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惊隐岁月

在度过清初四五年的动荡岁月后，朱鹤龄的人生和著述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折，首先是他加入了“惊隐诗社”，结识了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民族气节和深厚学养的遗民。其次是经历了与钱谦益合注杜诗到分刻各书的恩怨。最后是在此期间，自己的笺注初见成效，《李义山诗集注》出版。这个阶段大约持续了十二年（1650—1662）。

一 惊隐诗社

惊隐诗社的出现，同清初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自清初四五年激烈的武装斗争后，明代遗民由于抗争失败，幸存者多结诗社以图自存，并借文学唱和抒发故国之思、同志之情，或与海上义军秘密联络，互通声息，直至康熙初年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海上义军溃退为止。惊隐诗社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著名的遗民社团。

惊隐诗社又名逃社、逃之盟，社员几乎全为遗民。创办于顺治庚寅（1650），终于康熙三年（1664），前后活动了十四五年，创办的地点就在朱鹤龄的故里吴江松陵，主盟者为叶继武、吴炎等人。据杨凤苞《秋室集》之《书南山草堂遗集后》的介绍，并综合其他方志，共计有五十二人，其中既有像朱鹤龄一样在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如著名文史学者顾炎武、吴炎、潘柽章、戴笠等；有称誉一方的诗家，如归庄、吴宗潜、顾有孝、顾樵、陈济生、沈祖孝、周安；有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历法专家，如王锡阐；也有著名的小说作家，如《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用名家聚集、群彦荟萃概括这个社团，是一点不为过的。这是一个兼有政治、学术和文学性质的社团。政治上看，诗社创始人吴振远、吴宗潜等是参加过太湖抗清的义士，失败后由叶继武所掩护，与当地地主绅士中比较开明的人士结成惊隐诗社，又名“逃社”，显然有作暂时的逃避而谋再举的意图，反清复明的色彩强烈；学术上看，这个团体是顾炎武倡导实学、复兴古学的重要据点；文学上，它公开宣称“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19]。先后编撰了《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史记》、《广宋遗民录》等书，还将诗社的酬唱之作辑为《惊隐篇》，后又增之为《岁寒集》。

但惊隐诗社之于朱鹤龄，除了与顾炎武切磋学术并保持终身友谊，又结识了部分社员外，意义似乎并不明显。第一，朱鹤龄是否诗社中人，似乎在有无之间。朱鹤龄的所有传记材料，均未提及加入惊隐诗社之事；乾隆《吴江县志》、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八《旧事》关于惊隐诗社的记载也独缺朱鹤龄等人。第二，朱鹤龄的《愚庵小集》，几乎看不到惊隐诗社的影子，《集》中不但绝无“惊隐”的字眼，也没有与社中其他重要人物的唱和，就连好友如顾炎武、王锡阐、吴炎、潘柽章、戴笠等人，一篇交往的诗文也没有。第三，《愚庵小集》中确有朱鹤龄与几位惊隐诗社社员的酬唱诗，有的是个别的你来我往，有的是集体的文会，如顾有孝、顾樵、周安数位，但考虑到这几人也参加了后来成立于吴江江枫庵的“招隐”诗社，所以这些唱和更有可能是招隐诗社的活动。

但朱鹤龄参加惊隐诗社，又是确凿无疑的。杨凤苞《秋室集》之《书南山草堂遗集后》一文以及吴炎《吴赤溟集》所附惊隐诗社名单，都赫然呈列了朱鹤龄的名字。尤其吴炎是惊隐诗社的主要人物，所记应是真实可信的。这份名单，大概是诗社成立时全体成员的名单，但惊隐诗社成员的籍里不一，来源分布于苏州、常州、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同时诗社大规模的活动也受到清初政治环境的限制，因此诗社通常的活动，并非所有的成员都能参加，加上朱鹤龄一直潜心笺注，又因生计问题在吴下四处坐馆。所有这些因素，应是造成朱鹤龄在惊隐诗社中若有若无的主因。

