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少年时期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朱鹤龄的生年。《清史列传》本传云“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十八”，则鹤龄似乎当生于万历三十六年的1606年。但朱鹤龄《愚庵小集》的“传家质言”则云“甲申春，……时年三十七矣”，甲申是公元清代开国的1644年，则当生于1608年。在目前没有有力佐证的情况下，只好姑从旧说，俟诸博识。

朱鹤龄的家庭，各种史料阙载，《愚庵小集》也提及不多，只在《答赠吴慎思七十韵》一诗中说自己“门户尤单孑”，大概人丁不旺，兄弟较少。关于自己的父亲，仅在《愚庵小集》附录的“传家质言”中有一句话提及，说自己在“以高等五试棘闱皆报罢，遂有著书立名之志”后，“先君亦时购四部书助余游猎”，也就是说在朱鹤龄五次乡试都失败，产生著书立说想法的情况下，父亲不时地购买经史子集方面的书籍，帮助其实现愿望。后来顺治乙未（1655）年，朱鹤龄曾写信给钱谦益，求其撰写“寿文”[1]，这时鹤龄已经五十岁，父亲应当在七十岁了。由父亲不时买书可以看出，鹤龄少时家庭的经济状况还是说得过去的，大致在中等水平。

朱鹤龄小时候身体一直不太好，这在他的《愚庵小集》里多有反映。《史弱翁诗集序》中说自己“少婴沉瘵”，大概是慢性病，所以“清羸骨立”，形貌瘦弱。他说自己“四十以前，半荒弃于疢疾，半汩没于制科”[2]，大概家道的衰落，与自己身体不好以及长期参加科举有关系。中年以及晚年，朱鹤龄的诗文中屡有疾病的字眼，如“我亦病叟违世情”、“病谢屠苏饮”、“支离一病叹无憀”，与少时的身体不好有一定关系。

到了入学年龄，朱鹤龄也像一般适龄儿童一样，入了蒙学。但他对这段经历没什么好印象，说：“少时塾师授帖括艺，头涔涔欲睡。及授古文辞，辄豁然心开，自知非科第中人也。”[3]所说的“古文辞”，包括古文和诗。学习古文辞，目的也是为了应试，但诗文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有一定的创造性，这一方面为他日后的文学才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他对科举的“帖括艺”深恶痛绝。到了中年和晚年，态度更加坚决。有个小友连试不举，他写信安慰，却劝他抛弃这种无用的功课，说：

足下之屡困于小试也，爱足下者必以为唁，仆则闻之而喜。其唁足下者，必勉以败北之余，期于再举，如古之焚舟而济厉气巡城者。乃仆之为足下喜，则谓足下向跛踦于无用之帖括久矣，自今当尽举而焚弃之，益专力于诗文之大业，而后足下之学可成，名可立也。夫以足下之才，使得沉酣六籍，浸淫沐浴于骚赋诗歌，及古文大家之学，而大放厥辞，上可与古人方驾，下亦可抗颜近时作者之林。奈何与黄口小儿争工拙于梦呓之语，此断断不可也。[4]

将科举比作“梦呓之语”，可见其鄙视的态度。朱鹤龄之所以对科举如此厌恶，除了它仅被作为敲门砖，用后即弃如鄙屣外，还与他中年以后对经学态度的转变有关。明代经学不盛，明末的情况更趋严重，一般的读书人对经学的认识，以为不过就是塾师、官学的一套，浑然不知除了朱熹之外，还有关、闽、濂、洛之学；除了宋学，还有精深的汉学。所以他说：“盖自帖义混淆，经术芜没，狂瞽相师，茫昧白首。疑既无之，信于何有？此则固守一说者为之阂也。”[5]这个“帖”，就是科举中“依圣立言”的八股诗文；“义”，就是经学的精微义理。读书人将经学之“义”等同于科举之“帖”，不求甚解，自然“固守一说”，经术荒芜，这种现状是朱鹤龄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