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卫军长官

罗马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praefectus praetorio）——直接掌控近卫军的军事指挥官，主要任务是保卫皇帝、元首的安全。在拉丁语中，近卫军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158]也缩写为“PR PR”[159]。拉丁语中，长官——praefectus一词在奥古斯都时代具有特殊的含义，是对某种职位的褒奖。直到奥古斯都统治末年，带有长官称谓的比较重要的帝国官吏为4个：近卫军长官、埃及行省总督、负责罗马城谷物供应的官吏，以及消防大队和夜间巡查大队长官[160]。随着近卫军势力、地位和作用的增强，近卫军长官成为最重要和最高级官吏[161]，显赫程度为其他任何官职所不及。作为重要的军事将领，近卫军长官与军团将领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是，各个军团“总司令官”（legate）为一人，近卫军长官却是两人[162]。和帝国其他各类高级官职相比，近卫军长官为帝国新增设官职，不具备更多的传统性特征；此外，和其他官职的最大不同之处、特殊之处在于，近卫军长官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以示该官职直接向皇帝负责。与帝国其他官吏通常任职3—5年相比，近卫军长官无任职时间限制，终身任职[163]两朝、三朝元老不乏其人。近卫军的历史证明，帝国新设置的近卫军长官“后来居上”，最终“让其他各级旧有的高级官吏黯然失色”[164]。

近卫军长官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指挥近卫军官兵，陪同皇帝出行，对皇帝及其皇室成员的安全负责。“事实上，在法律意义上讲，近卫军长官只是执行控制近卫军的皇帝的各项命令的工具”[165]。和帝国其他军事将领一样，近卫军长官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兵权，皇帝不仅是所有罗马军团的总司令[166]，也是近卫军的总司令，近卫军长官则是皇帝的奴仆或鹰犬。皇帝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随时撤换乃至处死近卫军长官。

近卫军诞生于公元前27年，第一位近卫军长官设置的年份却是公元前2年。在此期间，近卫军各个大队由骑士出身的大队长统领[167]。蒙森认为，近卫军的指挥权并非按照罗马帝国的常规路径发展演进。近卫军组建之初，没有统一指挥近卫军的近卫军长官，皇帝本人亲自统领全体近卫军。尽管设置了近卫军长官，但皇帝依然凌驾其上[168]。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任命两名骑士出身的近卫军指挥官，后被称为近卫军长官，他们是昆图斯·奥斯特利乌斯·斯卡普拉（Quintus Ostorius Scapula）和普布利乌斯·萨尔维乌斯·亚珀（Publius Salvius Aper）[169]。斯卡普拉在尚未行使近卫军长官权力时，便被从近卫军长官岗位上移开，出任埃及行政长官。大概与此同时，最初的两名近卫军长官又被第二任近卫军长官瓦莱利乌斯·利古尔（Valerius Ligur）一人所取代，说明奥古斯都对此人非常信任，并专门在元老院为其设置了座席，陪同奥古斯都进出元老院。“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近卫军长官不仅是皇帝保镖的首领，而且深得皇帝信任，影响力由此大增。”[170]继奥古斯都之后，在元老院为近卫军长官设置座席的殊荣，被克劳狄用于奖赏他的近卫军长官鲁夫利乌斯·波利奥（Rufrius Pollio）[171]。公元14年，即奥古斯都辞世时，瓦莱利乌斯·利古尔被斯特拉波（Lucius Seius Strabo or Lucius Aelius Strabo，提比略时代著名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之父）替代，此时的近卫军只有斯特拉波一人统领[172]。斯特拉波在奥古斯都生前曾宣誓效忠提比略[173]。至于斯特拉波如何晋升近卫军长官、是否始终没有同僚，均无历史记载。提比略继位不久后，于公元15年（即奥古斯都死后第2年）任命斯特拉波的儿子塞亚努斯（Sejanus）为其助手。从这时起，近卫军长官增至2人。此后，帝国历史绝大多数时间里，近卫军长官为2人。康茂德、狄迪乌斯·朱里亚努斯（Didius Julianus，即用金钱从近卫军手中“购得”王位的皇帝）等皇帝在位期间，近卫军长官人数曾增加至3人或4人，但在近卫军历史上并不多见。一名近卫军长官独掌近卫军指挥权属于极为少见的特殊情况，造就的是权势熏天的近卫军长官。比如，韦伯芗当政后，任命自己的儿子、皇储提图斯为唯一一名近卫军长官。奥古斯都设置该官职时，从骑士阶层中选拔忠诚、胜任者出任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不仅肩负保卫皇室安全的使命，而且逐步被赋予了军事、警察、管理宫廷事务等诸多权力职能[174]，总的趋势是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绝非单纯的皇家卫队司令。

