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的认知
随着西方列强鸦片和大炮的交替进攻，锁闭了几千年的中国国门终于被打开。封建势力与外来敌寇的结合，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面临亡族灭种的危险，一切有识的封建士大夫都不得不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革除社会弊端，重振中华之威，促进民族富强，已成为此期文学创作乃至文学批评的主旋律。对于《金瓶梅》小说的评价，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大约80年的评论，划为《金瓶梅》研究历史上的第三阶段。此期的评论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有关论述为代表。
维新派的宣传活动家狄平子（葆贤）论及《金瓶梅》的创作动机时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69]认为《金瓶梅》是不平之鸣、发愤之作，是作者在黑暗时代对“无穷冤抑”的抒泄。显然，这是对明代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中所提及的“沉冤”说以及张竹坡穷愁著书说的发展。
关于《金瓶梅》所反映的内容及其社会价值，资产阶级改良派及诸评论者大都能将其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强调、肯定《金瓶梅》的社会批判功用，使得《金瓶梅》评论与他们所倡扬的社会改良挂起钩来。平子（狄葆贤）指出，《金瓶梅》乃“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70]。天僇生（王钟麒）认为《金瓶梅》是“极端厌世观之小说也”[71]。作者“痛社会之浑浊”而作是书，“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媟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血透纸背而成者也”[72]。王钟麒又进一步指出，《金瓶梅》通过各种典型形象的塑造，对社会上的各种丑形恶俗进行解剖，“记西门庆，则言富人之淫恶也；记潘金莲，则伤女界之秽乱也；记花子虚、李瓶儿，则悲友道之衰微也；记宋蕙莲，则哀谗佞之为祸也；记蔡太师，则痛仕途黑暗、贿赂公行也”。他发出感叹：“嗟乎！嗟乎！天下有过人之才人，遭际浊世，把弥天之怨，不得不流而为厌世主义，又从而摹绘之，使并世者之恶德，不能少自讳匿者，是则王氏著书之苦心也。”[73]梦生提出“《金瓶梅》乃一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74]，邓狂言《红楼梦释真》则直言点明《金瓶梅》是“政治小说而寄托深远”。总之，这些评论都涉及《金瓶梅》是明代社会现实、社会政治的反映这个本质性问题。
评论者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也从各个方面加以阐述，给予充分的肯定。首先，多数论者认为，《金瓶梅》开拓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题材领域。从描写的生活来看，它独辟蹊径，已将笔触由古代历史的兴衰、英雄豪杰的业绩、神魔仙怪的神通转向了一向为士大夫们所不注意、不熟悉、但每个人物都生活其间的“情事尤为复杂，描写更难着笔”的“下等社会情事”方面来[75]，它已由《水浒传》的“大刀阔斧，气象万千”“一变而为细笔，状闾阎市井难状之形，故为隽上”[76]，“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77]，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它可以与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法国的查拉、俄国的杜瑾纳夫等人的作品相颉颃[78]。
与作品描写的内容紧密相关的，是人物形象塑造问题。曼殊认为，《金瓶梅》“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装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给拟于贵族，其下等如故也”[79]。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塑造下层妇女形象方面的突出成就。钱静方虽然指责《金瓶梅》“淫亵鄙陋”，但却称赞“其描摹小人口吻，无不逼真”[80]。梦生在这方面对《金瓶梅》更是备加推崇，认为“《金瓶梅》乃一最佳最美之小说，以其笔墨写下等社会、下等人物，无一不酷似故。……盖《金瓶梅》专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即无不可为普天下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一齐写照也”[81]。可以说，《金瓶梅》所塑造的下层市民群像，丰富了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是对中国小说史的突出贡献，这得到了此期评论者的一致称赞。
有的评论者还注意到，《金瓶梅》描写人物的手段较以前的说部有所变化。它不同于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形成强大阵容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神魔小说的作者在塑造人物时褒贬分明、扬抑判然的常规，而是在写人时“并不下一前提语”，作者不作或少作主观的褒贬、评判，而是让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使“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82]。这种变化，也正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的手段上由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平子在评论《金瓶梅》时，将它与《水浒传》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呈现着不同的风貌，“《水浒》多正笔，《金瓶》多侧笔；《水浒》多明写，《金瓶》多暗刺；《水浒》多快语，《金瓶》多痛语；《水浒》明白畅快，《金瓶》隐抑凄恻；《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83]。