朱鹤龄在惊隐诗社的最重要收获，应是与顾炎武的交往。他后来回顾说：“因老友顾宁人以本原之学相朂，始湛思覃力于注疏诸经解以及先儒理学诸书。”[20]所谓的“本原之学”，就是实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21]实学要求学有所本，学有根柢，反对明人尤其明末的“无本之说”。朱鹤龄的几部经书笺解，兼采汉宋，探赜索隐，拨乱反正，通经致用，具有清初经学的典型特色，是清代经学复兴的先驱之作，应该说与顾炎武有极深的学术渊源。

二 招隐诗社

对朱鹤龄遗民生涯影响更大的是三四年后（1653、1654）成立的“招隐”诗社，这是一个几乎完全由吴江当地人组成的诗社，据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卷二的介绍：

一庵遭乱后，隐居湖浦之荆园，闭门读书，不闻世事，与徐介白、俞无殊、无斁、赵砥之、山子、顾茂伦、樵水、陈长发、朱长孺、徐松之、其叔闻玮、兄弘人、小修、闻夏、弟汉槎结诗社于江枫庵，作《招隐诗》以见志，亦高尚士也。

这几人分别是：吴与湛（一庵）、徐白、俞南史、俞南藩、赵瀚、赵沄、顾有孝、顾樵、陈启源、朱鹤龄、徐崧、吴锵、吴兆宽、吴之纪、吴兆宫、吴兆骞。这些人均为吴江乃至江南一时的杰出人才，其中有经学家，如陈启源，其《毛诗稽古编》是清代经学兴盛的力作；有诗家，最著名的是吴兆骞，其次是吴氏兄弟和徐白等；有选家，顾茂伦所选《乐府英华》、《唐诗英华》、《明文英华》、《江左三大家诗钞》，是清初著名的诗文选本；有画家，顾樵是清初的山水画作者，画品入能，颇有钱刘风味；有史家，如赵瀚曾与潘柽章、吴炎等人合作编撰《明史记》；有游记作家，徐崧游历遍及大半中国，所著《百城烟水》是清初著名的山水游记。

这个诗社的活动情况，比较惊隐诗社而言，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团体。由于大部分社员的文集散佚，现在只能从朱鹤龄和吴兆宽等人的文集中窥其大概。

第一，交流密切。这是一个身份和志向比较接近的团体，成员大多是明代的诸生，不少曾为同学，经历鼎革的剧痛，矢志山林，砥砺气节，在清初严酷的政治氛围中相互慰藉，以文学抒发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

第二，活动的成员和地点不太固定。大概除了成立时成员齐聚于道树庵外，其余的集会大多是三三两两的自由组合。

第三，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论文衡艺、切磋学术、抨击时弊，以及诗酒联酬、迎来送往等。朱鹤龄年德颇高，是诗社实际的骨干分子，与诗社成员大多保持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来往，如与陈启源常常诗酒唱和，即使在诗社解散后，还经常一起探讨《诗经》，演绎经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书成，朱鹤龄已离世六年，但在回忆成书过程时，仍归首功于鹤龄：“忆初脱稿时，以质于朱子长孺，赖其指摘得以改正者数十条。今复再易稿，所改正又数倍于前矣。欲求就正之人，不能起长孺于九原也。辍斤息弦之叹，乌能己已。噫，余之有是编也，岂偶然哉。”[22]顾有孝编辑历代诗选和今人诗集，与朱鹤龄商讨最多，多次请他为选本作序。两人在文学造诣和道德襟怀方面十分相近，后人将二人与金之俊称为“浔阳三隐”。徐崧以诗而名满吴越，历游东南山水，每次回吴江，均与鹤龄话旧谊，述见闻，感慨时事，向慕古风。朱鹤龄也因徐崧的介绍和引荐，结识了吴越地区的一时名流，其中知名的是“桐乡汪氏”。吴氏是吴江大姓，文学世家，也是“招隐”诗社的主要成员，吴之纪、兆宽、兆宫、兆骞兄弟皆有诗集传世，与朱鹤龄多有唱和。兆骞在诗社成立一年左右后即罹“江南奏销案”而获罪北遣，鹤龄在数首诗篇中对其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对其杰出诗才叹赏不已。二十年后兆骞获释，鹤龄阅读《秋笳集》，十分推崇。[23]又在给兆骞的信中，以蔡邕、崔骃、韩愈、苏轼等人“无不由贬窜穷荒，万死一生中，享大名，成大著作，以垂不朽”[24]勉之。朱鹤龄是个矜慎少许的人，可对兆骞的称赞，独具慧眼，不吝辞墨，显示了其杰出的文学鉴赏造诣。吴氏的另一兄弟兆宜，未曾参加诗社，落落寡合，闭门著述，所笺徐陵、庾信、《玉台新咏》、《才调》、韩偓五集，发奥探微，洗涤旧瑕，其中《庾开府集笺注》、《徐孝穆集笺注》为《四库全书》著录，与朱鹤龄同为清初的笺注名家。朱鹤龄笺注杜甫、李商隐二集，曾与兆宜有过探讨。可见这一群人，情系故国，绝意归隐，怀抱奇才，勤于著述，坚守文化和历史的责任感，为清初的遗民文学和学术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是一个在史书上应有浓重一笔的遗民社团，可惜今人有关遗民研究的著述中，几乎均付之阙如。