缘何近卫军长官为二人？狄奥·卡西乌斯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一人出了问题，另一名近卫军长官仍然可以担负保卫皇帝的重任。”[175]显然，在狄奥·卡西乌斯那里，“双保险”是至关重要的。当代学者认为：“共同执掌权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奥古斯都非常清楚两个人分享权力的必要性……。”[176]除了这些说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这就是共和国长期形成的官职同僚制——各级常设高级官吏人数均为偶数的传统，突出了协商和权力使用上的相互制衡[177]。奥古斯都创设近卫军及其长官所处的时代是帝国初年，共和国的影响根深蒂固，沿袭共和国传统，近卫军长官设置二人——两人权力相同，无高低、上下之分——应与同僚制有密切联系[178]。蒙森则将设置两名近卫军长官解释为：“如同共和国以两名执政官取代一个国王一样，以其减少该官职权势过大的危险……。”[179]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近卫军长官之所以设置二人，原因在于当一名近卫军长官离开罗马城（如陪同皇帝巡幸、开赴前线等），另一名近卫军长官驻守罗马城[180]，罗马城内始终保持一名近卫军长官。也有学者认为，近卫军长官设为二人，可以相互监视，是奥古斯都控制近卫军的措施之一[181]。这种制度上的设计，从不同层面反映出共和国的传统根深蒂固。但这一传统并非亘古不变，往往因人、因时而异。例如，奥古斯都死后，提比略继承王位，手下近卫军长官只有斯特拉波一人。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人数最多时为4人——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4人同时担任近卫军长官出现在三世纪危机期间的瓦莱利安（Valerian）统治时期。其时，瓦莱利安长期离开罗马城，居住东方，近卫军长官由4人担任：两人在罗马城，两人在东方[182]。

近卫军长官并不直接享有法律或制度规定的政治权力，但他们却可以对帝国政治施加各种影响，如对新皇帝登基的默许与接受，尤其在一些特殊时刻，近卫军长官对帝位传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183]。除了对政治施加影响外，近卫军长官的实际权限范围可以简单归纳为军事和国内事务两个大的方面。

近卫军创建初期，近卫军长官的权限主要是军事上的，人们对近卫军长官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后来，伴随近卫军势力和地位的增强，近卫军长官的权力不断扩大，近卫军长官的权力触角逐步伸向其他领域，近卫军长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84]，并随之一步步涉足军事、司法、行政等诸多领域，触角延伸到帝国各个角落[185]，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官吏之一[186]。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的权势总体上呈上升势头，历代元首、皇帝不断将帝国一些重要的行政与管理职能、权限赋予近卫军长官，使近卫军长官参与司法和立法等管理事务[187]，甚至一些民事案件也由近卫军长官管辖的法庭审理[188]，等于赋予了近卫军长官一系列司法职责[189]。“在元首制存续期间，近卫军长官拥有的司法权限范围是罗马城和罗马城以外100英里的所有地区。”“并负责惩罚意大利某些地区的犯罪”[190]。作为法官，近卫军长官的重要职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皇帝顾问委员会成员；二是所在法庭的主管[191]。

