政权的独立性，“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有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26]，最终，元末辽、金、宋三史并修，形成今日二十四史的格局。[27]第二是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汉语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就是如何评价金代文学在中国汉语文学史上的价值问题。如何看待金代文学的价值，涉及我国文学研究观念的演变。杨义曾将中国文学观念的演进概括为三个阶段：

中国的文学观念已经走了三步：其一是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其二是20世纪从西方借鉴来的、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既推动其个性化、流派化，又使之成为独立学科而与其他学科分离开来的“纯文学观”；其三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应对全球化潮流，正在崛起的“大文学观”。[28]

作为10—13世纪的北部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文学，金代文学的研究价值在中国文学观念的不断演进中得到认可，从最初宋代文学的附庸逐渐获得了研究的独立性。[29]如上文所述，金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但在金代文学独立性以及文人对于女真政权的态度方面的研究还有可探讨的空间。本书将金代政权的正统性与金代文学的独立性相结合，从国朝文派[30]这一独特的概念入手，以金代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成长于女真政权下的金代作家对于国家政权的态度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这对于我们认识金代文学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金代国朝文派中代表作家的研究相对较多。除了以元好问为学术研究热点外，党怀英、李纯甫、赵秉文，王庭筠等金代作家的研究也不断丰富。以国朝文派为研究主题的相关论文主要有四篇，分别为：张晶的《论金诗的“国朝文派”》发表于1994年第5期《文学遗产》。该文主要探讨了国朝文派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张晶指出：“‘国朝文派’不是仅指金诗中的某一流派，也不是指某一时期的创作，而是指着金源诗歌区别于宋诗乃至其他断代诗史的整体特色。它在这个层面上的内涵是很丰富、很广阔的，同时，又是动态发展变化的。”他认为国朝文派的内涵主要包括两点：“首先，诗人是不是地道的‘国朝’人。”其次，文学作品是否具有金代诗歌“那种属于自己的风骨、神韵、面目”[31]。刘明今于2001年第1期《中国文学研究》（辑刊）上发表了《金源“国朝文派”考辨》。该文指出：“‘国朝文派’不是同时期的某一创作流派，而是先后相承，具有某种特点的作家系统。”刘明今对国朝文派的概念进行了考辨，他将“唐宋文派”“中州文派”与国朝文派进行对比分析。文章指出“唐宋文派”不仅包括古文，还有诗歌。“唐宋文派”是对国朝文派的补充，更强调金代文学中合乎儒家规范的正统一脉。“中州文派”则没有文学流派之意。[32]李正民在2004年第2期《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了《试论金代“国朝文派”的发展演变》一文，对国朝文派进一步分析研究。该文以国朝文派代表诗人笔下的系列文学意象及作品为切入点，探讨了国朝文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李正民认为，国朝文派的正传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作家必须是在“金朝成长起来的文人”。二是文人必须“符合儒家文学观念”。三是“文以意为主”，即以国朝文人之个性、情感、意志性情为主，而以汉语言文字为役。具备了以上三要素，再加以“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作家个人“真积力久”，有因有创，才形成了如张晶所说的金代诗歌的内在气质——国朝味。同时，李正民指出，国朝文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形成期、繁荣期和成熟高潮期[33]。2009年，胡传志的《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34]对国朝文派的性质和内涵进行了新的探索。胡传志先生指出，首先，国朝文派应该是与诗歌相对应的文章流派。他指出国朝文派的文体当指文章而非诗歌。国朝文派的代表作家蔡珪、党怀英、赵秉文虽有诗歌传世，但其文章却更受推崇。其次，国朝文派是个“很松散、很宽泛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没有一致的风格，甚至没有具有自觉意识的领袖”。国朝文派是萧贡这位后人根据以前文坛的发展状况，发掘总结出来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满足了金末文人追求文学独立性的心理需求。第三，胡传志具体分析了国朝文派与“中州文派”“唐宋文派”的关系。“中州文派”见于《中州集》卷二《孙内翰九鼎》小传。“唐宋文派”的概念则见于元好问的《闲闲公墓铭》。元好问提出“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大都是出于对金代文学为传统中国文学正传的认同，包含着强烈的文学独立意识。以上诸位先生的文章对于进一步探讨和挖掘国朝文派的价值和内涵意义重大。

和本书旨相接近的研究主要有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杨忠谦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定诗坛研究》。作者选取了金代政治稳定、文学繁荣的大定时期作为研究的时间段，研究的侧重点为诗歌研究。大定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三种审美趋向：第一是由地理、历史、民族因素而形成的地域性特征——崇气格；第二是由政治、宗教、哲学因素而形成的普遍性特征——尚自适；第三是由文化、教育、艺术因素形成的时代性特征——重典雅[35]。另外2006年浙江大学沈文雪的博士学位论文《宋金文学整合研究》将处于同一文化生态环境下的南北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了整体研究，还原宋金对峙时期文学史的原生状态，对宋金文学进行了整体把握，纠正了宋金文学割裂研究的弊病，有助于正确解释一些文学现象，探索文学流变规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