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的由来及作家构成

对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的认识和评价，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清初王士禛提出“关中二李一康”[5]、钮琇标举“关中诗派”，到乾隆年间李华春、王鸣盛提出“三秦诗派”，显示了清代学人对清代关中诗学认识的逐步深化。而从王士禛、钮琇、王鸣盛所论诗人来看，其论述地域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王士禛、钮琇所论仅为关中一隅，而王鸣盛已经扩展到对清代陇右诗人的关注，所以有必要对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的由来和作家构成加以探讨。

一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的由来

明末清初，关中地区人文繁盛，作家众多，创作兴盛，引起了海内关注。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自序》云：“吾秦当有清之初，人文颇盛，隐逸为多，王山史、孙豹人、王复斋、雷伯吁诸贤其卓卓者。而当时雅重，又以三李之道为最尊。说者不一，或进河滨，或进屺瞻，而皆退雪木，此特主声气言之。至于泉石烟霞，志同道合，自必以天生‘伯中孚而仲雪木’之语为断。”[6]“关中三李”一时为人们广为传颂。如《文献征存录》卷四云：“李因笃，字天生，……时盩厔李容以理学显名，与泾阳李念慈及因笃号为关中三李，其后复与郿县李柏，朝邑李楷亦有三李之号。”[7]虽然“关中三李”的组合颇多，说法不一，但恰好显示了当时关中理学和诗学之兴盛。而当时李颙、李柏、李因笃、李楷与王弘撰又有“关中五虎”之号。刘绍攽《二南遗音》卷一云：“王弘撰，无异，号山史。华阴人。明诸生。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善书法，顾亭林乐与之游。李中孚、天生、雪木、河滨并称‘五虎’，言雄长关中也。”[8]徐世昌《晚晴簃诗话》亦云：“关中国初文儒，推三李，而朝邑李楷叔则工文词，名辈尚在三李前。山史从之游，读书华山，治《易》，精图象，学者翕然宗之。”[9]可见当时关中诗人众多、人文兴盛的繁荣局面。

康熙末年，江苏吴江人钮琇任陕西白水县知县，与关中诗人李因笃、李柏、康乃心、王建常、王弘撰、宋振麟曾经交往密切，经常诗文酬答，他在其《觚》中提出了“关中诗派”的说法，并对李因笃、李柏、康乃心等诗人都有论列，开启了关中诗人群体研究的先声。

由于做官、避难、经商等原因，清初流寓江南的秦陇诗人亦颇多。孙枝蔚曾说：“然予与康侯皆秦人，而东南诸君子颇多观乐采风如吴季子者，能审声而知秦为周之旧；又数年来诗人多宗尚空同，而吾秦之久游于南者，如李叔则、东云雏、雷伯吁、韩圣秋、张稚恭诸子，一时旗鼓相当，皆能不辱空同之乡。”[10]在孙枝蔚之前，关中诗人马御辇、王相业、李楷、韩诗已经在江南声名籍甚，被称为“关中四子”。《朝邑志》云：“李楷，字叔则，晩号岸翁，学者称河滨先生。弱冠举天启甲子乡试。……已而避寇白门，与马元御、王雪蕉、韩圣秋等称‘关中四子’。”[11]李楷在寄孙枝蔚的信中也说：“伏念好学勤苦，千秋自命者，吾里则圣秋、稚恭与吾兄差相仿佛。弟不才，阑入此中。”[12]可见当时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之盛况。

对于清初关中诗文创作之繁盛，外地学者也有很高的评价。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云：“关中名士，予生平交善者，如三原孙豹人枝蔚、韩圣秋诗、华阴王无异弘撰、富平李子德因笃、郃阳王幼华又旦、富平曹陆海玉珂，皆一时人豪。”[13]朱彝尊《王崇安诗序》亦云：“予求友于关中，先后得五人：三原孙枝蔚豹人、泾阳李念慈屺瞻、华阴王弘撰无异、富平李因笃子德、郃阳王又旦幼华。五人者，其诗歌平险或殊，然与予议论未尝不合也。”[14]计东《作送止庵诗毕，偶问屺瞻，知李叔则明府已殁，因追悼韩圣秋兵部，暨亡友雷伯吁、杜杜若、东云雏、刘客生，兼柬孙豹人、王筑夫、李天生、王山史，诸公皆秦中人，负海内盛名》[15]一诗列举了清初关中诗人十多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施闰章在《溉堂篇赠孙豹人》、《赠关西杜苍舒，兼怀李屺瞻、孙豹人诸子》、《邗江赠关中孙豹人》等诗中也对孙枝蔚、李楷、杜恒灿、李念慈、王岩、雷士俊、王又旦等关中诗人深表钦佩。