近卫军存续期间，因为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近卫军长官往往是皇帝顾问班底成员。奥莱利乌斯在位期间，近卫军一个新的变化是，近卫军长官开始在法学家阶层中产生[192]。此前，近卫军长官也经常参与司法、审问等活动[193]，一些并不重要的法庭便掌控在近卫军长官手中[194]。2世纪末，塞维鲁斯入主罗马后，虽然遣散了原来的近卫军，但近卫军长官的地位没有丝毫削弱。由于塞维鲁斯经常任命著名法学家担任近卫军长官[195]，一方面使近卫军长官的知识、出身结构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近卫军长官初始时的单纯的军事性质也在发生改变，正式介入帝国司法领域，成为仅次于皇帝的重要官职[196]。

君士坦丁之前的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每每一言九鼎，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其官职远非自身的符号意义，往往带有更多“附加”概念。西方学者指出，从塞亚努斯开始，近卫军长官成为除皇帝之外的、最重要的帝国政治官吏[197]——而非军事官吏。蒙森指出：“界定近卫军长官的权力范围是无意义的，因为皇帝权力范围即是近卫军长官的权力范围。”[198]原因在于，近卫军长官深得皇帝信赖，使其他任何帝国官吏无法望其项背，权力触角无所不及。

当然，作为军事官吏，近卫军长官增加最多的权限、职能是军事上的。据说，奥古斯都非常讨厌骑兵长官一职[199]，废止了这一历史悠久的官职，将其主要职能转交给了元首制下新设置的近卫军长官[200]。2世纪，几代皇帝忙于对外战争或与蛮族交战，经常把近卫军派往前线，不止一位近卫军长官成为手握重兵的前线指挥官，统领军队同敌人作战。“在近卫军长官能够保持对皇帝的忠诚时，是贤君明主的耳目……也是那些想要征服世界的好战之君的左膀右臂。”[201]关于近卫军长官的军事官员属性，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蒙森以2世纪末3世纪初期一些法学家出任近卫军长官为例，说明近卫军长官的非军事性质[202]。但法学家出身的近卫军长官毕竟少数，绝大多数近卫军长官的军事性质是明显的，尤其是三世纪危机期间，近卫军长官多为悍将武夫，法学家近卫军长官之前的近卫军长官也以行伍出身者为多。

近卫军是皇帝的私人卫队，近卫军长官与皇帝的宫廷生活关系密切，与皇帝有一种“天然”的近距离。能够在帝国时代跻身皇帝顾问班底[203]，是近卫军长官长期不离皇帝左右的必然结果。近卫军长官的一项重要职能是转达皇帝的谕旨，以及各项指令，即“从皇帝那里得到谕旨，然后向外界传达。”[204]这种皇帝“传令官”的角色，平添了近卫军长官的重要性。作为近卫军司令官的近卫军长官虽然有别于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各级官吏，但因与皇帝及其宫廷生活息息相关，形成了其他各级官吏望尘莫及的权势。近卫军长官的地位、权势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皇帝统治下有波动起伏——取决于皇帝对近卫军长官的控制和信任程度，但总的来说地位、权势是显赫的。

罗马帝国，近卫军长官官职炙手可热，与皇帝、皇室的亲近关系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则因为参与权力纷争，“很多近卫军长官卷入权力之争的阴谋与厮杀”[205]，尤其是三世纪危机以后，近卫军长官及其职位声名狼藉，因此，戴克里先当政后，既削减了近卫军的实力，也削弱了近卫军长官的权力。西方学者认为，近卫军长官代表了帝国两项自相矛盾的要素：公正与专制[206]。此处所谓“公正”是指近卫军长官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能——包括作为近卫军长官、法官、帝国管理者等所应履行的各种职能，不因近卫军长官个人作为给社会制造混乱和麻烦；所谓“专制”既指近卫军长官对皇权的维护，也包括近卫军长官专横。

