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南宋浙江词人之盛与区域文化的多元性

浙江在两宋时期是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区域，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誉。[1]北宋时浙江的经济就很发达，苏轼曾言：“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悉数。”[2]南宋定都临安，政治中心的确立，更促进了浙江经济、文化的繁荣，本地人才纷纷崛起，“浙为词薮”，宋代浙江盛产词人，朱彝尊曾指出宋代浙江词人之盛的实况：“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3]众多浙籍词人中除了周邦彦、张先等少数词人为北宋时期，余皆属南宋词人。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录有明确占籍的词人838人，浙籍词人有216人，占词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一书中，对宋词作者队伍的地域分布进行了定量分析，梳理出来的浙籍词人有200人，其中北宋词人48人，南宋词人107人，时代不详45人，[4]数量均位列于各省份之首。

宋室南渡引发了空前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两浙成为大批北方移民寓居的首选之地，所谓“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5]。“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于此。”[6]流入两浙之西北人显然多于其他诸路，据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统计，迁入临安府的北方士人数量最多，迁入台州、越州、明州、湖州的人数也居于前列。[7]“在南宋之前，中国人物多集中于黄河流域；南宋以后，则渐转移于扬子江流域，而荟萃于江浙。”[8]南迁至浙江的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使南宋浙江版图上文人的密度大幅度增加，这些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词人，他们在浙江的大量聚集，形成了“南宋词人，浙东西特盛”的词坛格局。[9]都城临安凭借地域优势，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词人雅集空间，浙江其他城市也以独特的地方声音，形成在地的文化，吸引着众多词人云集。大批外来词人与浙江本地词人一起构成了庞大的词人群体，朱彝尊《鱼计庄词序》云：“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耳矣。”[10]将寓居在浙江的外援词人也归为浙派词人。梅新林先生曾论及文人的流动现象对文学格局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版图而言，流域轴线是其‘动脉’，城市轴心是其‘心脏’，文人群体则是其‘灵魂’，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古代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11]浙江成为南宋词学活动中心，大批流寓者为浙江词坛增盛，同时外来词人也深受浙江文化的濡染，浙江的地域文化场重新陶冶着他们的气质，进而影响到词学创作。

从宋代文人的生存状态来看，彼此之间的交游酬唱明显增多。宋代文人是集政治、文学、经术于一身的政治主体，往往兼有官僚、文学家、学者三位一体的社会角色，这会强化彼此之间的政治、文学互动，从而也促成文人结社雅集、交游唱和之风兴盛。王水照先生在比较唐宋文人的生存方式时指出：“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12]有学者也曾指出：“文人集会广泛涉及时代风会、文人交往、心理表现、传播接受等多个层面，它既是精英生活的集合，也是沟通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编织人际网络、进行文学创作、游戏娱乐、交流情感的场合，因而具有较大的文化包容量；而这样的集会虽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但其最兴盛的时期却是在宋代。”[13]宋代文人群体意识趋强，集会、结社之风兴盛。

宋室南渡后，在浙江这一地域范围内云集了如此高密度的词人，加之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外来词人与本地词人之间的交游酬唱频繁，大批带有明显浙江地域文化印记的词人群体涌现出来。

中国自然环境，南北差异明显，所谓“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冀北”，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孕育出迥然不同的南北文化，学术史上的区域视角，主要集中在对南北二元文化的区分和讨论上。浙江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具有江南一般的区域文化特色，但浙江各区域的文化传统又非整齐划一，每一个小的区域因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俗民情、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个性。如浙东和浙西的区域文化存在明显的不同，浙东多山地，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等；浙西多泽国，包括杭、嘉、湖等。《浙江通志》云“两浙水土风气不齐，故民俗淳漓不一”，“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从地理角度指出两浙处于不同环境的地区，因所从事的经济生活不同，具有不同的文化性格：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14]

王士性以地理要素为指标，将浙江地区划分为风俗各不相同的泽国文化区、山谷文化区、海滨文化区，但即便是属于王士性所言的同一文化区中，不同的区域也会因为历史积淀、民俗风情等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

区域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浙江境内的文风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区域性特色。大的方面而言，表现在浙东、浙西两地文风的差异，对此问题学者们多有论述，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探讨有关文化地理问题时曾说过：“文化愈盛之省份，其分化愈复杂——如江南之与江北，皖南之与皖北，浙东之与浙西，学风划然不同。”[15]浙西、浙东这种民风文气的不同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显性呈现。浙西水网密布，浙东群山环抱，不同的质地衍生出不同的文风，浙西文风偏于柔婉华靡，浙东文风倾向于朴质无华。这种东西文化圈的差异在南宋浙江文人群体的活动中即有清晰的展现，浙西文人更儒雅，结社多悠游岁月、吟风咏月、享受承平世界的繁华富丽，创作的作品更注重文学的本色，多呈现辞藻华丽、风格柔婉、情思细腻的特点；浙东文人结社则更多关注现实，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文风刚武、厚重。杭州、越州词人群体分别为浙西、浙东词风的典型代表。如以杭州为活动舞台的西湖吟社词人群体沉醉于自然湖山、富宅贵邸，酣玩岁月，疏离现实，注重词艺的研讨，词风清雅；以越州为活动背景的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以结社的方式表达历史沧桑之变，抒发亡国的愤慨，词风多苍凉和悲慨。造成这种词风的转变既有时代的因素，更有创作地域背景的文化基因在发挥作用，有时地域文化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政治因素。

从地域的因素将浙江以浙西、浙东来区分，这是一种为大家所认同的合理的分法，但若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分，则同属浙西的杭州、湖州，或同属浙东的明州、台州、越州，其区域文化又有明显的差异，如杭州的奢靡尚雅之风、湖州的隐逸之风、明州的崇学重礼、台州的崇佛尚道、越州的重大义讲气节等，活动于其中的文人群体必然会在地域文化的背景上获得地域生命基因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浙江区域文学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大批士大夫集中活动于一些著名的城市空间之中，在这样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积淀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中的生活，必然会使他们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共同受到来自历史已经建构起来的，有关这样一座城市的经典文化意象的强烈影响。不仅如此，他们会在这种影响氛围下，努力去模仿和强化历史已经建构起来的这座城市的文化意象”[16]。如活动于同一时期的西湖吟社词人群体和明州词人群体，一者极力强化词的艺术性，使之高悬为精英阶层孤芳自赏的精致文艺；一者则极力开发词的实用功能，使之成为传播乡俗礼仪的文字工具。而对于南宋浙江各个小区域词学个性多元并存格局的研究恰恰是目前学术界所忽略的一个选题。

地域文化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与政治风气、词坛风尚共同作用于词人群体活动。浙江是南宋词人群体活动与创作的最重要舞台，南宋浙江各区域的词人群体活动有着怎样不同的风貌？浙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在词人群体唱和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浙江地域文化因素对南宋词坛的走向以及元明清词坛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南宋浙江词人群体的词学活动是如何参与浙江地域文化建构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究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