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室南渡与台州文学生态的新变

台州因地处荒僻之所，在宋代以前，佛道文化占主流，儒学的发展相当缓慢，相较于浙江其他区域，台州的教育起步较晚，文学人才也比较匮乏。唐代郑虔在天宝之乱后，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当他于至德二年（757）到台州时，台郡民风闭塞，文教不兴，礼教不通，处于尚未开化的状态。郑虔诗书画兼擅，且精通天文历法、地理医学，他到任后创办学馆，选民间子弟之俊秀者而教之，为台州的启蒙教化竭尽心力，被誉为“台郡文教之祖”，后人建有祠堂纪念他。宋人陈公辅在重阳节祭奠郑虔祠时作《祝文》称赞郑虔来台后“教以正学，启以民彝。人始知学，去陋归儒。家家礼乐，人人诗书”，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郑虔以罪人身份谪居台州时间短暂，且台州的文教起步晚，至南宋初期，台籍作家仅左纬、陈克、吴芾、左誉在当时文坛享有声誉。

左纬（生卒年不详），字经臣，号委羽居士，黄岩人，一生隐居不仕，以诗名著称，黄裳《委羽居士集序》评价其诗：“慕王维、杜甫之遗风，甚严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趣观古今诗，莫能出此三字。”[2]可知其诗学王维诗的意境，又有杜甫诗的谨严。

陈克（1081—？），字子高，号赤城居士，临海人，诗词兼擅，词尤工，有《赤城词》一卷，存词五十五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评价其：“词格颇高，晏周之流亚也。”[3]陈克词入选《乐府雅词》三十六首，居入选词数第五位，入选《花庵词选》十三首，与谢无逸、万俟雅言同居第四位，陈克长期侨居金陵。

吴芾（1104—1183），字明可，号湖山居士，仙居人，南宋绍兴二年（1132）进士，曾因揭露秦桧卖国专权被黜，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有《湖山集》二十五卷，长短句三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才甚富，往往澜翻泉涌”，以赠答之诗为多，余者为模山范水、叹老乞归之作，周必大评价其诗词“意远而辞达，使人读之萧然有出尘之想”[4]。吴芾一生，主要在外地为官。

左誉（生卒年不详），字与言，号筠翁，天台人，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官至湖州通判，后弃官为浮屠，“饱经史而下笔有神，名重一时”，“诗句清新妩丽，而乐府之词，调高韵胜，好事者尤所先争先快睹”[5]，曾因所写赠妓词中有“无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帷云翦水，滴粉搓酥”之语，当时都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之对，其子辑有《筠翁长短句》，已佚。从左誉行踪来看，其大量时间逗留在杭州。

此时的台州本土，以文名者寥寥，文学的氛围并不浓厚。随着宋室南渡，台州名人文士骈集，有力推进了台州地域文学的发展，掀起了台州文学诗词酬唱的高潮。

一 “仙源佛窟”的地域文化传统

台郡负山面海，风景优美，有“仙源佛窟”之美誉，是佛教、道教圣地。其首次走进文人视野就是以道教名区的面目出现的，孙绰《游天台山赋》曰：

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也。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6]

孙绰是东晋有影响的名士，成帝咸康末（340年前后）曾任临海郡章安（今台州临海）令，孙绰在任上写下著名的《游天台山赋》，对天台进行了有效的宣传，使天台逐渐为士人所熟知。南宋台州大学者陈耆卿曾说过：“台以山名州，自孙绰一赋，光价殆十倍。”[7]孙绰以游仙的笔法，写自己登临天台山的情景，展示了天台风物的神奇秀丽，光怪陆离，此时的天台，还处在蛮荒的状态，是“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的道教名区，曾在此修炼的道教名士有王乔（周），茅盈（前汉），徐来勒、王远（后汉），葛玄（吴），平仲节、王玄甫、邓伯元、任敦、白云先生、许迈（晋）。东晋后道教在此地发展更甚，有徐则、陶弘景（梁），王远知、司马承祯、谢自然、吴筠、贺知章、张无梦（唐），张伯端（北宋）等名士在此修炼。今传道教十大洞天中，台州占有其三，即黄岩委羽山洞、天台赤城山洞、仙居括苍山洞。著名的刘晨、阮肇遇仙的故事就发生在此。

天台同时也是佛教兴盛之地，据载，东晋兴宁年间（363—366）就有释昙猷来天台传教，南朝时期释智顗来天台山说法，其教遂称天台宗，天台宗堪称中国佛教第一宗，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此后丰干、寒山、拾得、沩山禅师、湛然、遗则、幼璋等佛教名家在此传教，天台道释文化因名道高僧而声名远播，天台也因此有了“仙佛之国”的美誉。