近卫军长官职位的特殊性，决定了近卫军长官人选的特殊性，也决定了近卫军长官的任职资格必须受到相应的条件限制。如同近卫军士兵一样，罗马帝国对近卫军长官任职资格有严格的限定性规定——并非什么人都可以出任近卫军长官，如军队服役的经历、骑士阶层出身等[207]，公元1—2世纪的近卫军长官绝大多数出身骑士阶层。此外，埃及行省行政长官也是近卫军长官的重要来源，许多近卫军长官为埃及行省行政长官出身。

近卫军士兵主要在意大利征召，近卫军长官的出生地理所当然也有相应要求。但多数情况下，近卫军长官出身罗马或意大利[208]。据狄奥·卡西乌斯记载，担任近卫军长官应拥有战场经验并在军队担任过官职[209]。为什么奥古斯都专门在骑士阶层中选拔近卫军长官？西方学者认为，在奥古斯都心目中，骑士阶层比元老更忠诚可靠[210]。个别时候，近卫军长官还可通过姻亲关系，进一步密切同皇帝的关系。例如，公元202年，卡拉卡拉皇帝的妻子普劳提拉（Plautilla）便是近卫军长官普劳提乌斯的女儿；3世纪的高尔迪安三世的岳父为其近卫军长官。尽管没有证据说明类似婚事带有政治色彩，但至少会强化近卫军长官与皇帝的关系。由于近卫军本身事关皇室安危，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任职条件，近卫军长官必须是皇帝的亲信、嫡系，必须是皇帝最信任的人[211]。近卫军长官既是一个军事官职，也是皇帝私人卫队的指挥官，所以，“皇帝在选择近卫军长官时，总是要挑选那些皇帝可依赖的人”[212]，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潜在的危机，阻止各种反对皇帝的阴谋活动[213]。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成为皇帝的嫡系者屡屡见诸史册，成为皇帝至交密友者大有人在。在拉丁语中，amici principis 主要含义之一便是用来指称那些与皇帝关系特别亲密的近卫军长官——“元首（或皇帝）的朋友”[214]。克劳狄在位期间，近卫军长官卢西乌斯·盖塔（Lusius Geta）得到克劳狄信任，在处理美萨丽娜（Messalina）时，克劳狄向盖塔征询意见[215]，两人关系绝非一般。除了“大名鼎鼎”的塞亚努斯之外，连任图拉真、哈德良统治时代近卫军长官昆图斯·马尔奇乌斯·图尔波（Quintus Marcius Turbo）既是两位皇帝的亲密朋友，也担任两个皇帝的军事顾问，尤其是哈德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216]。帝国历史上，多名近卫军长官是皇帝的姻亲、近亲或直系亲属。比如，弗拉维王朝的提图斯以近卫军长官身份登基，但提图斯同样也是韦伯芗皇帝的儿子；提图斯之前的近卫军长官克莱门斯则与韦伯芗有近亲关系——提图斯第一任妻子的哥哥。正常情况下，如果不是皇帝的朋友，成为近卫军长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并非所有的近卫军长官都是皇帝信赖、依仗的“朋友”，许多近卫军长官的作为，早已让“朋友”一文不名。翻阅近卫军的历史，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近卫军长官不仅不是皇帝的朋友，反倒是皇帝的掘墓人。

自奥古斯都创下元老身份为近卫军长官的任职条件之一后，元老身份便成为近卫军长官的重要任职要求。但“打破常规”的各种例外亦堪称正常。如68—69年内战中，伽尔巴和维特利乌斯的近卫军长官就属于“破格提拔”：伽尔巴的近卫军长官科尔内利乌斯·拉科（Cornelius Laco）仅仅是一个助理法官[217]；维特利乌斯任命的两名近卫军长官：普布里里乌斯·撒比努斯和优利乌斯·普利斯库斯，前者为近卫军大队长，后者为军团百人队长[218]。在近卫军历史上，率先打破近卫军长官出身条件限制的是哈德良皇帝[219]。哈德良当政期间，元老不再是担任近卫军长官的“必要条件”，一些皇帝往往更看重近卫军长官的个人能力和为人。此后，近卫军长官不再是元老的“专利”。亚历山大·塞维鲁斯（Alexander Severus）当政期间，元老的身份、地位向近卫军长官开放，一旦某人被任命为近卫军长官，自然跻身元老阶层。