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王鸣盛读到秦陇诗人吴镇、刘壬的诗歌，对秦陇地区诗歌创作的繁盛大为赞叹，提出了著名的“三秦诗派”的观点。其《戒亭诗草序》云：“三秦诗派，国朝称盛。如李天生、王幼华、王山史、孙豹人，盖未易更仆数矣。予宦游南北，于洮阳得吴子信辰诗，叹其绝伦。归田后复得刘子源深诗，益知三秦诗派之盛也。”[16]王鸣盛的这一论断也揭开了清代秦陇诗歌研究的新局面，将以前仅从单个作家或作家群体的关注提升到对地域文学流派的高度进行研究。

关于文学流派的界定，陈文新先生《文学流派的成立标准新论——以明代的文学现象为例》一文曾经说文学流派“有所谓‘自觉的文学流派’和‘不自觉的文学流派’之分”[17]。“自觉的文学流派”的流派资格自然无可置疑，“不自觉的文学流派”的流派资格就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较难界定。他提出了界定文学流派标准的三个要素：流派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流派统系是指文学流派对文学传统的选择和继承。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有一个效法和学习的对象，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重要特点。还有，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有自己的盟主或代表作家。没有领袖的文学流派是群龙无首的一盘散沙，不足形成整体的影响。另外，相同或相近的流派风格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

由此标准来看，钮琇提出的“关中诗派”和王鸣盛所提出的“三秦诗派”，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虽然清代秦陇作家大多继承的是明代复古派李梦阳、康海、文翔凤等关中作家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以杜甫作为效法对象。与宋代“江西诗派”效法杜甫诗歌“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方法不同，明清关中诗人大多继承了杜甫“忠君爱国”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努力表现诗歌对国家命运和现实民生的关怀。他们还将效法对象上溯到《诗经·秦风》所开创的独特地域风格，让“秦风”或者“秦声”成为秦陇诗人群体的独特地域风格特征。但是秦陇诗人群体由于特殊的经历和不同的活动地域，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流派统系，其诗学思想也呈现出分流竞进的局面。在清初关中本土，有“关中三李一康”等人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李因笃以其卓越的创作成就堪为盟主，而李颙、顾炎武、曹溶、龚鼎孳、傅山等人也一直认为他是关中诗坛的领袖。在清初流寓江南的秦陇诗人中，孙枝蔚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卓著的创作成就，也成为实际的流寓江南的秦地诗人领袖。他反对明代以来诗坛分门立派、互相标榜的习气，主张表现个人“风神气骨”的独创精神。虽然孙枝蔚等流寓江南的秦陇诗人对李梦阳等人开创的地域诗学传统极为重视，其创作也因有鲜明的“秦风”特征而誉满天下，但他们和关中本土诗人联系较少，未能形成完整的流派统系。由此可见，王鸣盛提出的“三秦诗派”虽然是对于清代秦陇诗人的研究有着非常的意义，但是客观来说，他们还没有具备文学流派成立的基本要素，是一个尚未成熟的文学流派。

王鸣盛提出的“三秦诗派”包括了乾嘉年间的秦陇诗人，而钮琇所谓“关中诗派”仅讨论清初关中本土诗人，没有提及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为了研究的方便，也是本着真实反映清初关中诗人创作的实际，本书以清初关中诗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清初关中本土诗人和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不包括陇右诗人。这样确定研究范围，可以使研究对象更加具体和明确。

二 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的作家构成

清初关中诗人众多，而士人结构也比较复杂，主要可以划分为遗民诗人群体和国朝诗人群体。清初关中遗民诗人主要有李颙、李柏、王弘撰、王建常、东云雏、孙枝蔚、雷士俊、王岩等为代表的士人群体，还有“青门七子”为代表的前明宗室诗人群体。国朝诗人群体主要以南廷铉、房廷祯、杜恒灿、李念慈、王又旦、周灿、王孙蔚、曹玉珂、杨端本、杨素蕴、梁舟、任玑、康乃心等新朝科举官员为代表。还有一些关中士人的政治身份历来多有争议，例如李因笃、李楷、张恂、宋振麟等人，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遗民，而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在明代有功名，入清曾参加博学鸿词或者做官，应当为贰臣。我们这里主要从地域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清代关中诗歌创作的盛况，对他们的政治身份不强作解释。