惊隐诗社活动了十二三年，在康熙即位（1662）不久解散；“招隐”诗社问世晚三四年，结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当与惊隐诗社大致同时。两个诗社走入历史，原因在于政治局势已经改观，清王朝在全国范围的统治逐渐稳定，遗民活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十几年中，与那些貌似清高，实质趋炎附势的假遗民、假隐士、假名士不同，朱鹤龄始终不为外界所诱，清苦自守。他的诗篇中有许多描写自己贫穷孤寂、与道偕行、怀才不遇和自勉自励的字眼。这十几年是朱鹤龄重要的学术成长期。他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素性的道路，这就是笺注古贤前修的经学和文集，在冥行默察中，同情古人的切身处境和博大情怀，寄寓自己的身世之哀，并以反哺自己固穷守道的意志，寻求一方宁静的精神家园。

三 钱朱之交

与钱谦益的交往，是朱鹤龄学术道路和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转折。二人交往始于顺治十二年（1654），终于惊隐诗社解散的康熙元年（1662），持续八年。

与朱鹤龄同郡的钱谦益，自崇祯元年（1628）在朝廷的权争中落败归里，主持东南文坛，领袖山林，名望日高，又奖掖后进，门户履满，他的《读杜小笺》和《二笺》也于明亡前一年（1643）交由弟子瞿式耜出版。明亡以后，钱谦益虽带头降清，但随即又参与抗清的秘密斗争，与郑成功领导的海上义军暗通声气。同时撰写《列朝诗集》、《明史》，希望保存一代文献。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一炬，唯存杜注手稿和一部《金刚经》，钱谦益以为此乃天意，不久归遁空门。然始终对杜注念念不忘。

顺治十一年（1654），在苏州假我堂的一次文人聚会上，朱鹤龄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钱谦益，假我堂文宴是抗清斗争转入低潮的背景下，江南士绅和遗民决心抗清到底并相互砥砺风节的一次聚会。钱谦益其时正从事抗清的秘密斗争，陈三岛等数人也是抗清的骨干分子。钱、朱二人相见恨晚，纵谈时事，探讨杜诗。钱氏得知朱氏正在笺注杜诗，已有初稿，喜出望外，引为知己，想起自己的《读杜二笺》尚非全注，遂起意让朱氏帮助自己完成全注的宿愿。自此两人合作注杜。两人自初识至钱谦益去世前后八年，从开始的朝夕过从、切磋学术，结果却演变为一出令人唏嘘的悲喜剧，其中有背景，有喜，有悲，有当事人深情绵邈又复杂矛盾的历史回顾，更留给后人不绝的话题和学术的公案。