近卫军长官的主要职责除掌管近卫军之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陪侍皇帝（包括皇室成员）出行，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时刻不离左右。例如，公元98—99年，图拉真巡幸多瑙河行省，一名近卫军长官陪同前往，另一名则留守罗马城[220]。安东尼·皮乌斯临终前也由两名近卫军长官陪伴，当着两人的面，推荐了自己的继承人[221]。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皇帝离开罗马，外出巡幸，必有一名近卫军长官伴随，另一名则驻守罗马城。但图拉真当政期间却另当别论，两名近卫军长官经常伴随他在达契亚战争前线东奔西走。卡拉卡拉、马克里努斯在位期间，巡视前线战事，均由近卫军长官陪同。个别时候，近卫军长官还被皇帝委以其他重任，例如，图拉真时代的近卫军长官提比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李维亚努斯（Tiberius Claudius Livianus）曾被赋予外交使命；历任图拉真、哈德良两朝近卫军长官图尔波则先后被派往非洲的毛里塔尼亚等地镇压叛乱[222]。

近卫军长官地位权势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近卫军营地的建造。近卫军集中驻扎罗马城，不仅有助于加强皇权——皇帝可借助近卫军威慑朝臣、民众，也提升了近卫军长官的政治地位。塔西佗以塞亚努斯为例，论述了近卫军长官的地位变化：“近卫军长官的权力过去并不大，但是他（指提比略的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引者注）把分散在整个罗马的那些步兵中队集中在一个营地里，这样就使近卫军长官的权力加强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同时接到命令，同时也为了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力量、他们之间的相互守望能够加强他们的信心，并使他们能有威慑别人的作用。”[223]不仅如此，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也一步登天，主持各种民政和军事事务；影响力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元老院的地位[224]。伴随近卫军长官在帝国行政管理，以及政治生活中地位日益显赫，“他的亲人和姻亲都担任了显要官职……”[225]，颇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意味，更折射出近卫军长官地位日益提升及其权势重大的变化。由此可知，近卫军及其长官进驻罗马的重要后果是两者势力日隆，“皇帝的权威遭到蔑视”[226]，近卫军长官则地位日趋显赫，成为帝国权臣中的权臣。

史实表明，和近卫军一样，近卫军长官的地位、作用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在近卫军驻扎罗马城之后。因此，提比略将近卫军全部驻扎在罗马城的直接后果是近卫军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此后，“近卫军长官的职能分成了两部分：履行特殊的军事职能，参与罗马城管理。”[227]近卫军长官作为罗马城军事力量的指挥官地位进一步强化，并逐步获得了近卫军指挥权以外的各种军国大权。提比略之后的历代皇帝，千方百计笼络近卫军的同时，还赋予近卫军执行其他“公务”的权力，如警卫赛会、参与一些案件的审理等[228]，近卫军长官的权限范围远远超出了统领近卫军。正是由于权限范围扩大，近卫军长官的政治地位逐步显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近卫军长官史不绝书。不妨仍以提比略手下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为例略加说明。塞亚努斯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位得势的近卫军长官，加之提比略的信任，权势迅速膨胀，他所担任的近卫军长官成为“帝国的最高官职……不仅亲率大军，还握有财政和司法大权。在各个行政部门，他代表皇帝本人和行使皇帝的权力……。”[229]帝国历史上，因近卫军的特殊重要性，近卫军长官的权势、地位任何元老、其他帝国官吏无法企及。绝大多数时候，近卫军长官一职炙手可热。由于近卫军是皇帝私人卫队，因此，近卫军长官的权势、地位，往往不取决于个人才能，而是取决于对近卫军的掌控，唯一一支驻扎罗马的御林军使近卫军长官如虎添翼。