清初关中士人大多不囿于关中一隅，很多士人曾经漫游大江南北，甚至长期流寓江南，因此以他们一生活动的地域范围又可以划分为两大地域诗人群体：关中本土诗人群体和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群体。

关中本土诗人群体主要以“关中三李”和朱谊、王弘撰、宋振麟、康乃心等为代表，他们大多长期居住关中，其文化活动主要在关中地区展开，在关中本地有着很高的声望。许多诗人都将李因笃推为关中诗人领袖。顾炎武称赞李因笃“高才冠雍州”（《重过代州赠李处士因笃，在陈君上年署中》）。傅山也说“以子觇文运，西京此一时”（《为李天生作十首》），他还说：“宁人向山云：‘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18]计东在康熙年间赠关中诗人侯绍岐时曾说：“富平奇士李天生，长律于今最横行。此是尔乡才第一，莫因相近失逢迎。”（《即席口号送侯明府归秦中四首》其二）。清初关中诗人之间的交往也极为密切，他们互通声气，诗文酬答，形成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创作群体。李柏与李颙相识较早，他们志同道合，以兄弟相称。李柏曾云：“忆昔与吾兄（指李颙）相见于沙河东村，兄年二十二，弟年十九。兄囊萤而读书，弟爇香而照字，学之勤同兄；企慕于先民，弟亦不屑为今人，志之远亦同。”[19]李因笃比李颙、李柏年龄较小，但对他们极为崇敬，以兄礼事之。王子京《槲叶集序》云：“闻同里子德先生曰：关中三李余行季，伯中孚先生，仲雪木先生。”[20]江藩曾云：“（李因笃）学以朱子为宗。时二曲提倡‘良知’，关中人士皆从之游。二曲与因笃交最密，晩年移家富平，时相过从，各尊所闻，不为同异之说。君子不党，其二子之谓乎。”[21]李因笃《雪木二兄过草堂同子祯作三首》可谓对李柏人品和生活的真实写照。李颙和李柏曾相约去汉南度荒，因故未同往。其《答惠少灵》曾云：“吾以奇穷遭奇荒，保生实难，曾与雪木商及度荒之策，相约共适汉南。吾家累二十余口，留半难割，通移维艰，因循荏苒，尚无定期。乃雪木则先我而往矣。”[22]王弘撰与“三李”亦交往密切。《山志》“李天生”条云：“李天生天资敏异，所谓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亡于心者也。予昔邂逅于长安茶肆，隔席遥接，各以意拟名姓，及询之皆不谬，遂与定交。”[23]王弘撰对李颙也极为钦佩，称赞他“有高明之资，学识渊邃，以讲学明道为任”[24]。清廷征招，李颙坚决拒绝。《山志》云：“中孚称疾不起，过予草堂，论及岀处，有确乎不拔之志，允矣，狂澜之砥柱矣。”[25]康乃心年辈较晚，对三李和王弘撰极为敬佩，曾为李颙入室弟子，李因笃称其诗为秦中第一。康熙三十三年，又与李柏读书五台山，以振兴关学为己任。其《六月一日访二曲李征君恳留信宿赋此志怀用太白李雪木述怀初韵》可见一斑，诗云：“盛代全嘉遯，南山接豹林。避人城郭外，筑舍薜萝阴。鸡黍三秋梦，乾坤万古新。烧灯风雨夜，端不负追寻。”[26]