说有背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钱谦益的《杜诗二笺》虽于明末的1643年附刻于《初学集》，但仅为简注，且非全注。而明朝的覆亡，直接促成了朱鹤龄笺注杜诗，也加深了钱谦益对杜甫的深切同情和时代的认知。于是，在清初动乱的氛围下，在苏州的这次夜宴上，两个对诗圣杜甫无限追慕的学者走到了一起，惺惺相惜，回忆邈远的安史之乱，吟诵老杜的壮烈诗篇，诉说明清之际的人事沧桑，不约而同想到了合作笺注杜诗的构想，为两本杜注佳作作了良好开端。同处鼎革之际、同为苏州学者、同为杜诗的爱好者，还有比这更好的条件吗？

说有“喜”，是指两人经历了一段亲密合作、疑义相析的难忘时光。在苏州聚会之后，钱谦益即为朱鹤龄向当时甲于东南的藏书家毛晋推荐坐馆。在毛晋处，朱鹤龄的学识、视野和学术规范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见到了许多素日难以接触到的经史书籍，也经常往返于钱、毛两家，就一些学术问题与钱谦益磋商。一年后的顺治十二年（1655），朱鹤龄又应钱谦益之邀，带着倾注十年心血的杜注初稿，来到谦益在常熟虞山的红豆山庄坐馆，“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25]能到号称“东南人望”的钱谦益家中坐馆，并得到其亲自指导，对默默无闻的朱鹤龄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荣幸。钱谦益的藏书非常丰富，即使在数年前绛云楼失火后，仍有大量的稀书秘籍，比如自南宋以来一直若隐若现的杜诗吴若本，就是朱鹤龄《杜诗辑注》赖以校勘文字异同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钱家坐馆的前后三年中，朱鹤龄尽心尽力，十分勤奋，态度严谨，钱谦益大加赞赏，在结束坐馆时为其书作序，说：

其勘定是编也，斋心祓身，端思勉择，订一字如数契齿，援一义如征丹书。宁质毋夸，宁拘毋偭。宁食鸡跖，毋噉龙脯；宁守兔园之册，毋学邯郸之步。斤斤焉取裁于骚之逸、选之善，罔敢越轶。近代攻杜者，觅解未憗，又从而教责之，章比字栉，俨然师资。[26]

这个评价，既是对朱氏治杜成果的肯定，也可看出对两人亲密合作的欣慰和满意。更主要的是，两人的合作和反目后的角力，为后人留下了两部重要的杜诗注本，两个注本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开启了清初治杜的序幕，沾溉了有清一代众多的杜诗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值得肯定的可喜之处。

朱氏初馆钱家三年（1655—1657，实际满二年）。在完成杜注的二稿后，朱氏又在钱氏的提议和支持下，开始笺注李商隐诗集，并在顺治十六年（1659），出版了《李义山诗集注》。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撰著，也是清代有关李商隐诗注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李商隐的诗歌虽引起众多学者和诗家的浓厚兴趣，但注本稀少，仅有的前代刘克、张文亮二注也久已散佚。明代末年，释道源始有笺注，但冗杂寡要，且未刊刻；钱氏族人钱龙惕也有简单的笺解。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注》汲取了两家和其余旧说的精华。其最有创见和影响深远之处，是在李商隐诗歌的底蕴方面，改变了自宋代关于李商隐“放利偷合”、“诡薄无行”的恶谥，认为其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27]，奠定了有清一代李商隐诗注的大致方向。清代李诗注家，比较重要的有吴乔、陆昆曾、徐德泓、姚培谦、屈复、程梦星、冯浩七家，大多继承朱氏的指导思想，拾遗补缺，使李注日臻完善。故朱氏摧陷廓清之功，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也可看出，没有钱谦益的支持，朱氏的杜、李二注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

说有“悲”，是说两人的合作从惺惺相惜开始，却最终以反目的悲剧谢幕。以钱氏的地位和声望，朱氏对其始终敬重有加，能得到钱氏的教益指正，一直是朱氏的心愿。这种敬重的心态，从朱氏请求钱氏为《杜诗辑注》作序的《投赠钱宗伯牧斋先生二十五韵》长律，以及钱氏离世后朱氏所作的诗歌《闻牧斋先生讣二首》和回忆文章《假我堂文宴记》中得到证明。关于两人交往过程和交恶缘由，后有专章叙述，此不赘言。但二氏之争为学界留下两个著名的注本，也是值得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