帝国历史上许多近卫军长官因其职位得势，也有相当数量的近卫军长官因作恶多端，为千夫所指。然而，近卫军长官职位毕竟有自身的特殊性，能够恪尽职守，忠诚皇帝，辅佐帝王的近卫军长官亦不乏其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哈德良在位期间的近卫军长官图尔波。狄奥·卡西乌斯对图尔波的忠诚有比较详细的描述[230]。然而，纵观罗马帝国历史上各色近卫军长官，类似图尔波者凤毛麟角，更多的近卫军长官借助手中的权势呼风唤雨，或野心勃勃，觊觎王位，或制造事端，杀君弑主，令帝国屡陷危机。

近卫军长官的权势、地位炙手可热，诸多“与生俱来”的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前文所述，奥古斯都创建元首制后，近卫军长官逐步权势熏天，与其他高级官吏相比，近卫军长官因控制唯一一支驻扎罗马城的“常备军”——皇帝权威的主要支持力量，加之获得了几乎所有司法权，权势自然日渐强化[231]。因此，与皇权的密切关系决定了近卫军长官“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大的影响”[232]，是其他任何帝国官吏无法企及的官职。尤其是近卫军长官一人独掌近卫军大权时，堪称无冕之王，如提比略手下的塞亚努斯、塞维鲁斯手下的普劳提亚努斯等。佐西木斯曾经指出，近卫军长官的尊贵仅次于皇帝。显赫的权势与地位，助长了许多近卫军长官的骄横，一些野心膨胀的近卫军长官则依恃自己的权势地位和近卫军，参与帝位更替，正常的帝位传承多次被近卫军长官打破。

近卫军长官的特殊身份与地位是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决定的：

第一，借助皇权。近卫军长官使命重大且在皇帝身边，皇帝考虑人选时，自然会顾及、选择嫡系、亲信，不仅要赋予近卫军的指挥权，而且应给予近卫军长官有超出他人的信赖与支持。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借助皇权，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肆无忌惮者大有人在，对皇帝的各种消极影响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例如，古典史家认为，尼禄荒淫无道，与手下的近卫军长官路福斯有直接关系[233]。康茂德手下的近卫军长官塞克斯图斯·提基迪乌斯·佩伦尼斯（Sextus Tigidius Perennis）是另一个典型的事例。康茂德统治期间，这位昏聩君主对帝国政务毫不关心，悉数交由近卫军长官处理[234]。近卫军长官借助皇帝的信任，权势、地位让其他所有官吏望尘莫及。塞维鲁斯统治帝国时，近卫军长官普劳提亚努斯（Plautianus）为其宠臣，把持近卫军长官大权长达10年之久，甚至他的女儿也嫁给了皇帝的长子[235]。卡拉卡拉统治时代的近卫军长官普劳提亚努斯即是这位皇帝的岳父——帝国历史极为罕见。通过姻亲保障，近卫军长官权势进一步巩固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皇亲国戚。近卫军长官成为帝国最具影响力的官职，关键在于皇帝与近卫军长官之间的密切关系，有西方学者认为，近卫军长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堪比独裁官与骑兵长官之间的关系[236]。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帝国历史上出现了多位权势重大的近卫军长官：提比略手下的塞亚努斯、韦伯芗手下的提图斯、尼禄手下的提盖利努斯等。借助皇权，近卫军长官俨然成为“百官之首”，为所欲为，似乎“顺理成章”。

