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杜诗辑注》的传世情况

《杜诗辑注》之初刻，为康熙九年（1670）金陵叶永茹万卷楼本。印行之后，当时就好评如潮，如吴江学者计东说“先梓子美、义山二注，海内已争购其书”[4]，朱氏晚年说《杜诗辑注》“盛行海内已久”[5]，皆实际情况。在很长时期内，学者均以“钱笺”和“朱注”并称。如张溍《遗笔》云：“癸丑……兼采朱长孺杜注，疑难尽豁。”[6]“癸丑”是康熙十二年（1673），即《杜诗辑注》面世的第三年。著名学者阎若璩为之作序，也提及《杜诗辑注》，说：“朱长孺故与钱氏异者，亦能补《笺》所不逮。”说明《杜诗辑注》问世不久即产生较大影响。张远的《杜诗会稡》刊刻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掞为之作序，说：“近代虞山钱宗伯始发凡起例，创为笺注，议论斐然，一洗从前注家之陋。其门人松陵朱长孺又有《杜诗辑注》，先后镌板，略有异同。子美之诗于是无遗蕴矣。……吾于是叹虞山、松陵之用心苦，而张子之捃摭裒益，足使当日义蕴毕出，为功不细矣。”[7]可以看出，“钱朱”并称由来已久。

但在朱注面世三十三年后，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仇兆鳌《杜诗详注》初次印行。《杜诗详注》在引证的精审、考据的繁富等方面青出于蓝，后来居上，包括《钱注杜诗》、《杜诗辑注》在内的众家精华大体被收录其中，所以一经面世即风靡天下。仇兆鳌评价二氏曰：“如钱谦益、朱鹤龄两家，互有异同。钱于唐书年月、释典道藏，参考精详；朱于经史典故及地理职官，考据分明，其删汰煨杂，皆有廓清之功。”[8]《杜诗详注》卷帙浩繁，颇资考证，大有取代一切杜注的趋势，当时即享有“集大成”的美誉。但钱、朱二注并未遽废，如浦起龙《读杜心解》刊刻于雍正三年（1725），在《凡例》说：“集中节采，大率本此三书（钱、朱、仇）。”说明仇注影响虽大，但不可能完全取代钱、朱二注，这主要还是因为二家注本特色使然。

时至乾隆时期，情况发生重大转折。钱谦益的著作被列为禁书，《钱注杜诗》自然被禁，《四库全书》著录的《杜诗详注》也删去所引钱注。《杜诗辑注》因前有钱序，阑入禁书之列。钱、朱二注的刊行受到了冲击，自禁书直到清亡的一百三四十年间，只是间有一二偷印翻刻者，如今藏于成都杜甫草堂的乾隆朝钱注，在其《收藏书目》中说：“卷首页书名后挖去钱氏姓名，乾隆后重印。”[9]《杜诗辑注》除了初刻外，还有一次是乾隆间金陵三多斋的翻刻本，这个翻刻本是坊贾为回避禁网而为，书名题《杜诗笺注》，乃是抽去钱序，而将沈寿民后序移前，并利用部分原刻重印而成。直到1976年日本吉川幸次郎编辑《杜诗又丛》本，据万卷楼刻本影印，由日本中文出版社出版，因此《杜诗辑注》实际只有两个版本。朱氏原本希望借重钱序，未料与钱注同遭厄运，共进共退。塞翁之譬，岂但虚言哉！

尽管被禁止刊刻流通，二注其实并未消失于天壤之间，而且还有一定的影响。民间对二注多有收藏，乾嘉以后各藏家大致均有收录，而藏目中未有反映者，殆恐干犯时讳也。但注家对待钱、朱二注还是有所区别的，一般不引或暗引钱注，对朱注则多明引，如江浩然《杜诗集说》乾隆四十三年（1778）初刻本，时值禁书不久，评价云：“朱氏《辑注》、仇氏《详注》二书，先后行世，操觚家圭臬奉之。兹编卷帙次节，一依朱注定本。”[10]而未引钱注。杨伦《杜诗镜铨》初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凡例”第三条亦明言“朱注于新、旧《唐书》及《通鉴》等考证最详”云云，说明注家对钱注还是望而生畏的，对朱注则抱持网开一面的态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