清初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主要有王相业、东荫商、李楷、孙枝蔚、韩诗、雷士俊、王岩、杨敏芳、张晋、任玑、梁舟、凌元鼒等人，他们长期寓居江南，其诗学活动已经融入到江南诗人群体，在南北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让当时江南诗人深入了解了关中诗歌创作的盛况。孙枝蔚曾说：“然予与康侯（张晋）皆秦人，而东南诸君子颇多观乐采风如吴季子者，能审声而知秦为周之旧；又数年来诗人多宗尚空同，而吾秦之久游于南者，如李叔则、东云雏、雷伯吁、韩圣秋、张稚恭诸子，一时旗鼓相当，皆能不辱空同之乡。”[27]李楷也说：“秦之诗，空同而后，……与余后先同时者，延安之刘（湘客），华下之东（云雏），三原之韩（诗）、温（自知）、雷（士俊）、孙（枝蔚）诸子。”[28]孙枝蔚与李楷所举关中诸名士，当时大多游历江南，形成了一个声势极为浩大的关中流寓江南诗人群体，而以李楷、韩诗、孙枝蔚等为代表的“关中四子”和“丁酉诗社”是关中诗人在江南的主要创作群体，在江南诗坛有着重大影响。孙枝蔚与流寓或仕宦江南的关中诗人交往密切，成为关中诗人在江南的实际领袖。汪懋麟《征君孙豹人先生行状》曾说：“当是时，南昌王于一猷定、泾阳雷伯吁士俊、长安王筑夫岩、黄岗杜茶村濬、朝邑李叔则楷先后称寓公，与先生相往还。诸君各以诗古文名，先生独以诗名海内。无论识与不识，皆知有豹人先生矣。是时新城王公阮亭士禛、三原梁公木天舟官于扬。其乡人李屺瞻念慈、任淑原玑亦来游，咸折节于先生。休宁孙无言默讲宗人之好，时左右之。……而郃阳王幼华又旦自秦中来，见先生与三人者，倾写（心）愿交，相与论诗无间，及归，命画工绘《五子论文图》以去。”[29]可见孙枝蔚交游之广，但交往最密切的还是秦地诗人，翻检他们的诗文集和邓汉仪《诗观》、魏宪《百名家诗选》等文献，可以发现他们互相酬答的作品不胜枚举。

从现存资料来看，由于当时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关中本土诗人与流寓江南的诗人之间联系不太紧密，但他们互相倾慕却是事实。康熙十一年，孙枝蔚游河北之时，遇到其乡人王又陶，他向孙枝蔚称述李因笃不置口，孙枝蔚也对李因笃极为赞赏。其《赠王又陶及令侄孙德符》云：“五民称游子，百年老异县。异县何足悲，乡里衣冠久不见。……听汝论人物，数言豁胸臆。四海一李生，吾惭面未识。大雅久寂寥，朋辈多姑息。已闻交不苟，固宜名早立。”自注云：“每称述李因笃子德不置口。”[30]康熙十七年，李因笃和孙枝蔚因举博学鸿词科一同来到了京师，他们在一起探讨出处，砥砺志节，互相倾倒不已，并对诗歌创作的一些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孙枝蔚《赠张幼南廷尉兼送之归娶》曾云：“廷尉君家旧有声，重闻掌法最宽平。独看结袜寻尝事，未必王生胜李生。”自注云：“谓富平李子德。”其《赠李湘北学士》又云：“国门身再入，齿稀发更疏。老鹤使乘轩，心知理所无。但喜蓬莱阁，仙伯旧相于。别来今七载，重得上阶除。况看坐上人，作赋敌相如。（谓毛大可甡）或似张安世，记诵到亡书。（谓李子德因笃）”[31]这些聚会也让他们加深了互相了解，李因笃也对孙枝蔚极为钦佩。其《艾悔斋诗集序》曾说：“吾秦风气，在家则驽钝，而出门则千里也。献吉生北地而长于大梁，遂为故明三百年文人之冠。……而焦获孙豹人浮家广陵，亦声震江淮矣。”[32]他在晚年所作《存殁口号一百一首》中还写道：“处士竹西眉宇古（三原孙处士枝蔚家扬州），将军泉下羽旄青。世人不解桃源记，吾道还高河鼓星。”对孙枝蔚高尚的志节和卓越的才华更是赞颂有加。王弘撰客游扬州，亦曾与孙枝蔚见面。孙枝蔚康熙二十年有诗《雨中王大席司教招同余澹心、王山史、周雪客诸子燕集，迟徐松之不至》。王弘撰《山志》“孙豹人”条也对孙枝蔚的绝世才华和出处志节深表赞叹。孙枝蔚一生很遗憾没有与李颙晤面，其《处士三人被招不至，美之以诗各一绝·李中孚》云：“平生未识李中孚，只道相逢在帝都。不上征车拼饿死，闻风愧煞懦顽夫。”[33]足见他对李颙的崇敬之情。遗憾的是，李颙、李因笃曾游历江南等地，但是没有和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展开广泛交流。李楷、张恂晚年回到关中以后，和李因笃、宋振麟、王弘撰等人交往密切，带来了江南等地的文学思想。他们的交往也促进了关中本土诗人和流寓江南诗人之间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关中诗人群体作家的联系和诗文理论的整合和提升，在清初诗坛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