天台山“仙佛之国”的形象在文化士人的文学参与中更加彰显，其中京城名公大臣为天台僧徒道士吟诗送行的风气对天台佛道文化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天台集》《天台别集》《天台续集》等收录了大量此类送行的诗歌。唐代天台道士即与京师之间往来频繁，如唐玄宗的《送司马链师归天台山》、宋之问的《寄天台山司马道士》、孟浩然的《寄天台道士》、李白的《送杨山人归天台》、孟郊的《送超上人归天台》、刘禹锡《送霄韵上人游天台》，等等。至北宋时期，名公大臣为僧徒道士吟诗送行成为一种时尚，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性活动。如北宋诗人送别道士张无梦归天台之诗就有三十余首。张无梦，字灵隐，号鸿蒙子，自幼“好清虚，穷《老》、《易》”，为北宋道教名士，长期修炼赤松子导引之术、安期子还丹之法，先居赤城玉京洞，旋又结庐于琼台，居琼台时，将这些经验写成100首韵文，纂编为《还元篇》。宋咸平四年（1001）前后，台州通判夏竦入天台山拜谒张无梦，得《还元篇》献于参知政事王钦若，王奏闻于真宗，真宗见诗，爱不释手，遂召张无梦来京，问道谈玄，授著作左郎官职，并赐金帛。张无梦坚决请辞，还天台山时，真宗赋《送张无梦归天台山》诗送行，和诗的权臣、韵士有王钦若、陈尧叟、钱惟演、查道、初暐、丁谓、马知节、李维、刘筠、孙奭、李建中、陈越、曹古、曾会、姜屿等三十一人，从中可见天台道士与京师名流的亲密关系。此后不久，佛徒梵才大师回归天台之时，钱惟演赋《送梵才大师归天台》，和者有章得象、蒋堂、叶清臣、高竦、黄鉴、吴遵路、张友道、章珉等名公二十三人以上。同时又有丁谓、钱惟演、吕夷简、张士逊、鲁宗道等二十二人赋诗送行某名僧回天台护国寺；钱惟演、杨亿、李宗谔等十人赋诗送行某僧归台州天宁万年禅院等。[8]宋室南渡前，士大夫能莅临天台的机会很少，这些送行诗表达众多身不能往之的士大夫们对天台的向往之情，此时的台州地域文化，佛道文化占绝对的主流。据陈耆卿《嘉定赤城志》记载，宋元丰三年（1080），陆佃兄陆佖任黄岩令，陆佃为黄岩妙智院作《妙智院记》，他眼中的黄岩县还完全是一派佛国景象：

黄岩远邑也，以邻天台，其俗无贵贱大抵向佛。虽屠羊、履豨、牛医、马走、浆奴、酒保洴澼之家，亦望佛刹辄式遇其像且拜也。以故学佛之徒，饰宫宇为庄严，则吝者施财，惰者输力，伛者献涂，眇者效准，聋者与之磨砻，而土木之功，苍黈赭垩之饰，殆无遗巧。[9]

南宋时，台州的儒学虽然已开始发达，但佛道文化依然非常浓厚，南宋台州郡守尤袤《僧堂记》中云：“天台为邦，仙圣所游。佛法之盛，冠于东州。”[10]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寺观门”中亦记载：“台之为州，广不五百里，而为僧庐道宇者四百有奇。吁，盛哉！今吾儒之孔子、孟子之像设不增，或居仆漫不治，而穹堂伟殿独于彼甘心焉！”[11]并详细记载了三百六十二所佛寺道观的情况，可见佛道文化在台州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广。

二 宋室南渡与台州文化的发展

宋室南渡后，台州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了北方士人的理想避难地，人们或乐而游之，或寓而居之，络绎不绝。宋仁宗的第十个女儿秦鲁国大长公主，于绍兴间避地临海，宋高宗即命于临海城内美德坊赐第。另据《嘉定赤城志·人物·侨寓》载，名门高族寓居此地有：吕颐浩，字元直，济南人，绍兴元年拜左仆射，建炎四年寓临海；綦崇礼，字叔厚，北海人，建炎中寓临海；范宗尹，字觉民，襄阳人，建炎四年拜右仆射，绍兴初寓临海；钱忱，字伯诚，钱塘人，官至少师，绍兴初奉秦鲁国贤穆明懿大长公主寓临海；钱端礼，字处和，钱忱之子，绍兴初自湖广侍父徙居临海；谢克家，字任伯，上蔡人，建炎四年参知政事，绍兴初寓临海；李擢，字德升，奉符人，官至礼部尚书、徽猷阁直学士，绍兴初寓临海；郭仲荀，字传师，洛阳人，官至太尉，绍兴中寓临海……[12]这些乔寓之人，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化修养，他们给台州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为台州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土壤。