第二，借助近卫军的力量。近卫军长官权势迅速膨胀，除了仰仗皇权外，借助近卫军的武力威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握有近卫军指挥权柄，难免会刺激近卫军长官野心的萌生、滋长，不满足于近卫军长官的职位，甚至逐步萌生取代自己的主子——皇帝的要求。68—69年，曾历任尼禄、伽尔巴两朝近卫军长官的萨比努斯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2世纪末以降，此起彼伏的各种争夺王位的内战，使近卫军的作用与地位前所未有，指挥这支军队的近卫军长官的重要性也随之超过先前。近卫军存续的数百年间，多位近卫军长官率兵起事，推翻皇帝，自己取而代之，问鼎王位[237]。这些史实从一个侧面，比较深刻地说明了近卫军长官权力和野心之间的关系。至于直接、间接参与帝位更替，在帝位争夺中支持、帮助他人获得皇权，近卫军长官中亦大有人在。“由于掌控唯一一支驻扎首都的重要军事力量，在王位更替过程中，征得近卫军长官的同意是非常必要的，并为克劳狄、伽尔巴和多米提安的登基所证实。”[238]从理论上讲，近卫军长官需要向元首、皇帝负责，并且必须保持对元首、皇帝的忠诚。然而，数百年历史上，近卫军长官多次背叛自己的主子，“从一而终”的近卫军长官所占比例不高。当近卫军长官对主子的忠诚化为乌有时，元首、皇帝的命运自然凶多吉少。那些权倾朝野的近卫军长官或为利益所动，或自己野心膨胀，或直接参与争夺王位的兵变，或取而代之；既可将当朝皇帝送上黄泉路，也可将自己的“人选”推上王位。数百年帝位更替过程中，近卫军长官不止一次扮演内战、兵变始作俑者的角色。和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并无本质差异，近卫军长官总体上的作用是消极的。特别是借助近卫军每每参与帝位更替，使近卫军长官成为“皇帝制造者”[239]，在皇帝拥立时举足轻重的作用[240]，经常让正常的帝位传承充满“变数”。近卫军的军事实力足以让近卫军长官胆大妄为，乃至左右皇帝的命运。

第三，近卫军长官终身任职[241]及其“跨朝代”性。近卫军长官设置之初，奥古斯都便允许其终身任职[242]。帝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迭，王位总有易主，但大多数时候，近卫军长官并未因皇权更替而失去自己的官职，“一朝天子一朝臣”似乎对近卫军长官并不适用。罗马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成为两代权臣，乃至三朝元老者不乏其人。某种意义上讲，近卫军长官的地位比王位更具有稳定性或恒常性：皇帝可以被军队或近卫军推翻，近卫军长官却能稳坐官位，安然无恙。近卫军长官的终身任职使近卫军长官依然会成为新皇帝的宠臣或心腹，新君主出于统治需要，以近卫军长官为嫡系亦属正常。尤其在王位更替过程中，有时近卫军长官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地位、权势更彰显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不仅在推翻旧王朝过程中“功勋”卓著，成为新皇帝必须依赖的对象不足为奇。至于近卫军长官为什么违背罗马传统，终身任职，蒙森认为，是皇帝个人对近卫军长官格外信任，任职期不应短暂[243]。

第四，皇帝自身因素创造了客观条件[244]。近卫军长官的权势、地位起伏与皇帝有直接关系，与皇帝掌控近卫军的能力成反比：当皇帝处于强势地位时，近卫军长官则俯首称臣（以“五贤帝”为代表），无敢造次；反之，皇帝耽于声色犬马，疏于朝政，或软弱无能，或由近卫军拥上王位，近卫军长官则乘机得势，并可随意置皇帝于死地（康茂德等皇帝为代表）。罗马帝国历史上，真正的贤君明主寥寥无几，无形中为近卫军长官得势创造了条件。

近卫军长官的特殊地位，以及与宫廷的密切关系，卷入宫廷内部权力斗争事件时有发生，且有胜有负。比如，提比略当政期间，权倾朝野的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参与了提比略与皇后老阿格里品娜之间的宫廷纷争；卡利古拉统治时期，近卫军长官马克罗即与阿格里帕有牵连。还比如，尼禄生母小阿格里品娜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在近卫军中发展同盟者，发现布路斯对自己有用，值得信赖，便举荐他担任近卫军长官[245]。多米提安则死于皇后多米提娅（Domitia）与近卫军长官隆尼乌斯·赛昆杜斯（Petronius Secundus）、宫廷管家帕特尔努斯相勾结的谋杀。时隔将近100年之后，近卫军长官参与的宫廷纷争闹剧再次上演，康茂德死于宠妃玛西娅、近卫军长官莱图斯、宫廷管家伊莱克图斯共同参与的谋杀。塞维鲁斯当政期间，第二任妻子茱莉亚·多玛（Julia Domna）与近卫军长官普劳提乌斯矛盾尖锐。多玛自知不是近卫军长官的对手，主动退避三舍。类似事例说明，近卫军长官的特殊实力和地位，常常为不同的宫廷势力所依恃。

