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京都，中央政府所在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唐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云：“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1]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京都有所谓的“三皇五帝之都”。如宋代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和郑樵《通志·都邑略》皆有此方面的梳理和记录。“京都”和“京师”正式称谓的出现则最早见于西周时期，如《诗经·大雅·公刘》云：“京师之野，于时处处。”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三亦载：“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2]追溯京都的起源，其形成与建立之始即因政治因素的制动和主导。历史典籍上的记载或以“宗庙之置”言之，如《墨子·明鬼篇下》有：“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3]《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也记有：“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4]或者以“天子之居”来表征，如汉刘熙《释名》卷二曰：“国城曰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5]《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亦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6]无论“宗庙”，抑或“天子”，皆是古代朝廷和国家政权的代称。

中国历史上的京都涵括了浓厚的政治语义色彩，但仍必须建立在某个具体的地域范围内，承载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和物质基础之上，所以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地域概念。《周礼》曰：“距国五百里为都。”[7]《白虎通德论》卷三亦云：“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皆描述了古代京都的空间规模和辐射地带。所以京都与文学的研究，仍属于地域与文学的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