南渡后台州文学生态的新变主要表现在：

一是儒学的兴起和政治地位的提高。据《台州府志·风俗志》记载，台郡原为荒僻之地，“宋时台土渐兴，南渡后，台为辅郡，人才始盛……于是荒瘠僻左之地一变而为名臣理学之邦”[13]。虽然台州的佛道文化依然浓厚，但儒学已在此地兴起，对于此种改变，陈耆卿亦介绍说：“自唐以前，颇号僻左。本朝南渡后，陶和染醇，文物滋盛，乃始以盛壤名天下，而官守者亦乐之焉。”[14]宋室南渡后，台州文教事业振兴，陈耆卿曾具体描绘了南渡后台州人才之盛：“接于南渡，文物益振，故其圭衮之炜耀，笔橐之层复，为宰辅者四人，为法从者几十人，其次不为宰辅、法从，而为卿监、郎曹，不为卿监、郎曹而为部使、郡守者，又不知其几人矣。”[15]这也带动了本地士子读书求取功名的热情，根据民国《台州府志》记载，整个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台州考中进士的为三十七人，而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台州中进士者竟达五百五十人，大大提升了台州的政治地位。外来士子的加入，也优化了台州儒学的文化构成。

二是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文化品位的改变。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寸壤以上，未有莱而不耕者也”[16]，物质非常贫乏。宋室南渡后，台州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且南渡后迁入台州的士族资金雄厚，有免于赋税的特权，士族的高消费带动地方物价不断上涨。陈公辅（1077—1142），字国佐，临海县城人，被列为乡贤祠三贤之一，生活在靖康之变前后，他在所写的《临海风俗记》序言中记载了南渡前后临海生活状况的变化：

天台介于东南之陬，方承平时最号无事，斗米不百钱，鱼肉斤不过三十钱，薪炭蔬茹之类绝易得。里无贵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盏，百姓富乐，但食鱼稻、习樵猎而不识官府之严。渡江以来，国家多故，官吏冗沓，军旅往还，取需郡县，供亿不给。寓士有官至宰辅者，而城市百物贵腾，视前时十倍。[17]

宋室南渡前，台州“斗米不百钱，鱼肉斤不过三十钱”，外来人士的大量涌入使得台州城中物价暴涨，价格甚至十倍于前。

外来士族的到来还改变了台州的文化品位，据鲁訔《台州登科续题名记》载：“绍兴大驾南巡，昵迹风化，中州名公巨卿萃于郡市，改肆里，易服，声华文物相摩荡而俗益美。”[18]

三是文学酬唱活动兴盛。宋室南渡后，外来士人的大量涌入，打破了台州文坛长期沉寂的局面，因外来文人的引领，台州文坛酬唱之风兴盛，如吕颐浩，官至宰相，曾于建炎三年（1129）陪同宋高宗巡幸到台州和章安（今属椒江区），被台州的风景所吸引，罢相后寓居台州，“羡临海佳山秀水，筑退老堂于东郊而居”[19]，取杜甫“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之意，一时名公卿陆续前来拜访，并写诗相和。《吕忠穆公年谱》记载：“绍兴四年甲寅，食洞霄宫禄，寓居台州。旋营小圃于东郊，起居数椽，榜曰‘退老堂’，自号退老居士，一时名士皆有篇什，公亦有属和者。”[20]与吕颐浩唱和的诗人有李纲、汪伯彦、张守、王绹、李邴、张澂、韩肖胄、黄叔敖、钱伯言等三十二人，据《民国临海县志》《台州札记》《天台续集别编》等记载，有近60首唱和诗作。退老堂和诗，是台州文学的一次盛会，侨寓台州的达官名人，多有参与者，其中台州本土文人陈公辅等人也参与唱和。

随着曾惇任台州太守，台州的文坛再一次掀起了酬唱的热潮，曾惇与通判洪适等人率寓台文人、当地士子在台州的山水名胜间唱和，留下了诸多的作品。此后，仕宦于台州的地方长官，如曾几、尤袤等人继续着台州文坛的风流酬唱之风，并因诗歌酬唱而名扬南宋文坛。

外来士族、官僚的到来打破了台州文坛的沉闷，南渡后的台州衣冠辈出，风雅日盛，文学生态的改变为身在台州的文人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文人群体活动也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