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确有骄横不羁之时，但命运最终把握在皇帝手中，面临“伴君如伴虎”的险境也是常有的事情。在各种凶险的政治斗争中，近卫军长官得势之时，荣耀至极；有时也会成为牺牲品，遭杀戮、被罢黜。众所周知的塞亚努斯不可一世，但危及皇权时，为皇帝所不容，最终厄运难逃。还比如，卡利古拉杀死了近卫军长官马克罗；克劳狄在位13年，近卫军长官几易其位，前后更换了5名近卫军长官，不止一人死于非命。继承克劳狄王位的尼禄，在位仅仅14年，前后更换了4名近卫军长官，显然不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近卫军长官布路斯曾鞍前马后服侍尼禄，但最终还是被尼禄害死[246]。历史学家宣称：“在朱里奥—克劳狄王朝，近卫军长官并不是一个高薪赋闲的职位。在17名近卫军长官中，有6人在任期间被处死或遭杀戮，2人后来被处死……。”[247]康茂德统治期间，为同元老院争权夺利，求助于军团和近卫军，近卫军长官“一再被处死，被罢黜，久而久之，担任这一职务就真像进了鬼门关一般……。”[248]因此，近卫军长官也是一个有风险的官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危险时有存在。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由如日中天的权势巅峰，跌入死亡深渊的事例屡见不鲜。

近卫军长官绝非一直在罗马城养尊处优，在特殊历史时期，也会被皇帝派往边境前线，和军团将士一样，浴血奋战。克劳狄当政期间，曾带领近卫军长官前往不列颠，并获得了举办凯旋式（ornamenta triumphalia）的荣誉[249]。这在近卫军长官中是极为少见的。图拉真在位期间，近卫军长官远离罗马城，跟随皇帝参与对外战争[250]。图拉真的近卫军长官不仅在达契亚前线服役，而且曾负责与达契亚国王戴西巴鲁斯（Decebalus）谈判事宜。哈德良手下的近卫军长官，也是他的军事顾问图尔波长期驻扎在同帕提亚人和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的作战前线[251]。169—175年、178—180年，近卫军两次陪同奥莱利乌斯前往北方战场，两名近卫军长官殒命沙场[252]。翻阅近卫军的历史不难发现，近卫军及其长官对帝国贡献的积极影响十分罕见，在前线浴血拼杀，战死疆场的事例除了前述几位，或许别无他人。

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着手削弱近卫军，同时也着手削弱近卫军长官的权力，削弱其政治影响。“戴克里先将帝国分为西方拉丁和东方希腊两部分，近卫军长官只负责国内事务和司法、税收。形同‘副皇帝’［vice-emperors（vice sacra）］，在预算、税收、公路管理、邮政、城市食物采购等方面握有非常大的权力，并在庆典仪式上享有帝王待遇。”[253]从表面上看，近卫军长官依然“风光无限”，实则“明升暗降”，戴克里先重新组建了类似近卫军的宫廷卫队，原有的近卫军已不再被赋予保卫皇帝和皇室安全的使命。继戴克里先之后，君士坦丁则彻底改变了近卫军长官的军事性质。

帝国历史上，近卫军长官固然权势重大，但在帝国常设[254]高级序列中并没有近卫军长官一职，故此，有人把近卫军长官称为“准高级官职”[255]。这既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也是近卫军长官特殊性质决定的。在罗马帝国政治舞台上，“准高级官职”——没有进入常设高级官职序列的近卫军长官，权力、地位丝毫不比其他进入高级官职序列的官吏低下，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为其他常设各高级官职望尘莫及。