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关于文学史研究应有的观念及其他

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从全球范围看，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全球一体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军事技术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这一进程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华帝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其中，被动挨打、国破家亡，经历了种种落后国家的破败之痛，被迫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趋势，如何使国家民族快速褪去窒碍灵便行动的老朽躯壳，则是其后种种社会思潮及其观念的内在动因。这一进程在近现代中国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貌，观念之间的冲撞，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垒，社会的分化及分裂，内在统一的需要与实际分裂的现实，外敌入侵与和平建设的矛盾，一再阻止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一代代中国精英分子在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偶然性之间挣扎、斗争，个人命运也表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

就现代文学研究来看，很多学者秉承一种断裂的观点看待现代文学史历程，将这段丰富复杂的历史简约化，抽绎出几条纲要性的条目，从而将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白话与古文、审美与功利等关系密切、互联互生的范畴对立起来，这就将历史虚拟化、本质化了。

关于文学史的现代建构确实是很值得细心思索的，传统的东西怎么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十年里转型了呢？1904年林传甲和黄人的文学史与后来胡适的文学史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呢？是墙倒众人推吗？这样一个转型，很明显的后果是方便了西学的传入，从分类的标准，从术语的通用性，从思想的共同性，等于是给西学修了一条便捷的信息通道。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里描述了中国20世纪初叶二三十年间的文学史写作状况，给我们很多启示。其实，传统是在强大的西方话语的压迫下一度转入低语状态，但并没有落荒而逃，而是在积极改换行头，重新出头，尤其是借助西方的话语，再度与主流话语争夺话语权。她指出：“必须抛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偏见，警惕种种后设的理论、原则、标准，对不入流的另类‘文学史’的存在及其影响，尤其要给予充分的重视。”[6]

值得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以断裂的方式谈论历史。詹姆斯·辛普森指出：“历史上的断裂既是必要的，又是欺骗性的。它们对于历史编纂学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历史学家需要分期。在西方世界，我们所有的标准历史分期都生成于历史动荡或者革命。因此，古典时代末期从异教信仰向基督教皈依的革命、1517年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1649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等等，其中每一场宗教的、军事的或政治的动荡，都被归入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之中。”“断裂又是欺骗性的。断裂宣称历史又一次开始。它们宣称已经破坏了过去，已经接种了过去的病毒；它们宣称从零纪年开始。这种宣称，在我看来，往往是欺骗性的。深层的历史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再度浮出水面。历史学家不仅必须看到断裂，看到新事物，而且还得看到那些断裂时刻的宣言背后的东西，看到历史如何再度浮出水面。所以，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无从选择，只能接受被分割开来的历史；另一方面，真正的历史学家又需要看到革命时刻的宣言背后的东西。革命时刻会让我们相信历史可以被喊‘停’，会让我们忽略先前的、被断绝开来的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学家则需要把断裂时刻本身作为一个被过去所塑造的、以强有力的方式重复过去的历史现象来处理。”[7]很久以来，我们秉承的文学史分期都是政治分期的方式，而政治是有强烈断裂感的，经常以斩断前缘的方式来开启新航向。文学史分期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对社会历史的分期同构，暗示着文学史书写对政治权力的皈依（或者至少是政治对文学影响的巨大）。

近年来，学者不断要求“重写文学史”，在文学史分期方面，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文学史”概念，严家炎前几年编写的文学史，则将现代文学史推延到19世纪晚期，这些其实都内在包含了文学研究摆脱政治干扰的内在诉求。陈思和、王晓明倡导的“重写文学史”，也刺激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和讨论，其中就包含文学史分期问题。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内在线索的认知和探索方面。1988年，刘再复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上有个发言，大意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双线双向’的文学史。第一条线是外国文学刺激下的文学史，这是由欧美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创造的，即由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和胡适、冰心、巴金、老舍等创造的历史；第二条线则是由本国自身的文学语言传统自然演化的历史，这是由刘鹗、苏曼殊、鸳鸯蝴蝶派、张爱玲、张恨水、金庸等构成的历史。前者可称为‘外烁新文学史’，后者可称为‘本土新文学史’。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介入，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本土传统一脉的文学，也会自成系统，自己汇成江河。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成其为现代文学，恰恰是由于外国文学的刺激而获得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方法和全新的语言。”[8]范伯群则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双翼论”，即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以此凸显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分量。

文白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深究的。该问题虽然一再被言说，但总感觉有未尽之意。从“白话文学革命之父”胡适自己的观点看，他在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一书的《引子》中开篇即说：“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9]既然“白话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都不认为白话是现代的产物，如何能将白话文与古文的对立绝对化？贸然将白话文学看成是新的、革命的、活的，将古文看成旧的、陈腐的、死的，看成旧体文学的对立面，不得不让人怀疑。胡适将白话文描述成与古文同时并存的文体样式，他说：“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10]一方面宣称白话文学古已有之，另一方面又宣布同样古已有之的文言文是死文学，前者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后者则隐含一种历史断裂观念。

[1] 尹奇岭：《学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抵牾——试析陈寅恪“对对子”事件》，《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

[2] 《刘晓波其人其事》，中国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26/c_12703288_3.htm，2010年10月26日。

[3] 庞朴：《文化的界说》，《新华文摘》2009年第19期。

[4]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笔记》，许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5] 庞朴：《文化的界说》，《解放日报》2009年8月2日第8版。

[6]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7] 张颖：《把历史熔为一体——詹姆斯·辛普森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5年第6期。

[8]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与刘再复对谈》，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42—243页。

[9] 胡适：《白话文学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0] 胡适：《白话文学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