在语言运用方面，平子指出，《金瓶梅》已由《水浒传》的“文字兼语言之小说”变为“纯乎语言之小说”，在《金瓶梅》中，“文字积习，荡除净尽，读其文者，如观其人，如聆其语”，使人“不知此时为看小说，几疑身入其中矣”[84]。也就是说，《金瓶梅》的语言，已经比历来被人称道的《水浒传》的语言更提高了一步，并且人物的语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这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长足进步，而且也是小说发展的必然。
此外，有人还注意到小说中的陪衬、穿插等手法的妙用。如梦生曾指出，《金瓶梅》“于武二兄弟会见时，百忙中插入武大往事、金莲出身一大段文字。叙王昭宣府一节，详金莲恶之所从出也。叙张大户一节，原金莲之得嫁武大也”[85]。这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张竹坡的说法，但更多注意的是社会之腐败对人物堕落的恶劣影响，以及时代在人物身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显然比张竹坡更进一步。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写淫之笔，仍是这个时期评论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种认为《金瓶梅》是淫书，应全盘否定。如胡适就曾说《金瓶梅》引不起人们的“美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86]。叶小凤认为《金瓶梅》“实淫书也”，如果流传开来，将贻害无穷[87]。箸超（蒋子胜）曰：“《金瓶梅》则淫书之尤者耳。”[88]铭飞（张焘号）由否定《金瓶梅》的淫秽描写进而否定整个小说的价值。他说：“《金瓶梅》一书，丑秽不可言状。其命意，其布局，其措辞，毫无可取。”“统观《金瓶梅》全部，直是毫无意识。其布局之支离牵强，又无章法可言。至其措辞，则全是山东土话，可厌已极。独其写男女之事，勤勤恳恳，有如孝子慈孙之称述祖训者然；使人翻阅一过，有如春日行街市中，处处见有野狗觅偶也。”[89]
与前一种观点相对，吴趼人、黄小配、解弢等人认为《金瓶梅》是以淫惩淫，是一部“惩淫之作”。吴趼人指出：“《金瓶梅》、《肉蒲团》，此皆著名之淫书也，然其实皆惩淫之作。”“淫者见之谓之淫。”[90]之所以得出“淫书”的结论，是“不善读书”的缘故。解弢《小说话》说“《金瓶梅》等书意在惩戒”，黄世仲（小配）则联系社会现实，肯定了《金瓶梅》在惩淫方面的社会功用，指出“有《金瓶梅》出，而西北淫浇之风渐知畏忌，盖其感人者深耳”[91]！
与前两种态度不同，有的评论者在评价《金瓶梅》时，对其成就大加赞赏，但对小说的淫笔却避而不论。如曼殊就曾说过：“吾固不能谓（《金瓶梅》）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92]
倒是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对《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作了比较中肯的、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他说：“《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佚、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但由于“描写淫亵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用辩证的观点评价这些描写的实质。“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93]这里并不否认《金瓶梅》中有淫词秽语，但明确指出它绝非“专谈淫猥之书”，而是对腐败社会的真实反映，不足在于作者对猥亵淫态渲染过度，容易产生负面效应。这种评论是比较公允的，也是符合《金瓶梅》的实际的。
关于《金瓶梅》的成就、地位，评论者的观点比较一致。一是认为《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同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杰作，一是认为《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创作传统，从《金瓶梅》脱胎而来。平子在论述中国小说时，曾将《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并列[94]。曼殊指出，“《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认为“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95]，天僇生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同为小说中“好而能至者”，“此三书，真有观止之叹”[96]。梦生也论道：“中国小说最佳者，曰《金瓶梅》，曰《水浒传》，曰《红楼梦》。”[97]陈独秀认为《金瓶梅》成就在《红楼梦》之上，“《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98]。鹓雏（姚锡钧）也说《红楼梦》“无一不自《金瓶》一书脱胎换骨而来”[99]。而包柚斧在《游戏杂志·答友索说部书》中则比较公允地指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是“善脱胎而已，几于神化者也”，认为《红楼梦》在继承《金瓶梅》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此期的评论者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应享有的地位，以及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看到了长篇小说由《水浒传》而《金瓶梅》、再由《金瓶梅》而《红楼梦》在描写生活、塑造人物等方面的发展轨迹，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提高，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红楼梦》的产生是受到《金瓶梅》的巨大影响之说是比较公允的话，那么，《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红楼梦》全从《金瓶梅》脱胎而来，甚至《金瓶梅》的成就在《红楼梦》之上云云，则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